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東京書店小旅行(一)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神保町古書街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
第四天/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原文連結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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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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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沒有注釋,也是一種姿態


近月事忙,沒太多時間靜下心來讀書,因而退求其次,不時到太子「我的書房」淘些舊書取樂。不知不覺,竟淘了好幾本不同時期在大陸和香港印行的魯迅作品集。

當然,在香港是不太可能淘到珍貴初版本的,但能偶然淘得書況良好的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單行本(見上圖),也算一樁賞心樂事。

個人認為,此版本的設計甚是簡潔清麗。封面是白底配淺米色條紋,上印有魯迅側面浮雕頭像、草綠色宋體書名和小巧的魯迅簽名。扉頁之後,是彩色印刷的原版書影。

這套書,在魯迅病歿三十多年後面世。彼時,文革接近尾聲,劉少奇和林彪皆已身死,而「魯迅」則被毛澤東政權徹底「改頭換臉」:原來的猶疑、不安與悲觀個性全被抹去,剩下的,是一個任何時候皆高舉匕首與投槍向「階級敵人」衝鋒陷陣的模範「打手」形象。也就是說,當這套書出版之時,「魯迅」已成共產黨肆意利用的文化icon,是舉國上下重點學習的對象。(順道一提,魯迅在死前幾年才學懂如何使用「階級鬥爭」這一馬克思主義jargon。不少公允的魯迅傳記都已指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對馬克思主義根本興趣缺缺,最後幾年的「左傾」,很可能是為了趕上時代潮流、不欲被青年譏笑「過時」之舉。)

這套書的特別之處,正在於它絲毫沒沾上所處時代的政治風貌。在那大談「階級鬥爭」的七十年代初,它竟以如此淡雅的姿態出現。而且,它還是一套沒有注釋的「白文」版。書裡找不到那年月流行的政治詞彙,諸如「偉大的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階級鬥爭」、「劉少奇一類騙子㰻吹的唯心史觀」等等……

這真可謂一個出版的異數。

要知道,七十年代初,全國皆熱中撰寫魯迅文章的「讀後感」。人人都在努力挪用魯迅文句回應「批林批孔」運動,以求迎合政治風向。一套魯迅作品的重印本竟可不含「政治正確」的「注釋」,出版社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說起來,我手上也有兩本七十年代的「魯迅讀後感」文集:中山大學編的《魯迅批孔雜文選讀》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讀魯迅雜文》。裡面當然全是垃圾文章,但經時日洗禮,今天已成了白紙黑字的時代「證物」。讀其內容,還頗能感受到寫作者為生存而不惜順口胡謅的悲哀(稍後有機會再詳談這兩本垃圾文集)。

早幾天,讀到躲齋的《刧後書憶》。裡面恰巧談及他年輕時熱愛收集魯迅作品,卻屢遭抄家散佚的慘痛經歷。而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套重印本,是他在第一批魯迅作品被「抄」走後,重又購回來的「第二代」。躲齋這樣寫道:
文革陡起,紅衛兵闖進家門……結果是不容分說,略丟下幾本『乾淨』的,其餘一律遭劫……
時光轉到1973年,魯迅著作的單行本一冊一冊地出現……白文、無注、橫排,簡樸而雅潔,於是,又喚醒了我的書欲,一一地補進。
惜翌年他再遭抄家,新凑齊的「全集」又遭散失命運。不過這是後話。躲齋對這套沒注解的「白文本」特別喜愛,無他,因經驗告訴他,那年代的注釋都是曲解。尤其1956至58年出版的十卷本「全集」,注釋特別左(應跟當時是「大躍進」有關)。

如今,這套雅潔單行本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古物,但類似的「歪曲某人文章原意,以求達至某政治目的」的做法,卻仍是人所熟知的共產黨「整治」手段。看著手中的舊魯迅集子,能不感慨萬千嗎? 

本文原刊於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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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內山完造與魯迅


近讀《星期日明報》,得知魯迅居於上海期間(即1927年離開廣州至1936年病逝為止)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原來尚有一「分支」在東京神保町,由當年書店創辦人內山完造的侄孫(內山深)經營。

遂記起,幾年前讀過一本內山完造文集,名為《我的朋友魯迅》(香港中和出版社)。書中輯錄多篇內山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短文,內容圍繞他與魯迅相識十載的一些生活軼事。

內山書店今仍在,勾起我對這位魯迅非常信任的日本友人的興趣,便把書找出重讀。文筆談不上精彩,屬平實直白一類,但因寫的是日常跟魯迅相處的吉光片羽,讀來甚有生活感,所以頗能勾勒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來。不過內山完造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樣,有說話客氣的習慣。1935年,魯迅替內山寫的書《活中國的姿態》作序時,便曾直指對方有「多說中國優點的傾向」。他寫魯迅時「隱惡揚善」的可能性因此也很高。

魯迅和內山因書店而相識。1927年,魯迅匆匆離開廣州,抵達上海。當時的他,心情應該很鬱悶,因為是年四月,他在廣州見到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清黨」(除去國民政府內所有共產黨員),連他所任教的中山大學裡,也有一些傾向共產思想的學生遭到逮捕,以至殺害。魯迅好友許壽裳曾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當時情況:「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一問,知道營救無效。」看著年輕學子失踪卻無力營救,與此同時魯迅極為不齒的顧頡剛又快將來到同一所大學任教,魯迅只好遠走上海,居於租界內。因內山書店就在其居所附近,魯迅很快成為書店常客,並和老闆內山熟絡起來。

書中這樣寫道:「(先生)每天去狄思威路的圖書室……午餐時回家一趟,下午兩三點到我的書店來。每次來,肯定都有誰在等待著他,所以他一坐下來便開始閒談交流。」(79頁)與其說這是魯迅最愛逛的書店,不如說是他日常會友之場所,後來書店更替他代理出版與稿費事宜。

魯迅去世當天的上海內山書店
書中最值得細讀的地方,是內山寫他協助魯迅舉辦三次版畫展的始末,以及當魯迅面臨危難時如何替他安排藏身之所,讓他們一家三口躲在自己家中等等。兩人情誼,可謂非比尋常,當魯迅病故,內山更是八人治喪委員會成員之一。

