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詞,也是一種風物誌

網上照片
五四時期學者俞平伯曾編過一本唐宋詞選,名為《唐宋詞選釋》。近日翻看此書時,赫見一首有趣的詞作。

詞不算好,之所以覺得有趣,乃因作者孫光憲在詞裡提到木棉花。上闋是這樣的:「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裡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菩薩蠻》)

記憶所及,這是我第一次在古詞裡碰上熟悉的花名。我家所在的屋苑旁,有幾棵高聳筆直的老木棉樹,每當春和日暖,便會開出偌大殷紅花朵,點綴著光秃枝椏,煞是好看,這時我嘴巴不期然會哼起羅文的「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心情格外暢快。可惜今年三月驟冷驟熱,影響了樹的生長周期,木棉開得零零落落,花少色淺,沒甚看頭。

因為熟知木棉花底細,一看這詞的首句,我便明白詞人想說的是:「嘩,這木棉花很巨大呀!」

相信大家都見過木棉花。這花是很重很大的,辭枝下墮時還會發出「嗒」一聲巨響,頗有悲壯意味。孫光憲是唐末四川人,沒見過這南國樹木,當他首次見到木棉花時,肯定被它的巨大所震懾。「在木棉花的映襯下,連遠處的荒祠野廟看來也顯得細小。」這句的重點不是廟小,而是花大。

有趣的是,香港人不費吹灰看得懂這句詞,北方或江南人卻未必領悟到。請看俞平伯對「木棉」一詞的註解:
熱帶喬木,初春時開花,深紅色。高士奇《天錄識餘》:「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芯黃,花片極厚」
生於蘇州、居於北京的俞平伯,在註解裡完全沒有提及木棉花的大。可見他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詞的意思。

而江南人不懂木棉花,就如香港人不懂杏花、梅花、楊花(柳絮)。我們所熟悉的是木棉樹、細葉榕、鳳凰木、洋紫荊、樟樹、雞蛋花樹等。但詞裡難見它們踪影。

詞,其實也是一種「風物誌」吧。必須對一地風物略有認識,那麼看該地的詞作時,才有體會。想起年輕時讀詞,往往不求甚解,看見花木的名字,便胡亂想像一番(那時還沒有谷歌)。香港有杏花村,但沒杏樹,於是像「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韋莊《思帝鄉》)、「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蘇東坡《蝶戀花》)、「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宋徽宗趙佶《燕山亭.北行見杏花》)這些詞裡的杏花模樣,便全靠想像了。

直到寫這篇文章,我才終於上網查了杏樹杏花的模樣,還「杏花滿頭」一個真相。[ 讀詞小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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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5日星期四

孔子沒朋友?


最近因為在幹資料搜集工作,所以幾乎天天讀著南懷瑾的書,包括其成名作《論語別裁》。

書以前讀過,這次重溫仍然喜歡。雖然他的解釋有很多錯誤處,觀點有時也頗奇怪,但世上能夠以旁徵博引、恣意遊走的姿態解讀古籍、將全書融滙貫通的作者,恐怕沒有幾人。南懷瑾還懂得令枯燥變有趣,和激發讀者insight,值得所有寫作人借鏡。

不過南懷瑾不算「正統」學者。他解釋經典時考據不夠嚴謹,因此在主流學界沒什麼地位。這陣子翻資料,便讀到一些大陸學者對《論語別裁》某些富爭議性解讀的批評。整個討論其實很有趣,也足見南懷瑾的聰明和追求融通之心。 其中一個爭議來自《論語‧學而》:「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到底「無友不如己者」應如何理解?主流跟隨朱子的解釋:「千萬不要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無」解作「不要」,「友」是動詞,即befriend)但南懷瑾認為孔子不可能如此「勢利眼」,專向上攀附:「假如孔子是這樣講,那孔子是勢利小人,該打屁股」。

他認為,此句應理解為「沒有朋友是不如你的」,人人都有長處,值得你學習。即這句話不是談選朋友的條件,而是提醒人要自謙。

哪個解釋較合宜?個人認為,從詞義角度看,南懷瑾說法頗牽強。因他將「無」解成「沒有」,但這句話在〈子罕.第九〉重複出現時是寫成「毋友不如己者」的,而「毋」是「不要」、「不可」之意,非「沒有」之意。

我比較認同李零的看法。他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直指南懷瑾不對。他認為孔子這句話不過是主張「向道德高、本領大的人學習」,所謂「見賢思齊」(見到有賢德的人,想向他學習,做到跟他一樣好)而已。

