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懶活


Edvard Munch, Melancholy,1894.
(上一篇:〈誘惑〉

這個時代又忙又急,它唯一的優點是: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過生活。這時代的信念是:各自各精彩,河水不犯井水,你追逐你的幸福,我追逐我的快樂。只要不是作奸犯科、有違法紀,或影響到整體社會福祉,對於別人怎樣過他的人生,我們通常懶理。

社會改革家或會暗暗鄙視享樂主義者無貢獻,享樂主義者也會暗暗取笑改革家自討苦吃,但他們都尊重對方的選擇,從不置喙或批評一句。但有一種人,卻是改革家或享樂者或一般人都同樣看不過眼,會對他極度憎厭和鄙夷的。那就是嘴裡常說著「無所謂」或「是但」、生活得極度乏味的人。我們且稱這類人為「懶活者」。

懶活者,對一切都無所謂,因為他們對什麼皆興趣缺缺,連浩瀚宇宙在他們眼中也是沉悶得要死的東西。他們對任何事物的熱情頂多維持三分鐘。大部分時間,他們沒特別想幹的事,沒特別關注的問題,對一切皆置身事外,對一切皆無感,無愛,也無憎。「嚟嚟去去,咪又係果啲嘢。」這是他們的口頭禪。

表面看來,他們有如看透世情的高僧,但實情他們只是內心空洞無物的犬儒族:習慣以懷疑和不屑的態度看待一切,嗜好是蕩平他人滿腔的熱與火,從中獲得一點安慰。譬如遇上享樂者,他們斥:「浪費金錢。」遇上改革家,他們笑:「癡人說夢。」遇上積極實踐理想者,他們皺眉狠批:「需時太久,划不來!」他們奇怪這些人為何對生活充滿激情。「世界上哪有什麼東西值得投放這麼多的精力?」他們視激情為珍寶,捨不得花在不夠恰當、不夠偉大的事情上,結果他們的激情全都埋進泥土裡,一丁點都沒動用過。

懶活者覺得活著很沒趣,卻從來沒發現沒趣的是他們自己。

因為對什麼都提不起勁,懶活者總是有太多時間,不知如何利用。

有些懶活者會以日常雜務來填塞生活,諸如掃地、洗碗、丟垃圾、到銀行入賬、到超市購置食物、交水電費、收拾家中雜物......這些一般人視為厭惡性的、不得不幹的活兒,他們總是慢條斯理地做著。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做雜務,只是害怕靜下來時,便無法避免要思考自己到底想過怎樣的生活,想達成什麼目標與夢想。

另有些懶活者,則喜歡以工作來填塞日子。上司交托的事項,他們件件都完成得漂漂亮亮。他們是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因為他們很樂於超時加班。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工作,只是不願被看穿他們毫無激情的苦悶人生。

還有一些懶活者,為求掩飾自己的無目標無方向無主見,便按著別人稱道的方式來生活。人們說旅行好,他們便去旅行,人們說進修好,他們便去進修,人們說某行業好,他們便做某行業。其實他們對旅行進修行業什麼的皆談不上愛或恨。別人忠於自己內心,他們卻是空心人。

當世間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設法,攢下最多時間來做熱愛的事情,懶活者卻正好相反。所以人們會說「利用」時間,而他們卻總是說「消磨」時間。你身邊可有如此的懶活者?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誘惑


Edvard Munch, Evening on Karl Johan ,1892.
(上一篇:〈Happy Moment〉
「做人最緊要開心。」仔細想想,這種「快樂主義」哲學之所以會廣受現代人歡迎,根本是勢所必然,因為我們活在有史以來「誘惑」最密集的時代。

「誘惑」挑動人追逐「快樂感覺」,而當四周圍看來只有「誘惑」,沒有其他時,人很容易誤判,以為「誘惑」和「快樂感覺」就是他應該關注的全部。這是「誘惑」障目的時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這話,多少總括了遠古時代的「誘惑」種類──不外乎食欲和性欲的滿足。今天,食與色依然穩佔「誘惑」兩大席位,但在高度商品化和網絡化的廿一世紀,「誘惑」已是種類繁多、無處不在之物,一如城市背景般,緊緊包圍我們。尤其是那些只有一個指頭距離的「誘惑」──隨便click一click,捽一捽,快樂即可到手,門檻極低,不花分毫。臉書和手機遊戲,絕對是這個世代最有特色、且最難抗拒的咫尺「誘惑」。