不過內山這個人,有點神秘。他是個消息非常靈通的日本人。書中節錄了一場座談會內容,一位發言者便提到,內山與日本陸戰隊支局有聯繫(226頁)。而當「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被特務殺死時,內山也是第一時間收到風聲。

內山是否一名替日本收集情報的商人?內山在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當時上海的小報曾經言之鑿鑿指斥他是間諜,「月薪五十萬日元,每年情報費五百萬日元」,而魯迅則是他養的「最大一隻信鴿」。不過兩人皆否認其事。

間諜一說,至今仍有人討論(陶傑甚至指魯迅也是日本間諜),不過有趣的是,內山完造老年時原來是一位「中日友好使者」,死後更獲中國政府批准,葬於上海萬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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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

我曾有過的奇技


記得小時候,我是個適應力十分强的孩子。

或許因為,有段時間寄居在外婆家,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所以漸漸練就「在任何環境下也能專心做事」的本領。無論是在用啤牌砌金字塔,或拿著心愛walkman聽卡式錄音帶,或讀著圖書館借來的書,周遭的吵鬧聲於我全然無礙。就如舞台上亮起一圈黃色射燈時,周圍總會暗下來般;當埋首做著自己喜歡的事,客廳的電視聲、家人聊電話的嬉笑聲、廚房的炒菜聲等,通通都變成跟空氣一樣透明和低調的東西,完全不會分散我的心神。後來,就算不再和外婆阿姨舅父同住,當家中只剩我一人時,我也習慣了吵鬧:溫習時若不打開收音機聽著歌,反而什麼也唸不進去。

但這種和「吵鬧」處得極好的能力,卻不知何故漸漸失去。或許人的適應力,真會隨年歲增長而下降?現在,我雖仍喜愛於茶餐廳的嘈嘈切切中讀書寫筆記,卻已無法在播放著高分貝音樂的咖啡店或快餐店集中精神寫作。在家裡,當親人在聽電台節目或大聲講電話時,我也無法視之如空氣般透明無礙,必須躲進房間,把門緊緊閉上。

以前擁有的「奇技」捨我而去,確實有點沮喪。不過,或許這跟適應力無關,純粹是腦袋沒以前靈光,所以需要更高專注度才能蘊釀出一篇文章罷?「奇技」消失,代表腦力的衰退、中年的到臨?無論是哪個原因,既已無法和「吵鬧」做朋友,唯有積極找解決方法。

這幾年,一直嘗試找一些可長期「盤踞」的寫作點。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咖啡店、茶餐廳、連鎖快餐店......據我個人經驗,寧靜而不受干擾、同時窗外有流動影像刺激大腦的處所,是最好的寫作地點。不過至今我還未找到真正合意的地方,像流浪者般總是到處探索。

當然,最好的寫作地點,一定是自家書桌。想翻看什麼書都手到拿來,也不用顧慮儀容衣著,寫累了就倒到床上小睡,腦塞了就到廚房弄點吃的......之前有近三年時間獨居,我擁有非常棒的「自家書桌」,既不怕別人騷擾也不會騷擾別人,所以才能一鼓作氣完成散文集,不過現在又已回到和家人同住的狀況.....

Virginia Woolf曾經講過:「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以前,女性寫作人面對很多掣肘,譬如無法單獨進入圖書館做研究,經濟上亦極依賴男性;然而今天,在租金高企的香港,需要足夠金錢維生和一所安靜房子爬格子的寫作人,又豈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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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吃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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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在某專上學院當兼職導師,教一個學期的「批判思考」課。起初以為,每周教十二小時課(包括lecture和tutorial)會是相當理想的工作安排:一周只需到校兩天,早上教兩小時大課,午膳後教四節導修課,其餘三天便可留給自己,處理出版社雜務和寫點文章。

然而,現實與理想總有落差。

雖然的確是「一周到校兩天,教十二小時課」,但萬料不到的是,負責編排時間表的職員,竟然以機械式平均切割法「2/2/2」來處理我的時間表;換言之,每上兩小時課,他便替我插進一小時的小休。這樣子「分拆」休息時間,驟眼看是「善待」老師(不用連續講四小時課),實情卻是折磨:扣除學生問功課、等候升降機、上洗手間等瑣碎事務,一小時的休息時間根本所餘無多(通常只剩四十分鐘),而我卻必須在這短促的空檔完成午餐,擦淨嘴巴後還得準備好下堂課的筆記。

如果學校有像樣的餐廳,四十分鐘內吃頓飯也尚可接受(畢竟香港人吃飯就是快),但教學大樓裡卻只有一間窩囊的Pacific Coffee,不太遠的宿舍另有一間頽canteen,但要在同學堆中吃飯又不太方便。「四十分鐘內吃完飯」要能可行,唯有自行帶午餐回校了。

每想到,由學校只需步行十五分鐘便是食肆林立的小區,我卻因小休被「分拆」處理,而只能在飄蕩著碳粉氣味的房間裡啃三文治或微波便當時,便深覺自己是「非人性化」學校行政的犧牲品。如果那位編排時間表的職員能將心比己,怎可能排出如此不人道的午膳時間?我是一個需要休息的人,而非可以隨意擠壓、以遷就課室和學生空檔的教學機器呀。

世事就是如此,小失誤,可致大惡果。時間表的小小失誤安排,導致我每周兩天從早到晚無法步出教學大樓,頗有「被囚」之感。「吃飯問題」本來簡單,處理不好,卻是可以影響全日精神狀態的。幸好這只是第一個學期的時間表,若長遠如此,實無法忍受。下回若再有機會教課,定必預早要求兩小時午膳時間,否則本來愉快的工作,也可變得很煎熬。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一個菜鳥臉書專頁管理員的零碎思考



說起來真像笑話:一個平日連手機看多了也眼痛眼累的人,竟決定開一間以臉書專頁營運的出版社,過去四個月,孜孜不倦地為獲取更多讚而竭盡其智。

以前,每當見到有人為推post而讚好自己的貼文,我會覺得好笑:不過是個post而已,何必對虛擬世界的浮沉升降如此在乎?何必將FB看作世界的全部?而現在,笑人者也不得不在乎起FB來了。

不特別喜歡待在臉書上,卻又必得利用臉書來播布或接收訊息。或許,這就是我等有點old-fashioned卻又未敢跟時代脫節的中年人的悲哀吧!