不過李零亦坦白指出,這種主流解法有一嚴重盲點,因為「不跟差過自己的人交朋友」並非一個可普遍化(universalize)的交友規則。(南懷瑾之所以強作新解,亦基於此。)

 「不可普遍化」是我挪用哲學家康德的用詞。至於其意思,請看南懷瑾十分幽默爆笑的解說: 

(如果)交朋友只能交比我們好的,那麼大學校長只能跟教育部長交朋友,教育部長只能跟院長做朋友,院長只能跟總統做朋友,當了總統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繁體版 33頁)
 比你「勁」的人,若也用相同規矩挑選朋友,則他根本不會和你做朋友呀!對不對?無論是德行好或本領高的人,若只願跟更「厲害」的人做朋友,則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算想按孔子的話去做,也無從做起,因為我們都會「被嫌棄」。這個交友規則,根本不能普遍化,當人人都採用時,便會瓦解,所謂「順推行,反推不行」(李零語)。甚至乎,孔子也會很慘,因為他是絕頂聰明賢能的人,在他上面已沒有人了,他可和誰做朋友?

據李零介紹,古時已有聰明人發現孔子這話的漏洞,那人是蘇東坡:「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意思和南懷瑾同。不過讀書人大多很迂,習慣為尊者開脫,少特意點出失漏。南懷瑾敢於點出,還試圖另作解釋,多少因為他想為「孔家店」平反(《論語別裁》出版於 1976年 ,其時文革才剛結束,孔子仍是重點被批對象),亦可見他重融通多於考據。

我自問不夠聰明,以前讀《論語》沒發現這句有漏洞,但撇除邏輯問題,我也不認同「只跟勝於己者友」的交友原則。我喜歡跟任何人做朋友,勝於己的和不如己(不論談的是操守、本領、權位或EQ),一律歡迎,因別人的想法和行為,總可為我帶來思維衝擊。孔子不也講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認為這句話更貼近孔子的一貫思想。

管他賢能高士還三教九流,益友損友同樣值得交往,重點是自己定力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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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春愁不閒


三月的屯門公園,沒有落花卻有滿地落葉。
早陣子,臉書上廣傳「南昌公園的黃花風鈴木開花」消息。那明亮張揚的黃花雖無香氣,卻異常上鏡,吸引很多人跑到公園拍照取樂,甚至紥營休憩。我因工作室在深水埗,某周末也凑興到南昌公園跑步。其實園中開得燦爛的風鈴木不算多,公園面積也很小,男男女女圍聚在開花的樹下挑選拍攝角度,對在周邊繞圈跑步的我來說,倒是比花更有趣的春日風景。

對春花的關注,在香港著實少見。大多數時候,我們被困在冷氣辦公室裡,觸目所見,只有蒼白水泥牆或partition。花開花謝,根本不在我們知覺範圍之內,四季更替,只是天氣報告裡的一些數字而已。生活幾乎和大自然割裂,便只能跟她作泛泛之交,有機會再碰面時,也不過視它為selfie的漂亮布景,沒有更多聯想。

這方面,古代詞人真是活得比我們有意思得多。

古代人跟大自然關係密切,隨時感受著其變化。而且他們所看見的自然景物不是純粹的物,而是引起感悟的源頭。他們其實是以一種充滿想像和隱喻的方式,跟大自然打交道;不像我們現代人,看花看樹只貪圖漂亮和打卡。

你或會笑古人「多愁善感」,一場風雨、一隻孤鴻、一彎新月也要感觸一番,但當人和大自然非常接近,周遭又沒其他文明事物干擾時,善感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譬如我便永遠記得,多年前在新疆天山旅行的情景:晚上離開帳幕去小解,山路沒燈光,周遭漆黑不見五指,我偶一抬頭,只見繁星密布,填滿整個天空!那一刻,我就像被宇宙緊緊包圍的一粒塵。看著如此夜空,怎可能沒觸動?