而能夠跟「網絡誘惑」平分春色,恐怕非「零食誘惑」和「消費誘惑」莫屬。薯片一打開,很難不把整包吃完.....走進超市或商場,很難空手而回.....你或會說,這些平常日子的「誘惑」,列出來實在太小兒科。人們心目中所想像的「誘惑」,是足以教人身敗名裂,或像蛇引誘夏娃般帶來嚴重後果的東西。因此,對於上網、吃零食、亂消費之類,我們總是掉以輕心,甚至根本從沒視它們為「誘惑」,有任何抗拒的必要。「不過是生活的基本樂趣吧!」你大概會說。

在這個隨心而行的年代,誰會為常上臉書而感到愧疚?但看來微不足道的「誘惑」,實足以蠶食滿腔志氣。當你每天用了四、五個鐘頭在網絡輕鬆閒逛,等於每天少了四、五小時光陰,去完成其他對你更重要的事。當你一口氣吃完整排朱古力,等於破壞了你曾許下的健康生活承諾。當你忍不住買下大堆奢侈品,等於要延擱未來的進修計劃......一旦滿足「誘惑」變成習慣,我們竟不知不覺放棄建構自己未來的主導權。逗留在「誘惑」泥沼裡的時日越久,意志便越散煥。惰性取代積極,最後墜進「越快樂,越墜落」的圈套。小「誘惑」可以導致的大「惡果」。

如果不願過墜落日子,或許是時候開始認真對待「誘惑」,學習自制。

有些人認為自制能力是天生的,不可能學。譬如那個著名的「棉花糖」心理學實驗便發現:那些能夠控制自己不吃掉眼前那粒棉花糖、好等待十分鐘後獲得兩粒棉花糖的四歲小孩,長大後仍是非常自律的人,能夠抗拒各種誘惑,專注達成自己的目標。至於心急吃掉一粒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後很多都上不了大學,甚至會吸毒、犯事。

「棉花糖」實驗結果,跟我們一貫相信的「三歲定八十」民間智慧很相似。難道自制能力確是天生的,而且會決定畢生命運?但「天性說」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西方崇尚自由發展、反對限制孩子行為,因此四歲時不太自律的孩子,根本不會有學習自制能力的土壤,唯有天生自律的孩子,才會繼續保留這個性格特徵。

一個更加貼近我們日常觀察的理論是:自制力像游泳般是一種技巧,多作練習,自必熟能生巧。而「棉花糖」實驗裡自制小孩的一些做法,正好提示我們如何練就「自制力」。

實驗裡,忍著不即時吃掉棉花糖的小孩,其實擁有兩種能力:在腦海比較「即時滿足欲望」和「延緩/拒絕滿足欲望」所導致的兩種未來(一粒棉花糖VS兩粒棉花糖)的能力,和積極拒絕當下誘惑的能力。據實驗者的觀察,自制小孩都會各施各法,去避開當下誘惑,做法包括:用雙手遮蓋眼睛(看不到棉花糖,便不那麼難受......),和分散注意力(看看房間裡其他陳設,便可暫時忘記棉花糖......)

「不要看」,和「想想別的事」,不就是最好的抵抗「誘惑」方法嗎?小孩如此,大人也一樣。而比起實驗室小孩,我們可以「想」的「別的事」更多,包括曾為自己訂立的大大小小目標。下一回,當你又心癢癢想打開臉書之際,且嘗試離得電腦和手機遠遠的,和認真想想近來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上帝的石頭


Michelangelo, The Creation of Adam
(上一篇:〈無因之因〉)

1.

古往今來,任何關於創世的理論,若涉及「善良」的「創世者」,便必然會面對「惡為何存在?」的反詰。

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尤其令人不解:他既然全知,理應在創造宇宙萬物之前,已曉得一切的發展、變化和終局。他既然全知又全善,則為何忍心世界在發展的過程裡充滿天災、人禍、仇恨、殺戮,使他創造的蒼生飽受痛苦折磨?況且,他還是全能的,他設計的宇宙藍圖應該是最好的......