在臉書時代,人們為自己的貼文營造氣勢,已像條件反射般自然,但對慣於低調行事和躲進小樓的我,要不斷「拼命讓人看見」仍是非常不自然的事。不過這不自然和不習慣,卻迫使我反思過去對「寫作」的固有想像。

我向來有點老舊文人頭巾氣。我真心相信文章「有麝自然香」:用心寫出好東西,讀者自然會知道,不用高調宣傳,不用hard sell告訴別人「這裡有好文章!」等等。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對「寫作」的想像:它是自我完善,不是自我吹噓。所以每當聽到有人自稱「作家」,我就會毛髮直豎、雞皮競起;因為自稱為「家」,等於往自己臉上貼金,豈不是最赤裸裸的hard sell?

這種對自我推銷的厭惡,或源自舊時流行的做人態度:重視真本領真功夫,要紥紥實實把工作做好,不靠拉關係、拍馬屁、自吹自擂等旁門左道建立聲譽與名氣。換句話,就是低調地做好本份。

不過自從開始辦「毫末書社」,我發現這種對低調的偏好根本無法和現實接軌。在講究熱絡的臉書時代,低調,會令人寸步難行。假如我徹底低調地管理專頁(很少update、很少回應、很少寫多圖少字post等等),會有什麼結果?Post將會沉底,專頁將不見天日,沒人知道這出版社存在,沒人預購我的書,存貨堆積如山......仔細想想,當我選擇在臉書上營運出版社的那一刻,其實已被高調選擇了。

一個時代擁有怎樣的主流訊息媒介,原來幾乎註定了我能否低調行事。麥魯恒的名句「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盡可改成「媒介就是行動模式」。回想這幾個月經營專頁的過程正是如此:像被捲進一巨大漩渦,必須一浪接一浪構想新貼文,讓專頁保持一定點擊量......雖然新書《浮生誌》的預售成績理想,但這種極度耗損精力的高調式管理,怎可能長久?

是的,我不會再抱殘守舊,拼命把自己藏起來,卻需要細細考量,如何在「高調的經營」和「低調的日常」之間,尋找平衡點。

今年書展期間,有幸認識了一些台灣獨立出版界朋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逗點文創」的陳夏民。他正是高調經營臉書粉絲頁且幹得有聲有色的代表人物。他玩得最誇張的是一次,是偽造了一場出版社被漫畫家佔領事件:不單粉絲專頁上的出版社名字被改掉,變成「露點文創」,社長被拉下馬,連張貼的圖像風格也丕變......

當然陳夏民是陳夏民,他的性格本就貪玩,也習慣流連虛擬世界,所以他有條件高調,其他人卻不用依樣葫蘆學他。反而,他有句話提醒了我:「搞這些東西,只因覺得好玩嘛。」不錯,做出版的初衷,不就為了喜歡和好玩嗎?雖然高調的大環境逃不掉,我仍相信當中會有鬆動處,可容許我以低調作為,來達至高調效果。精力,還是該盡量留給寫作。

2017年7月6日星期四

一念


這是我的散文集《浮生誌》的後記〈一念〉。有興趣訂書的朋友,可在此下單和付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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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將一個意念化成一本書,當中所經歷的激動、滿足、疑惑、糾結、挫敗等,實不足為外人道。尤其想寫的,是一本連作者本人最初也搞不清該如何下筆的「怪書」。

說《浮生誌》是「怪書」並不為過。它雖然是一部散文集,且多談哲理,卻並非一本宜於速讀的「心靈雞湯」類打氣小品文。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總括這書,我會稱之為「泛論一般人遇上的日常哲學問題」的散文集吧。將哲學扣著「現代生活」的context來寫,是下筆時牢牢執握之念,也是唯一貫串全書的纖細的脈絡。

追溯起來,「哲學的眼睛看日常生活」這書寫意念廿多年前開始蘊釀。那時的我個「虛無感」極強的學生,雖然每天跟同學有說有笑,卻常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寂寥」,對周遭事物提不起勁,內心極度苦悶。年輕應是最飛揚拔扈的歲月,心向外馳,但那時的我卻常問自己:「人生,是什麼回事?」、「如果幾十年後終歸要死去,現在為何要起勁追求什麼?」

如今回想,這種「虛無感」可能只是生活太單調造成(中學時唸一間有點無聊和煩氣的女子名校),而且因為經常獨處(沒有弟兄姊妹),喜歡想東想西,所以身體縱然是年輕的,內心卻像個囉唆老太太般疲憊與茫然。當然也可能因為我本就是個容易被根源性問題吸引的人。

當然,一個年輕女孩對人生所作的思考,不免膚淺,但誰也不能否認她當時所問的是真真實實的「哲學問題」。雪泥鴻爪,二十多年晃眼過去,我的虛無感早已治好,卻不時會想:每個世代,總必有像當年的我那麼茫然卻不願歸於任何宗教的青年,如果在他們疑惑困倦之時,能讀到一本談論日常哲學問題的散文集,或許能帶來一點點鼓舞?至少他們會知道,世上有一人曾跟他們一樣虛無過。

這,就是《浮生誌》的緣起。它也是我為二十多年前的自己而寫的書。

2.