近來想明白這一點,對古詞人特別熱衷書寫「閒愁」這主題,便有多一點包容。試想想,每當春雨過後,翌晨看見吹滿一地的殘花,那景象之stunning,會勾起幾多關於生命的思考?春天每年皆會回歸,宇宙生生不息的循環著,但我的生命呢?卻只一個勁兒的變老!所以詞人少談春的「欣欣向榮」,反對暮春特別敏感。當春花落下,正是最傷感的時刻,因古人由此聯想到生命的消逝。春天可以重來,花落不能重生。

如此說來,所謂「閒愁」其實一點不閒,亦非沒有來由之物。這愁,其實是詞人從自然之景得到啟發,對生命流逝所作的哲學反思。它可謂人類最根源性的「愁」。(當然,也不能排除春天濕氣重,人頭昏昏四肢懶散散的,什麼也不想幹,所以沒來由的感到情緒低落,就如作者近來的情況~)

在大量有關「閒愁」的詞作裡,我特別喜愛馮延巳(903–960)的《鵲踏枝》: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鵲踏枝》)

馮是南唐(十國之一)宰相,和李中主(李璟)亦友亦臣。個人認為,這詞最精彩處,是沒有點明隨春天重來的「愁」,到底因何而起?是感慨時光飛逝的愁?還是在哀悼一段過去的感情?因沒點明,讀者反有無限想像空間。

我尤其喜歡這詞以一凝定畫面作結,有如電影長鏡頭:「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詞人獨立橋上,剛刮起的晚風把他的衣袖吹得脹鼓鼓的,但他卻沒有離去的意欲,直至新月都已升上樹梢,人們邁著急急腳步回家。

我仿佛聽到風呼呼地吹的聲音。[讀詞小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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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

唱不出的詞



年輕時讀詞,往往會避開《花間集》的詞人,如溫庭筠、皇甫松、韋莊等,直接從李後主開始。因為「花間派」多寫男女艷情或離愁別恨,綺麗有餘深度不足,很容易感到煩厭。 縱然溫庭筠的「鬢雲欲度香腮雪」(床上女子的凌亂鬢髮,仿如有意志般,要越過雪白的香腮)寫得意態撩人,令人印象深刻,但當首首花間詞都是衾枕呀鬢雲呀春雨呀鷓鴣呀,題材也千篇一律寫閏怨離人時,再艷麗的文字,也覺單寡。(註)

但話說回來,我相信花間詞之所以容易令人生厭,並不純粹是題材造成,更因為:我只能用眼睛「看詞」,無法用耳朵「聽詞」。

詞,是可以演唱的歌詞。但唐宋的「詞牌」(即詞的曲調)絕大多數沒留下樂譜記錄,因此今天我們無法得知它們的旋律是怎樣的。(鄧麗君唱的李後主詞《虞美人》,作曲者是現代人譚健常,小時候我曾以為這是《虞美人》的原曲呢。)

我們跟詞的encounter,可謂有著先天缺陷。

但古人不是這樣。他們對一首詞的感受,跟其詞牌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聽詞」。

歌曲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它之所以動聽,往往不需極深刻的文字內容,反而講究詞跟曲的起伏是否配合得宜,旋律本身是否動聽。可以想像,唐末五代文士,在酒筵裡聽著歌妓温柔的歌聲演唱他們或別人所填的詞時,其實是在欣賞as a song的詞。

讀起來單薄空洞的詞,或許唱出來精彩得要命,也未可知?

其實流行曲也一樣。若將動聽的情歌「曲詞分離」,純粹讀出詞的部分,很多時會魔力盡失,變得乏味。「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用讀的,很普通,但王菲唱的《暗湧》極棒。「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著你」,用讀的,沒有張國榮唱出來的蒼涼感。讀的意境,多數不及唱的意境。(當然也有例外)

可惜今天我們已無法用「聽」的方式來享受詞,只能偶然從字句的節奏感和押韻處,想像它當初作為一首歌的曼妙姿態。

而這種品詞的方式,又反過來影響我們對詞人的看法。譬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十分看不起蘇東坡的詞,認為不合音律(「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但今天對很多人來說,蘇東坡跟李清照,都是非常棒的詞人。他們詞作的魔力,已完全脫離音樂而自立。

如果我能回到過去,倒很想聽聽蘇東坡的詞,唱起來是否真的極不合音調,就如那首「青青草長綠樹蔭,我們大家遊戲」一樣?