基督教神學家很早已發現他們必須解決「the problem of evil」,否則信仰無從說起。生於公元354年的奧古斯丁(Augustine)是早期認真思索「惡」的神學家,他尤其關心人類作的「惡」。奧古斯丁給的答案屬典型的「free will defense」模式:因為上帝賜給人類自由意志,人類卻沒好好使用,才導致「惡」的出現。

我們可以將奧古斯丁的論點加以引伸:全善的創世者,其實早知世界會變成如今這般糟糕(他是全知的,一定料到人類會誤用自由),但因為他相信再糟糕的世界,都勝於人類全沒抉擇能力、像機械人分毫不差地依照預設「程式」行動的世界(他是全善的,一定會選出最好的宇宙設定),所以權衡輕重後,他還是決定保留人類的「自由」,同時附送「惡」── 一個不太討人喜愛的「贈品」。

雖然進化論早已指出人不是被創造出來,而是進化而來的,但這跟「free will defense」的觀點並不抵觸,因神學家仍可假設,由猿進化成人,乃上帝預早的安排,〈創世紀〉寫六日造世,只是文學象徵手法。

但奧古斯丁的解答,對現代人來說仍是非常欠說服力,因為如今世上的「惡」,比奧古斯丁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甚至瀕臨失控地步:兩次世界大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滅絕屠殺、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中國的十年文革、兩伊戰爭、八九民運、九一一世貿恐襲、巴黎連環恐襲、伊斯蘭國勢力急速擴張、歐洲難民流離失所......試問一個「全善」的創世者,怎可能同意這麼多「惡」皆是必需的?眼前的世界,怎可能是最好的設定?難道我們都要接受Richard Swinburne一類宗教哲學家的說法:「If my suffering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reator can give you that choice, I too am in this respect fortunate(如果我的痛苦能成就你的自由抉擇,我很幸運)」?

「惡」在蓬勃滋長,令「全善創世者」的想法顯得荒謬可笑。我便寧願相信科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宇宙創生假設:宇宙之初,只是一個點(稱為「奇點」,也是時間的起點)。這個非常熱和密度無限的點,因某些原因開始膨脹,於是星系漸漸形成,它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但宇宙不會無限膨脹,去到某個階段,她會開始收縮,星系之間的距離亦越縮越細,最後,宇宙變回一個點,然後再膨脹.......

宇宙重複地漲大縮細再漲大縮細......宇宙若有「創造者」,他肯定不是善類;創造於他,只是過癮好玩而已。

2.

「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無法解釋世界的「惡」為何存在,那麼「全知、全能,但不太善良的創世者」會較好?但單單是「全能」這個概念其實已內含邏輯矛盾。譬如我們應如何回答:「上帝能否造出一塊自己無法舉起的石頭?」

「石頭問題」是個全能悖論(omnipotence paradox)。「全能者」若不能造出該石頭,代表他並非「全能」;「全能者」若能造出該石頭,但因為他不能舉起石頭,因此他並非「全能」。換句話,無論造不造得出那塊石頭,他都不可能是「全能」的。

「石頭問題」是最常被引用的全能悖論例句,但我們亦可以將問題換上不同內容,而不改其矛盾本質,譬如我們可以問:「全能者能否造出一件他吃不完的芝士蛋糕?」、「全能者能否造出一座他無法摧毁的大廈?」、「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條他無法跨越的水溝?」、「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本他自己看不懂的書?」等等。

所有這些問句,都暗含了兩個相互矛盾的項目:「X能做所有事」(全能)和「X有做不到的事」(舉不起石頭)。假如X是受邏輯規限的生命體,他肯定不能同時符合此兩項目,因為它們邏輯上矛盾。但若X不是普通人,而是上帝,他仍受邏輯律限制嗎?「全能」是否包括邏輯上不可能的行為?

小時候我們都聽說過「自相矛盾」的成語故事。故事中的小商販聲稱「我的矛無堅不摧」,同時又說「我的盾可擋萬物」,好事者於是問:「假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何後果?」我們知道,後果一定是其中一方會被摧毀,因為「無堅不摧」和「可擋萬物」不可能同時為真,小商販的「商品說明」純屬吹噓。但上帝呢?他是否能超越邏輯,在邏輯之外?