向來相信,書自有其生命,讀者如何理解一本書或一篇文,乃受自身經歷影響,作者並無闡釋的必要,但略為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編排,我想也是好的。

《浮生誌》分為六個章節,每一章圍繞一個大的主題:時間、暗角、意義、自由、幸福和終極。相信不少讀者的閱讀習慣是翻到哪裡讀哪裡,而我落筆時,也盡量令每篇文皆可獨立自存;不過此書更理想的讀法,是以每一章為單位,順著單位裡文章的先後次序來讀。譬如你最關心意義的問題,可先讀第三和第五章。如果你對人和時間的關係最感興趣,可先讀第一章。

雖然《浮生誌》談的是「日常哲學問題」,但坊間的哲學專著裡並沒有這種講法。這只是我為行文方便而創造的詞。

傳統西方哲學分為三大部分:知識論(epistemology)、形而上學(metaphysics )及倫理學(ethics),當中以知識論發展得最為精細(以至繁瑣)。知識論探討的是知識的來源、根基、真實性等,雖然這也間接涉及本書所關注的主題(譬如,假若我採取經驗主義者休謨的觀點,認為外在世界並非真實的存在,我便不會認為有形物質是值得追求之物),但涉及存在意義、自由、幸福、死亡等宏大問題的哲學,主要還是形而上學(包括上帝與靈魂問題、決定論與自由意志問題、自我同一性等)、歐陸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以及中國的儒釋道哲學。本書因此有不少篇幅引述這三類哲學,但讀者需留意,它們並非哲學這本學科的全部內容。

在英美國家佔主流地位的英美分析哲學,向來不屑談「人生哲學」,但當中也有例外。譬如由美國德州大學教授撰寫的哲學入門課本《The Big Question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便有一章名為「The Meaning of Life」;當代哲學家Thomas Nagel的著作《View from Nowhere》,更以「Birth,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不過這些書的寫法較分析性,未必適合一般讀者,也遠非我心中談論「日常哲學問題」的理想方式。不過讀者若有興趣涉獵的話,以上提到的都是極佳讀物。

若你從未涉獵過正式的哲學著作,又極欲嘗試讀讀哲學原典,我建議你由中國哲學入手。若你是個進取的人,可讀點《老子》和《莊子》中和一下(陳鼓應註釋的版本是不錯的入門選擇);若你是個懶散的人,可讀《論語》或《孟子》激勵自己。我個人並不十分進取,卻最喜歡老莊,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經》,令人學懂從宇宙的寬廣視角回看自己,有助除去人們對很多事情的不必要執著和憤懣。

近年香港和台灣湧現不少哲學普及讀物(包括原創和翻譯的),通常以幽默風趣和抽取重點的方式,介紹各個時代哲學家的學說,然而我常懷疑:這樣談論哲學,真的能對一般讀者帶來助益嗎?讀完古今哲人的睿智學說後,若果只能用來掉掉書袋、扮扮文青的話,那倒不如不讀了。因此我試著用另一種方式來呈現哲學。不敢肯定讀者會有什麼反應,但我想總比走舊路好吧?必得一提的是,這種寫法多少受英國作家Alain de Botton的影響。沒有他的《Status Anxiety》,我可能更不懂如何下筆,在此深深感謝英倫才子。此外,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續篇》,也是我在靈感枯竭時常常翻看的好書。

最後,假若你從這本書得到某種insight或裨益,不妨發電郵告訴我,好讓我知道這本用三年寫成的書,對世界還是有一點點作用的。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我在/我不在


1.
在日常生活裡,有些基本信念支撑著我們的運作,譬如:「我」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我們普遍相信,每個人的形軀之內,皆存著一獨立的思維和感受主體:「我」。這個「我」不斷接收由身體感官傳來的訊息,產生想法、情感、欲望等,然後指揮身體作出相應行動。我們普遍相信,這個「我」是有連貫性的,就算外表改變了,由一頭烏髮變成白髮蒼蒼,由身材標準變成挺著大肚腩,仍有一個不變的「我」存在著。

這種對自我主體的堅定信念,於閱讀「交換/錯置身體」的小說或電影時尤其明顯。譬如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描述男主角格里高某天醒來,發現自己變了一隻大昆蟲。情節乖離日常,但讀者卻能輕易接受格里高就「在」這大蟲的身體「裡面」── 因我們本能地相信格里高有一獨立於身體的主體「我」;縱然格里高的人身變了蟲身,那主體「我」卻會依然繼續在蟲身裡。

認為「我」與身體可明確分開,是極古老的想法。在不同時代及社群裡,這獨立自存的「我」擁有不同稱謂。基督徒或印度教徒稱之為「靈魂」(後者可藉輪迴進入新的身體)。舊時一般人稱之為「心/心靈」(mind),現代人乾脆叫「我」。至於西方哲學家有時會用「core self」一詞。

十七世紀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對這可自存的「我」的申辯,應是史上最有名的。他在《談方法》(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和《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s)裡,試圖尋找人類知識最堅實不可懷疑的基礎。以此為起點,他發現:縱使外間一切事物的真實性皆可懷疑,但他那在進行意識活動的「我」,卻是百分百真實的。他因而留下千古名句:「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法文Je pense, donc je suis / 拉丁文 Cogito, ergo sum,中文舊譯「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認為,他可輕易想像「我」沒有身體而繼續存在(可繼續思考、懷疑、肯定、發怒、高興、悲傷等),並認為「心靈」與「身體」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實體(substance);心靈是精神性的(不佔空間),身體是物質性的。但笛卡兒之所以能輕易想像沒身體的「我」,乃因他已內化了基督教的靈魂觀,將「我」和靈魂等同。今天我們則可輕易看出這「獨立自存我」的問題;醫學常識告訴我們沒有腦袋,人不可能有思維、記憶、感受等,「我」怎可能離開腦而獨立自存?