註:
葉嘉瑩在《唐宋詞十七講》提及,清代詞學家張惠言主張溫庭筠的綺麗背後,實有所托喻。譬如「懶起畫蛾眉」的「蛾眉」,代表了一種美好的品德才智,遙契屈原《離騷》。不過葉嘉瑩在書中指出,溫的性格不修邊幅,愛流連花街,「托喻」一說跟他的性情未免太過不乎了,應是一廂情願的過度詮釋而已。[讀詞小札,二]

相關文章詞人說夢[讀詞小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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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

詞人說夢



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可見當時文人的娛樂生活。
和詩比較,詞更委婉曲折,節奏亦變化多端,因此餘韻遠勝於詩。夜闌人靜、和衣欲寢前細讀它一二闋,任思緒飄飛,是莫大的美感享受。

喜歡詞久矣,但若要我用精準的語言,描述讀詞時的美感經驗,卻是一點把握也沒有。詞的好,總是似有還無,不像詩,有言志傳統,有明明白白的事在敍述,有工整的格律與形式作為欣賞標準。相反,詞的好,有時是頗私密的,有點像現代人聽流行曲(畢竟詞就是唐宋人唱的歌),冷暖自知,感受因人而異,因此讀詞的美感經驗,不像讀詩那樣standardised。

或許,這正是詞迷人的地方吧!

近日,在讀詞學專家葉嘉瑩與作家蔣勳談詞的文章。兩人解詞,各有千秋,把一闋闋有千年來歷的詞,都解得活靈活現,讀來甚是暢快,對詞的領悟又多了一點點,故不揣淺陋,嘗試寫一系列「讀詞小札」,記下一些讀詞心得與想法,跟同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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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最初,乃文人於歌筵酒席為歌妓填的詞,因此多以女性為第一身,不是寫閨怨春愁,就是寫離恨別緒。這個極陰柔的起點也有一好處,就是它不需賣儒家傳統的賬,可以寫極纖細極綺麗的感觸。早期描寫女性懶起畫眉、愁看簾捲的作品,我其實吃不消,不過當陰柔的敍述不再局限於純粹的閨怨,詞便越來越好看。 而我尤其喜歡看男人陰柔地寫夢。

以詞寫夢,南唐李後主李煜的《浪淘沙》堪稱絕唱。「簾外雨潺潺,春意䦨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煜 (937年-978年)寫這闋詞時,其國已亡,他是宋太宗的階下囚。詞裡所說的「客」,不過是「俘虜」的代稱。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亡國君,在某個春雨潺潺的半夜裡,因寒乍醒,憶起剛才清晰的夢裡,他竟像舊時般宴飲笙歌、展露歡顏,渾然不知自己早已是「客身」。

夢醒一刻,發現剛才的充盈愉快原來是虛幻的。這種失落感我所有人都經歷過,但只有李煜能用十一字道出當中的淒涼苦澀。

葉嘉瑩說得甚好,所謂好詞,往往能令讀者產生豐富聯想。「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其實是個很虛的陳述,但正因為虛,反容許更廣濶的聯想。字面上,它可以指某一晚的夢,也可以指很多個晚上重覆出現的夢。甚至我們會聯想到,這「夢」其實象徵著李煜的上半生。那無限江山,那金碧輝煌的宮殿,那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夜宴,那魚貫而列的宮娥,通通都成了逝去的美夢,而當時詞人竟渾然不覺,只懂貪圖刹那之歡。

以前我喜以最後一種解釋理解這「夢」字,認為甚好,因為既不用落實於某一夢境,又極切合李煜憶念往昔的精神狀態。直至最近,讀到蔣勳將詞的上半闋詞理解為一具體的「夜半夢醒」場景,始覺「落實」也未嘗不好。春寒乍起、披著薄衣的李煜,望著簾外雨水,回想驚醒前那一番夢境 ⋯⋯這樣具體而微地理解「夢裡」一句,別具情味,影像感強,而且能將上半闋的「雨」和「夢」扣連起來,成一完整結構。

李煜成亡國之君後,經常提到自己的夢。「多少恨,昨夜夢魂中」(望江南),「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菩薩蠻)。或許因為迴環往復的造夢,且迴環往復的寫,他才終於煉出「夢裡不知身是客」這樣純淨的好句?而愚見認為,這句之所以好,著一「客」字:人生不也仿如一場大夢嗎?而我們,都只是歲月的過客。

本來極寫實的亡國恨痛,因這「客」字,一躍化身成「浮生一夢」的感慨。由一場夢,進而到此生若夢,進而到眾生若夢,這詞為讀者帶來高度的概括性和哲學性的文字美感經驗。 王國維讚李後主「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他就是有能力由具體、個人的經歷,昇華至生命的普遍情狀。我不太同意李煜以純淨的「赤子之心」創作,反而認同蔣勳這句話:「李後主寫這個東西時……心境已經完全沉澱下來。他懷念的已不是故國,其實是在思考自己這一生到底在幹什麼?