這等於問:如果宇宙真有「創造者」,他除了創造天地萬物,是否還創造了自然定律、數學定律、邏輯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應該不受邏輯律限制?但人類一直視邏輯律為永恒真理之一,創造者怎可能在「真理」之外?如果真有「創造者」,在他世界裡,2+2還是否等於4?三角形的三隻內角,還是否等於180度?

關於「全能」的討論,似乎不比「全善」問題更易處理。

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Happy Moment


Miro,"The beautiful bird deciphering the unknown to a loving couple"
(上一篇:〈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1.

雖然很多哲學家看來不愛吃人間煙火,但並非所有哲學家都對俗世幸福不感興趣。假若我們花點時間,開列出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對「幸福」的看法,會發現這份列表非常奇特。它看來就像兩個敵對陣營,在陳述著截然矛盾的觀點,怎樣看也不像同類。

首先是甲陣營。

孔子說:「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在陋巷裡,吃著冷飯,喝著清水,別人看來貧賤,自己卻樂在其中,這就是幸福。」
老子說:「看透世情,過著平淡知足的簡樸生活,這就是幸福。」
孟子說:「在必要的時候,捨棄生命,換取公義,這就是幸福。」
愛比克泰德說:「外在環境和欲念絕不影響我,徹底自由地作出抉擇,這就是幸福。」

然後是乙陣營。

伊壁鳩魯(Epicurus)說:「幸福就是,盡量避開肉體的痛苦,達至舒適愉悅。」
休謨(Hume)說:「幸福就是,聰明地運用理性,達至欲望的滿足。」
邊沁(Bentham)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
穆勒(Mill)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雖然我較喜歡知,性活動帶來的愉悅。」

甲陣營認為,「幸福」源於自我約束和品格完善。它跟外在環境毫無關係。

乙陣營認為,「幸福」源於滿足欲望所帶來的快樂。它直接受外在環境影響。

毫無疑問,現代人大多站在 「乙陣營」的隊尾,視「快樂感覺」為最有價值之物。無論當下在追逐的是愛情、事業、金錢、權勢或任何東西,大部分人所欲求的無非是快樂、開心。在「乙陣營」的成員眼中,世上唯一擁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good)的東西,只有「快樂」,其餘一切,都只是獲取「快樂」的法門。

這是一個高度肯定「快樂」的時代。就算不是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我們也不可避免是「happy moment」的信徒:期望在短短幾十載人生,累積盡量多的「happy moment」。這樣,當生命走到盡頭,我們回顧一生時,那種種「happy moment」,將讓我們感到此生無悔。


2.

「做人最緊要開心。」這肯定是街頭巷尾最常聽見的philosophical statement。

其實「快樂至上」這種想法,就如病菌般,長期潛伏在生活每個角落,等我們接收。簡單如扭開電視,映入眼簾的便盡是宣示「happy moment」的華美影像:嘆一客早晨全餐,真快樂;穿流線型跑鞋跑步,太快樂;買個名牌手袋,極端快樂......

打開手機,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吃韓燒的「happy moment」、看電影的「happy moment」、學夏威夷小結他的「happy moment」、在主題公園一家共聚的「happy moment」......社交網絡上,盡是親朋戚友在圖文並茂分享的,盡皆是食嘆玩帶來的瞬間快樂感覺。

臉書,像一張我們樂於向他人展示的人生CV,而「happy moment」則是用來豐富CV的關鍵要素。臉書,呈現了這世代人們對「幸福」的主流看法:「happy moment」越多的人,其生活就越是美好。

將「快樂」視作人生最高追求,哲學家稱呼這種看法為:快樂主義(Hedonism)。

曾經,「追求快樂」被視為沒大志,可現在,「追求快樂」已成了很多人的大志。人們最常用作支持「追求快樂」的理由是:「求樂避苦,是人性嘛。壓抑天性,會黐線架!」在快樂主義者眼中,什麼都需要理由,唯獨快樂不需要理由,因為趨向快樂是人的本質,就像趨向陽光是植物本質一樣。因此對快樂主義者來說,「幸福」只是個「技術性問題」──既然人求的只是「快樂」,而大部分「快樂」可用金錢買得,那麼人生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如何賺取更多金錢?」

至於甲陣營所講的品格、美德、生命提煉之類,快樂主義者認為根本out of the question。「這些是宗教家的事務,怎可能跟我的快樂拉上邊?」他們會如此回答吧。

3.