2.
笛卡兒認為「我」是真實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Hume)則認為「我」純然是虛構。休謨的觀點是:所謂「我」或「心靈」,只是一束束變動不居的感受接續地出現。「我從來沒法捕捉一個不含感受(perception)的『我』。我所能察覺到的,也只有感受而已。」(I never can catch myself at any time without a perception, and never can observe anything but the perception.)(《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這看法跟佛家「無我」觀十分相似。

到了二十世紀,英美的分析哲學家亦多認為「我」是虛構的,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方便應用,他們的重點關懷也由有沒有「我」變成「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條件是什麼。今年初剛去世的Derek Parfit(1942-2017)是拆解「自我同一性」的一員猛將。他大膽提出,「自我同一性」並非最重要,它只是「the way in which we talk」,真正影響人的存活(what matters in survival )的是心理連貫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譬如今天的A君跟昨天的A君若擁有重疊的記憶、性格、喜好等,兩者便是同一個人── 連身體與腦袋是否換了新的,也不相干。

這種對「我」的看法,流行於哲學圈子,一般人卻難以接受。為什麼?我且嘗試以一思想實驗解釋之。

想像現在是一百年後,腦神經科學非常發達。某天,一位科學家跟你說,他有辦法讓你永生不滅,做法很簡單:他會用最精密的人腦掃描器,將你大腦一切細胞的模態與訊息掃描下來,然後以複製技術複製出一個跟你擁有完全相同記憶、性格、喜好以至DNA的複製你。但為免有兩個你同時存在,造成法律上的諸多爭議,他會把原來的你毁滅掉。於是複製的你正式代替你,過你的人生。科學家保證,當複製你的機能衰退時,他會用同樣方法複製另一個你……如是這般,你便可長存不朽。

你會接受科學家的永生提案嗎?

相信你會十分懷疑,甚至斥之為荒唐。從心理連貫性的角度看,那複製人確是你。甚至你所有親戚朋友,也會以為他就是你。但你自己卻絕不可能同意複製人就是你。你可能會提出以下質疑:如果「他就是我」,「我」應能感受他所感受的,但「我」既已被毁,「我」的內在視角便不可能跟複製人的內在視角相通,感受到他所感受的快樂、憂傷等等,那他又怎可能是「我」?

「內在視角」是一種很玄妙的東西。譬如當我說「我很快樂」時,我描述的是我內在的感受 ── 那感受是全幅展現、絕對真實的,但只有我可觸及。同理,你的感受,也只有你自己可觸及,我沒任何辦法經由你的內在視角感受它。「我」因而包含一種私密性。哲學家稱這些具有私密特質的意識內容為「qualia」。除了情緒感受,其他諸如顏色、味道等感觀內容,也是私密的。

有私密視角,就會有一私密觀者吧 ── 這是很直觀的看法。於是我們又回到笛卡兒式的難題:在層層疊疊的意識經驗背後,是否有一「經驗者」?

然而回看笛卡兒的論證,他所能證明的,只是意識活動之不可懷疑,背後是否有一「thinking thing」卻是無法論斷的。「我」的問題似乎來到一死胡同。但「內在視角」的源起或可為我們帶來啟示。

設想有一個人,他天生失明失聰,也没味覺和嗅覺。他的皮膚發生了基因突變,所以全無觸感。別人摸他打他,他没有感覺,甚至自己的手腳觸碰到自己的身體,也同樣無感。這個人失去跟外在世界連繫的一切管道。他不知聲色香味觸為何物。他也不知自己有身體。現在請想像:他的內心是怎樣的?應該是些斷續渾沌的意識吧。有時浮起肚餓感,有時某處在抽筋,有時流鼻水 ── 但這些只是各不相干的孤離感受,因這個人並沒有「同一個身體」的概念。事實上,因接收不到任何外界刺激,他難言有「我」的意識,「我」的內在視角也不存在。

那麼,「我」可能只是一心理建構。人先要知悉自己「有身體」,及由此產生一「邊界」意識,才會有「我」的概念;然後經由五官不斷攝取外界刺激,才會生起「內在視角」,強化「我」的存在。如果以上看法是對的,「我」非但不可能離開身體而獨立存在,相反,還必須在身體「幫助」下才能建立起來。

話雖如此,在可見將來,我們絕大部分人應仍拋不開「我執」:相信在身體裡有一不變的自己。「我」既是一切行動的基礎,亦是人擁有強大行動力的原因,令零散變得歸一,令變化裡有著安定。哲學在「我」這個問題上,相信敵不過本能信念;因人若真的拋開笛卡兒式自我(Cartesian Ego),他恐怕會因無法在動盪世界裡尋到喘息之所,而陷入憂傷之中。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

4.7折的悲慘世界


(此文原刊於「毫末書社」臉書專頁

常有朋友問:「為何會構思出『先賣後印』的出版模式?」要答這問題,恐怕得由香港現今的書籍發行狀況說起。

香港的書籍發行幾乎被某中資機構壟斷,已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壟斷,令很多出版社迫於無奈,要接受苛刻的銷售條件,導致每本書可收回的利潤甚微。「微」到什麼程度呢?一般來說,出版社印好一本書,只能以大約4.7折的「悲慘價錢」賣給該中資發行商,然後它會以6至7折「批發價」賣給大小書店。而中資書店因與該發行商屬同一集團,批發零售一條龍,所以可賺取遠高於其他書店的利潤。

舉個簡化例子:一本定價100元的書,若賣出一本,出版社只可取回47元,而以定價賣書的中資書店,卻可獲利53元。也就是說,出版社的利潤竟不及發行商!

書市壟斷,對小規模出版社和書店都很不利。但獨立出版社是否別無他法,只能繼續乖乖助長「壟斷」遊戲,甚至成為遊戲炮灰呢?正是這種悲慘現況,迫使「毫末書社」思考如何突破傳統的「批發-零售」模式。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書最需要的不過是讀者,而除了大型連鎖書店,難道沒其他方法找讀者嗎?就是在這種有點「瘋狂」的想法下,我們忽有了「先預售、後印刷」這新概念。

借用樓宇買賣術語,就是「賣書花」。「賣書花」對讀者有益外(價格特別優惠),出版社得以「繞開」壟斷,於印刷前直接取得讀者付的所有書款,資金運用更靈活(要知道,經傳統方式賣書,發行商在六個月後才會「找數」呀),也可減少庫存壓力;這些都對小出版社經營有利。

以上就是「先賣後印」誕生的故事。當然,「毫末書社」並非只搞「預購」,我們還會不懈地動腦筋,構思更多「找讀者」的方法。未來會在此分享更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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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沉默》裡的兩種選擇