人越快樂,便越幸福。這是現代最流行的幸福哲學。

回顧西方哲學史,最先想到系統化地「量度」快樂的,是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邊沁本是牛津大學法律系高材生,他之所以對量度「快樂」感興趣,乃因他想改革當時英國法制。他問自己:「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法制,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但要回答此問題,卻必須先解答一條更根本的問題:「組成國家的人,所追求的生活目的又是什麼?」

邊沁想到的答案很簡單:人追求的是快樂感覺。求樂避苦,僅此而已。

為了準確量度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邊沁還發明了「快樂微積分」(Felicific Calculus)。計算方法很簡單,只需將行為可能(為任何人)帶來的愉悅(pleasure)減去可能帶來的痛苦(pain)。愉悅和痛苦的強度、長度、肯定程度等,亦要計算在內。

邊沁將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稱為「效益」(utility),能帶來最大快樂(效益)的行為,就是對的行為。「It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t is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如此說來,「累積」最多快樂的人生,就是選擇最正確的人生?不過邊沁構想這套理論時,最關心的並非那些只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為,而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行為,包括政府的法令。譬如據當時英國法律,偷竊罪要判死刑,這令法官經常判偷竊者無罪。邊沁認為,若將偷竊判刑改為坐牢,想偷竊的人衡量過行為或會帶來的痛苦後,便不會輕舉妄動,這樣便可改善整體社會治安,提升所有人的快樂。

當日邊沁為關注整體社會幸福而構想的理論,現在卻成了很多人評斷個人幸福的標準。

4.

無可否認,快樂感覺真棒。在不太刺眼的太陽下,於大海暢游;在安靜的房間裡,讀一本好書;炎夏的冰凍啤酒;香氣四溢的牛肉麵;運動後的冷水花灑浴;睡到自然醒的假日;隨心所欲的長途旅行等等。如此種種快樂,誰不喜歡?而且人類DNA亦早已埋下對快樂的需求。

但人的本質是如此,卻不代表人只能跟從本質而行。一隻螞蟻不用思考便知道牠該怎樣活法,因為牠總是按著螞蟻的本質行動,牠沒得選擇。然而一個人卻必須經過思考,才能決定自己該怎樣活。人不像螞蟻,他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偏離本質而行的物種。也就是說,我們有得揀。快樂主義卻誤解了人類與本質的關係。

快樂主義的另一嚴重理論缺憾,是它將人類一切行為,皆視為獲取快樂的手段或工具。但到底我們是因為想得到快樂,而去做某件事?還是因為做了某件事,而順道獲得了快樂?

曾經在電視看過一個街頭訪問。被訪女孩說:「點解拍拖?因為想開心囉。」她答得順口,我卻不免大吃一驚:從何時開始,戀愛不再是為了覓得互相扶持、一起生活的伴侶,只是純粹找樂的行為?若戀愛只求快樂,一旦對方發生嚴重意外,無法逗你快樂、送你禮物,豈不立時要分手?

假若一個運動員是快樂主義者,只為獎牌帶來的快樂而鍛鍊,當他失落獎牌時,豈不立時要改行?假若一個知識分子是快樂主義者,只為榮譽帶來的快樂而著書立說,當他的書無人問津時,豈不立時要封筆?假若一個普通人是快樂主義者,只為快樂的感覺而活,當他面臨重大困境時,豈不立時要了結生命......

快樂主義,實含有非常嚴重的認知偏差。人生於世,值得追求的豈止快樂感覺而已?突破自己、求取真理、跟所愛的人甘苦與共等,這些東西皆值得追求,皆不需理由。很多東西都擁有內在價值,它們有時也順道帶來快樂,有時卻不。

5.