看完馬田史高西斯近三小時長的《沉默》(Silence),胸口如壓著很多鉛塊,久久不能釋懷。平實緩慢的敍事風格、極少的血腥、抽離平淡的刑罰和殺人場面,這些非荷里活式處理,反使影片充滿沉鬱張力。一個人為內心相信的真理豁出性命,本是極莊嚴偉大之事,但電影裡殉教的鄉民全都死得如螻蟻般輕賤;史高西斯之厲害,正在於以電影語言逼出這種輕,使影片有著揮之不去的沉重感。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說的是三百多年前外國傳教士在日本被迫棄教、娶日本妻子並老死異鄉的故事,探討的是「在苦難跟前,神為何沉默」的信與疑問題,但影片的感染力卻不限於教徒。我這不可知論者,一樣看得糾結難過,我想是因為,《沉默》的故事也大可理解成具普遍性的兩難問題:當周遭環境逼迫人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該怎樣選擇才恰當?

電影中兩個年輕神父揀選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殉教,一棄教)。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委曲求全。恰如現實世界的縮影。

《沉默》發生於十七世紀正實行「禁教令」的日本。幕府嚴禁百姓信仰天主教,地下信徒被捕後會遭極刑。兩名葡萄牙神父為調查恩師費雷拉棄教的傳聞,偷渡來到長崎。影片初段,兩人給觀眾的印象是:卡爾倍(Adam Driver飾)膽小謹慎,不講大道理,也不願冒風險,看來是個現實傢伙;洛特里哥(Andrew Garfield飾)則滿有理想,似乎甘願為信眾犠牲一切。這明顯是「一個平凡一個偉大」的角色配搭。就連卡爾倍也不看好自己──當兩人分途躲藏時,他跟洛特里哥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我多麼希望如你般信念堅定。

不過諷刺的是,當脅迫來到跟前,毫不退縮地殉教的,竟是不起眼的卡爾倍。

卡爾倍神父(左)和洛特里哥神父
難忘電影這一幕:為懲罰卡爾倍不願棄教,幾個裹上草席的信徒被官吏逐一拋下海,在岸邊的卡爾倍忍不住了,高舉雙手奔向海中。「浪花濺起,他向小舟游過去,邊游邊喊著:『請聽......我們的祈禱!』那聲音分不出是哀叫或怒吼,隨著黑色的頭沒入波浪中而消失。」(括號內容引自原著)

至於洛特里哥,一直沒想過凜然就義。是貪戀生命?是認為在世間使命尚未完成?影片沒詳細交待。最後,他不忍信徒為他受「穴吊」之刑而選擇棄教,踏在耶穌畫像上。他相信耶穌一定會認同他為憐惜信眾生命而棄教這個做法。

遠藤周作無疑是同情棄教者的,認為他們長年被教會歷史所漠視和輕蔑。電影在最後一個畫面亦刻意點明洛特里哥只是表面棄教,內心從沒叛離上帝。然而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洛特里哥的抉擇,是軟弱和自我欺騙。就如小說裡通譯以鄙夷語氣對洛特里哥所說的話:「卡爾倍還很純潔。可是你呢......你是最卑怯的人,不配稱作神父!」如果連神父也認為保存性命(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最重要,那麼鄉民和卡爾倍的殉教,豈不顯得可笑?

卡爾倍的勇氣,令人動容,但他在電影裡卻不是主角,現實世界裡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信念一往無前的人,總是最先成為「炮灰」,剩下來的,大多是夸夸其談的洛特里哥:無事無幹時說得慷慨激昂,遇上阻滯時則左閃右退,且自我安慰:「我只是策略性地作出讓步,總有一天,我那一套信念會反敗為勝……」、「我存在的使命還未完成,不能這麼快犧牲……」、「我是憐惜別人受苦而讓步......」等等。

今天我們或很少機會遇上性命攸關的抉擇,但類似《沉默》裡的兩難處境,並不少見。是忍氣吞聲、委屈求全?還是義無反顧、大步向前?這是活在世上最艱難的選擇罷。

(順帶一提:小說《沉默》的寫作靈感來自一真實歷史人物。據遠藤在小說後記介紹,主角洛特里哥的「原型」是岡本三右衛門,其本名是鳩傑貝. 凱拉,生於西西里亞,1643年偷渡到日本傳教,受「穴吊」之刑棄教後,娶日本人為妻,1685年死於日本。)

2017年4月3日星期一

我的散文集《浮生誌》將於九月出版


《浮生誌》收錄了我撰寫的三十多篇哲學散文,將於今年九月正式出版,歡迎到「毫末書社」預先訂購(每本港幣80元,折合台幣320元)。九月前訂書的朋友,可獲贈手繪版沙特書籤一枚。

撰寫《浮生誌》的念頭早於廿多年前出現,想了解更多寫作因由,請閱讀《浮生誌》後記:〈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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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蘇東坡的理財法


窮是自由業者經常面對的問題。不過真正磨人的,往往不是物質匱乏本身,而是對「窮」的恐懼。當「錢快用光了」的念頭終日如魅影盤踞腦海,常常感到困擾和情緒低落,便變成極不自由的自由業者了。那倒不如返回市場打工更好。

非常幸運,過了這麼多年自由業生涯,卻甚少被「窮」影響心情。除了因為物質欲望低之外,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習慣對錢銀「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聽來矛盾,也不易解釋清楚。不過近日讀《康震評說蘇東坡》時,發現蘇東坡謫居黃州、財政極度困難時,其處理方法竟和我的「計較但不上心」十分類近。引錄如下:
(蘇軾)現在雖沒有正常薪水,不過積蓄還是有一點的,於是他做了精心的計劃,規定今後每天花費不超過一百五十文錢。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錢,分為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後將叉子藏起來。當天剩餘的錢另外存在大竹筒裡,作為接待客人的費用(事載於蘇軾〈答秦太虛書〉)。
蘇東坡予後世的印象是瀟灑豪邁、不拘小節,但原來他是錢多時隨便花用,錢少時精打細算,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這做法的好處是,既然早已分配好每天使費,便可完全把錢銀事放低,好好享受生活,譬如買價賤如泥的豬肉,烹煮自家發明的「東坡肉」作早點……東坡居士不會被「窮」字弄得心緒不寧。這正正是我所說的「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我視之為一種「在限制之內放鬆」的理財或生活態度。預早計較(或計劃)好了,之後只需按計較行事,便再也不用把它放在心上。此法因此既可應用在錢銀事上,也可用於任何上了心會令人心緒不寧之物。

雖然我不及蘇東坡嚴謹(訂下「一天一百五十文錢」規則),但也會預早分配好未來一兩年的每月使費,然後按此budget過生活。因已「計較」好,便不會「上心」。我常暗稱這為「窮風流」生活法。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豁出去,開一間出版社


雖然長期過著極不穩定的「自由文字工」生涯,但過去幾年只要手腳夠「勤快」,採訪、寫文、翻譯、編輯等job輪著做,還是足夠糊口的,日子也過得充實愉快。不過這種「入可敷支」的極簡約生活模式,自去年竟是日漸難行。先是我長年參與採訪和編務的綠色雜誌,因出資團體欲減省開支而突然要停刊;幾個月後,向來合作無間的某份周刊,為縮減開支而全盤停止邀freelancer寫採訪稿;再幾個月後,我有份「掛單」的某報藝評版,改版後大刀濶斧削去超過一半版面......

傳統媒體刮起寒風,幾乎把我所有收入都吹走,而媒體關門大吉或準備轉型的消息仍陸續有來(最新的自然是九龍倉撤資,有線電視面臨倒閉這一單了)。有朋友戲言,freelance writer的黃金歲月經已過去,但或許情況比這更差。不單美好日子過去,freelance writer得以存活的條件亦正消失;也就是說,freelance writer這「工種」或很快會滅絕。

我並非想悼念或懷舊之類。畢竟,當人人都只從手機接收資訊,紙媒/傳統媒體出現倒閉潮,其實也是早晚的事(連我自己也極少買報紙雜誌看了),而且網媒反應快,流傳廣,文章字數亦不像舊媒體般受版面限制,這些都是寫作人夢寐以求的。我也在摸索著如何過渡到網絡世界,但卻總是想不明白兩個問題:人們看網媒,卻不準備付出費用,這種心態幾已成型,長遠來說網媒能夠支撐下去?另一方面,媒體和文章提供者的關係,又將變成什麼模樣?

現時,好些網媒經營者為了盡量壓縮開支,並不會向文章作者支付稿費,但從文章得來的點擊率卻收歸為自己的「資產」,借此賺得廣告收入。從舊式媒體生態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剝削;不過當傳統刊文平台急劇消失,大部分作者為求繼續有寫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網媒的現況就是如此。文章百花齊放,因為有一大堆人由傳統媒體湧進來,尋求發表之地。問題是,如此發展下去將是什麼景況?我的推測是:絕大部分純粹靠寫作維生的人,將很快消失(沒有收入,轉行去了),剩下來繼續寫的,極少量是名家,其他都是另有正職者,他們有些或為興趣而寫,但更多是想借網絡作自我宣傳的人。也就是說,媒體與作者,很可能滑入純粹互相利用的關係,而文章水準也將大不如前。

網媒最需要優質content,但卻養不起content provider,我實在看不透網媒的未來。不過擺在眼前最急切的問題,卻是我這個自由文字工,如何面對即將「滅絕」的現實。照常理,我應該開始思考轉行問題,因為繼續待在「寫字界」,環境只會日趨惡劣。然而我卻是個不按常理行事的人,也無法割捨與文字日夕相對的生活。

每逢遇上選擇的時刻,Robert Frost的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便會自然在腦裡響起。與其為了生計重投全職打工行列,做著未必是自己有興趣的事,我倒寧願試著用更少的錢過活,然後豁出去,做一直以來最想做的事:寫書、出版。

過去幾年,以freelance性質寫或編,始終是一種「on-demand」模式,雖會盡量選自己喜歡的題材,但文章比較零碎駁雜。現在既無「on-demand」需要,雖是危,卻也是機:一個讓我可以專注地書寫某些蘊釀已久題材的時候。如果你是此blog常客,應會發現過去一年來,我寫了一系列哲學散文。是的,這就是我準備自行出版的《浮生誌》。

在幾乎已無人看書的年代,仍選擇寫書和做出版,有人或覺得這是固執和守舊的表現。但我卻真心覺得,總有些人會繼續愛書、讀書、買書,關鍵是出版社如何接觸到他們。看見「眾籌」近年成了人們籌集資金實現理念的良方,令我靈機一動:何不參照「眾籌」方式,來出版書籍?換句話,就是「先預購、後出版」,當收集了一定數量的預購訂單後,書籍才正式付梓。這個做法,既保證書有一定銷售,出版方也不用太擔心虧本問題。是否真的可行,仍是未知數,但不去試的話,誰又知道答案?

如果你認同我的看法,不妨到我剛成立的出版社「毫末書社」臉書專頁上按個like吧!好讓我知道這條林中路,還有一些同行者。

更歡迎你試閱《浮生誌》:http://tippublish.blogspot.hk/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相關文章: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

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旅人小感 之二


九份一景。
旅人覓食,多習慣選有名氣的食店,因為這麼多人吃過又讚好的,按道理應該較有保障。但吃名店後真的大感滿意的,不知又有幾人?很多時食店成名後變質走樣,特地去拜訪,反失望更甚。

像這次,家人從各式途徑得悉永康街的「老張牛肉麵」甚佳,極欲一試。到永康街逛那天,它正好休假,但她念兹在兹就是想一啖「老張」,於是第二晚我們遊完淡水,便專程再到永康街。進店後卻立感不妙:客人固然稀少,店內也毫無人氣食店的熱鬧與嘈切,人們都木無表情地吃麵。負責下單的嬸嬸,一直站在旁邊等我們點菜,點完後又咄咄的問是否要添一份粉蒸排骨 (後來知道她每桌客人也如此對待),甚有壓迫强制的況味。待牛肉麵來到,只覺湯頭平淡,牛肉也平常得很,卻是盛惠240台幣 (約62.5港元)。當了羊牯,家人怏怏不快了一個晚上。

及至翌日,我們到名氣響噹噹的阜杭吃豆漿燒餅早餐。這次人龍繞到市場外面,場内也人聲鼎沸,初步印象甚好。半小時後,買得早點,卻發現厚燒餅和油條皆是冷的  (幸好薄餅還熱),油條也是空洞無物那種製法 (而非舊港式有嚼頭較飽肚的製法) 。我這豆漿燒餅迷大失所望......