當然,篤信「快樂主義」的人並不會輕易改變看法。他會反駁:「你可將真、善、美視為你的人生目的,為何我不可將快樂感覺視為我的人生目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想像一種極端情況:假如「happy moment」越多便越「幸福」,那麼腦袋長期處於「happy status」,應該便是最理想的人生吧?美國右派自由主義者Robert Nozick正正問了這個問題。

Nozick提出了著名的「experience machine」思想實驗:假設有一部機器,只要將它跟腦部連接,便可令人產生「我正在做最喜歡的事,同時感到異常快活」的感覺,譬如以為自己在「吃龍蝦大餐」、「跟夢中情人幽會」、「讀一本好書」、「和朋友談天說地」或「環遊世界」等。我們假定,這部機器設計精妙,使用者將完全無法察覺眼前所見是幻覺,所感受到的「happy moment」亦跟真實世界無異,你願意一生一世和這部機器連在一起,永遠「happy」嗎?

Robert Nozick於三十年前提出這個思想實驗,其時尚未有virtual reality科技,現在「experience machine」隨時可以成真,問題可以改成:你願意一世戴著VR眼鏡享受極端真實的幻覺提供的快樂感覺嗎?

如果你感到猶豫,那麼「幸福」或許不僅只是「快樂感覺」的堆積了。比起感覺,你更著緊自己是一個行動者吧?你會期望自己能對世界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而不是純粹「自我感覺良好」地走過一生?

事實上,若「求取快樂」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求取意義」又何嘗不是?Happy moment令當下一刻明媚燦爛,渾身舒暢,但若若沒有統攝整個人生的目標,你又如何投入於每個快樂時刻?零零碎碎的happy moment,如何能夠安頓人對自我主體和創造力的關切?(修改於2016年8月7日)

2016年7月1日星期五

從心所欲不逾矩:專訪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1.

有些音樂家,未必是你一生中最愛,卻很可能曾在最初引領你跨進古典殿堂、懵懂感知何謂音樂之美。

記得多年前初聽古典時,我跟很多人一樣由討人喜愛的柴可夫斯基入手。那時買了一張廉價翻版CD,裡面的鋼琴協奏曲彈得燦然生輝,於是順藤摸瓜聽了Mussorgsky、Rimsky-Korsakov等俄國作品。很多年後,我才留意到那張CD的演奏者,原來是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阿殊堅納西堪稱「錄音等身」(三年前Decca推出「50 Years On Decca」Box Set,紀念跟他半世紀的合作),以鋼琴家和指揮家身份灌錄過無數唱片。但相信不少中年古典迷跟我一樣,習慣將Ashkenazy歸入「導論式」音樂家。曾經遇上,卻非終極觸動。

不過正如黎明化解「關公」危機後令人刮目相看,2014年,很多香港樂迷也對阿殊堅納西有了新看法。當年十月,正值雨傘運動之際,阿殊堅納西本擬來港擔任「第四屆香港國際鋼琴大賽」(蕭邦社主辦)的評判團主席及決賽音樂會指揮(由香港管弦樂團伴奏)。其後主辦者臨時取消比賽,阿殊堅納西竟主動提出不收酬金,與「港樂」舉行兩場免費音樂會。這兩場「獻給香港的禮物(A gift for HK)」音樂會,當時被媒體詮釋為「大師撐傘運」之舉。

近日,阿殊堅納西再度訪港,趁此良機,我訪問了這位年屆七十八的巨匠,順道了解兩年前的事。指揮家身型矮細但說話有力,講到著緊處還會捏著我手臂。雖然兩度忘記細節要離座「找太太問清楚」,但他清楚表明:「當時,我只是想顯示樂團的生命力。It was simply to help the orchestra, to show that they can still do something in spite of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如此說來,我們是自作多情了?音樂家關心的始終是音樂。不過大師卻透露了一件令他氣憤至今的事:「鋼琴比賽主辦者得知我和港樂舉行免費音樂會,竟生氣了,她說:we no longer welcome you to be the jury head!」其後雖有評審欲挽留,但這位性情中人已心淡,再無興趣和蕭邦社拉上任何關係。(蕭邦社今年的評審名單,已找不到阿殊堅納西的名字)

古典江湖的恩怨,小薯如我沒資格評論,但阿殊堅納西的處事方式,卻足以反映其人之坦率。

2.