當食店太紅,客人遠超其負荷,變成流水作業,想保持水準豈是容易?相反,剛起步的店,急待伯樂賞識,每個細節都認真處理。如此說來,旅人還是忘記旅遊書與推介,隨興一點,去到哪裡吃哪裡,然後挑那些客人不太多也不太零落的食店,或許更有可能吃得滿意菜餚?畢竟,旅遊的本意,不就是要越出schedule滿滿、什麼也預早安排妥當的日常嗎?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旅人小感 之一


茉莉二手書店 (師大店)
一個城市看來十分吸引,我想往往是因為她能給旅人展現一些其家鄉所缺之事物。

譬如我這香港人來到台北,會見到這些:一間現造現賣的葱抓餅店,味道特佳、人氣極盛,但只售25元台幣 (約7港元) 一個,並不趁旺加價;一地方不大的麵店,但無論擔擔麵、串燒與燉湯皆做得一絲不苟 (串燒雞肉的皮既脆且入口即溶;擔擔麵味道更勝詠藜園);窗明几净的二手書店,營業至夜深,讓已吃飽晚飯的人還可再啖一場精神盛宴,且總有不錯收穫......

很多人愛台北的咖啡店或所謂「文青」感覺,但我眼睛反而離不開台北人的質樸、專注作好每件事、不太容易利祿薰心等等特質。因這些在香港幾乎都要算「特異功能」了。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四)


那年代,一架飛越Casablanca的飛機。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三)

在聖艾修伯里當飛機師的年代,「飛」是一種帶著必死決心而作的冒險活動,整個行業都瀰漫著強烈的英雄主義,視人命犧牲為尋常事。事實上,聖艾修伯里自己也曾多次在高空和死神擦身,最終在1944年7月一次飛行中失踪,從此消失於世上。

聖艾修伯里的飛行技術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們或可從他最敬仰的英雄來了解他對飛機師這個身份的自我期許。這位「小王子」作者眼中的飛行模範或英雄,就是圭羅莫(Henri Guillaumet)。

Henri Guillaumet
圭羅莫是極優秀的飛機師,曾跟聖艾修伯里效力同一間法國航空郵遞公司「Latécoère」──一間致力開拓法國至非洲/南美法屬殖民地航線的民間公司。圭羅莫曾參與開發多條長途航線,創下橫越南大西洋的飛行紀錄,後來還出任法國航空(Air France)總經理。他是聖艾修伯里的前輩、mentor,教曉他很多飛行竅門,甚至對待生死的態度。

在上世紀初,「飛行航線」是個新鮮名詞。譬如法國南部Toulouse至北非摩洛哥Casablanca的航線,於1919年才由Latécoère首次開通,並於1925年延伸至塞內加爾Dakar。至於法國至南美的航線,於三十年代前並未通行,由法國寄出的郵件皆須經由Dakar以輪船運送。據企鵝版《風沙星辰》的介紹,1930年,法國至智利的航線開通,其時因飛行意外而死去的Latécoère機師和乘客超過一百二十人。可見那年代無論駕駛飛機或乘坐飛機,都是高危活動。

在《風沙星辰》裡,聖艾修伯里以充滿虔敬的心,描述他的英雄如何在一次安第斯山脈飛行意外中,憑著頑強鬥志奇跡生還。這次奇跡,無疑是聖艾修伯里後來在沙漠遇險時的一大精神支柱。

圭羅莫的意外發生於1930年冬。當時他正由智利駕駛郵件飛機至阿根廷,但起飛後卻沒按預期抵達目的地。失踪五十多小時後,熟悉當地形勢的人都認為圭必已凍死山頭,但聖艾修伯里不願放棄,駕著飛機在安第斯山脈一帶搜索。一個星期很快過去了,當大家都已絕望時,圭羅莫卻奇跡地被獲救。聖艾修伯里在書中記下獲救後他說的第一句話:「I swear to you, no animal would have done what I have done.」(我向你發誓,連動物也不可能做到我所做的事。)
1930年,在安第斯山脈尋回圭羅莫駕駛的飛機。
原來圭羅莫因遇上大風雪和下降氣流,被迫降落在安第斯山上某個湖泊。在零下二十度氣溫等了兩晚後,他決定徒步落山求救。

沒有糧食,沒有裝備,在高海拔冰雪中跋涉前行,使圭羅莫筋疲力盡。某日,滑了一跤後,仆倒雪地的他很想就此放棄,但卻因一微小的念頭而重新提起腳跟。「我想到我的妻子。保險金可令她免於貧困,但那間保險公司……」法律上,失踪者要經四年才算死亡。圭羅莫想到,如果他以臉朝下躺在雪地的姿勢死去,待來年夏季溶雪時,他的屍體將被沖到山縫裡,難以尋獲;但如果他能再使一點力,走到前方那塊突出的石頭,將身體楔入石頭和地面的縫隙,那麼夏季時人們很容易便可找到他的遺體……

正是這個念頭,令他重新站起來,然後繼續走三天兩夜……

推動圭羅莫前進的,不是生存下去的欲望,而是將自己屍身擺放得宜的欲望。為了死在適當位置,反令圭羅莫有力量繼續走!在死亡跟前,沒有哭啼,沒有不捨,但絕不忘記為留下來的人帶來溫暖。我想,這應可稱為「英雄式的視死如歸態度」吧。

不知當聖艾修伯里在咽最後一口氣時,心裡所想的又是什麼?會是他真實生活中的那朵「玫瑰」(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