雖然有些樂評人不喜阿殊堅納西的演繹風格(「欠缺個性」是常見用語),但他早年的鋼琴錄音其實不俗。譬如我曾擁有的那張翻版「柴記」CD,應是1963年他赴倫敦演出並決定不再返回蘇聯祖國後,由Decca推出的錄音。他彈其他俄國浪漫派作品也值得一聽。法國鋼琴家Jean-Efflam Bavouzet曾經憑Prokofiev協奏曲全集奪得「2014 Gramophone Award(concerto category)」。他便說過,Ashkenazy和Richter的版本,是他最推崇的。

阿殊堅納西這次來港,帶來的正是Prokofiev(第三鋼琴協奏曲)。擔任獨奏的年輕鋼琴家Behzod Abduraimov,七年前憑此曲贏得倫敦鋼琴大賽,早被視為「浦羅哥菲夫達人」,加上阿殊堅納西這老一輩「達人」擔任指揮,令人期待。

回溯歷史,阿殊堅納西能夠成為古典界長青樹,跟「時機」不無關係,因他是最早期「投奔西方」的一批蘇聯藝術家,這亦成了他的永久印記。1962年,他(在共產政權脅逼下)參加了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獲得冠軍(與美國的John Ogdon共享冠軍銜),翌年卻突然跟冰島裔妻子出走西方;在美蘇冷戰年代,此事的震撼性可想而知。

提起「出走」往事,大師仍歷歷在目。不過跟我們對「變節」的想像不同,他的出走,原來是一次「臨時」決定,「主謀」則是妻子Thorunn。「收到倫敦的演出邀請後,我向文化部提出,讓妻子陪我一同前往,因她曾長居倫敦,熟識情況,況且前一年也曾隨我到美國演出。」然而成行之日,當局卻只肯發出鋼琴家的出境visa。「你知道嘛,妻子跟我結婚時,當局迫她放棄原來的冰島國籍,宣誓成為蘇聯公民,否則我的演奏生涯便完蛋。那時政府向她保證:『放心,蘇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最終妻子的visa獲批,可趕及看丈夫的倫敦debut,但她已對共產政權信心已失。她憤然跟丈夫說:「我們不要回去!」

妻子這句話,改變了阿殊堅納西往後的命運。

或許因Thorunn是外國人,「出走」事件後當局沒擺出強硬態度,阿殊堅納西還曾返蘇演奏,「直至某次演出後我的visa被拖延,才下決心不再回國。」是的,這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我們都懂。「連蘇聯附近的東歐國家我也不敢去!譬如波蘭吧,我雖贏過蕭邦鋼琴大賽第二名(1955年),但卻絕不敢踏足波蘭開音樂會。」1972年,阿殊堅納西正式入籍冰島,現居瑞士。說起如煙往事,音樂家眼角有淚,以手掌掩臉......


Itzhak Perlman和Ashkenazy合作的
貝多芬《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是至今聽過的最佳版本。
3.

近廿多年,阿殊堅納西以指揮為主,鋼琴演出為副,近年則只在兩個兒子(Vovka是鋼琴家,Dimitri是單簧管演奏家)的音樂會上演奏。觀眾再無緣得見他彈大型協奏曲的風采。

在古典界,由鋼琴家過度到指揮家的有好幾位,Ashkenazy、Mikhail Pletnev、Daniel Barenboim,都是難得的「兩棲」音樂家。鋼琴家是如何變成指揮的呢?原來阿殊堅納西從小便熱愛管弦樂,「小時候,我聽的樂團音樂會比鋼琴獨奏會還多!很多曲目都了然於胸。」

移居冰島後,因丈人(也是指揮家)擁有一隊小樂團,他順理成章試著指揮,沒想到效果甚佳。「由始至終,我都沒真正學過指揮。但我有很多指揮家朋友,會教我一些竅門。」彷彿命中註定,八十年代初,其經理人Jasper Parrott同時也是New Philharmonia(即現時的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經理人,他因而獲得更多指揮機會。如是這般,「指揮家阿殊堅納西」慢慢冒起,曾任捷克愛樂樂團、NHK交響樂團、悉尼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也和多國際樂團保持緊密關係。

姑勿論阿殊堅納西是否你喜歡那杯茶,他對音樂的熱誠,確令人動容。他在訪問裡講過:「我喜歡音樂,但最初並沒想過自己會成功。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沒有它,比起事業什麼的,這才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不禁想起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喜歡便去做,我想,阿殊堅納西已邁進這種化境。十分期待他的指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