李煜把「夢」寫到如此高的層次,是個人才情和翻天經歷的鎔鑄結果。回看之前詞人對「夢」也有著墨,不過那種徹底直白的寫法,單薄可笑得很。

譬如韋莊寫夢,便像警察錄口供,時地人標示分明。請看他的《女冠子》:「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臉,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韋莊( 836年-910年)是比後主早一百年出生的人(韋莊生於唐末,五十九歲才考中進士,七十二歲時唐已滅亡,他成為自立為帝〔前蜀〕的西川節度使王建的宰相,一生遭遇可謂曲折)。其時,文人詞還在初步摸索階段,韋寫夢時過份白描,也是很正常的事;從那時起,要經過一百年積累,才終由李後主集大成,將詞中的「夢」帶到另一層次。[讀詞小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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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

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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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9日星期五

拘泥於文字的容器


(本文原刊於毫末書社專頁)

 昨天,跟一眾小型出版社接受媒體訪問。席間有人提到,紙本書只是一種載體(medium),做出版的人,不應拘泥於文字的「容器」。

這是近年頗流行的對紙本書未來之看法。不過毫末不太認同。

就如毫末總編最愛引用的McLuhan名言:「媒介就是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載體從來不是中立的,它不是單純的container,而是鑄造思維和生活模式之物。毫末重視紙本書,除了因為習慣紙本觸感,更因讀紙本時的「專注於一」是這個世代非常難得的生命狀態。

以前人們認為和紙本書「爭客仔」的是電子書,今天我們都曉得,不斷跳躍、東張西望的「網絡式閱讀」才是令紙本書衰落之因。我們每天用大量時間「轆」手機,這個載體,是「跳躍」、「遊走」、「斷裂」的,這些特徵因此也成了人們普遍的生命狀態。

因為愛紙本以及它所代表的生命狀態,毫末認為,必須加倍拘泥於文字的「容器」才行!而且,毫末書社相信,紙本是不會死的。它那緩解生命斷裂感的特質,甚至足以令它成為下個世代人的追捧對象。

這些關於紙本書的想法,在總編腦袋發酵好一段時日,某天,她的腦際終於爆出做下一本書的靈感:既然愛書,何不來一本「書話」集?由是,她又進入精力充沛的工作狀態......

喜歡,源於理解。想知道更多紙本書製作的過程?不妨讀讀默泉近來寫的文章〈Kindle與泥鰍書〉,了解書籍裝訂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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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5日星期日

Kindle與泥鰍書


戊戌狗年,買下人生第一台電子書閱讀器kindle。

讀書而無書香、翻頁不能隨性、版面絕不美觀、作標注與眉批變得麻煩等,這些缺點我仍未適應,但無可否認,kindle真的方便,而且它還替我解決了「大部頭書太重,很想看但捧著手會累」的棘手問題。第一個kindle晚上,我便雀躍地讀著葉嘉瑩全集;只有200克重的機身,拿一整晚也不累。

正式用kindle後,發現它有另一優點:能平穩地待在任何平面上。
只用膠水黏合的膠裝書,
用力一按,書頁即呈崩裂狀。
(這是上月剛在台灣書展買的新書)


相比起來,某些紙本書就像泥鰍,讀者總是無法找到穩妥地捧著它的姿勢,放在桌上又滑來滑去,最後必須雙手出力按壓或以書托夾緊,方能把它降服。

我常戲稱這種難侍候的書為「泥鰍書」。說起來,近十多年「泥鰍書」越出越多,台灣大部頭翻譯書的「泥鰍」情況尤為嚴重:書的題材吸引,可惜又厚又難翻閱,使我望書興嘆。想來,討厭泥鰍書也是我購置kindle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會對泥鰍書採寬容態度。「這也是沒有辦法呀,書很厚嘛。」但這是對書的誤解。厚的紙本書,絕對也可以很好翻和輕鬆攤在書桌上的。其實書之所以「泥鰍」,書脊位置難以張開,乃因出版社欲減省成本,選擇了不太好的裝訂方式:只用膠水在書脊黏合紙張,而沒有用線將一手手紙穿起來。

在香港,前一種裝訂方法稱為「膠裝」或「黐膠」,後一種稱為「穿線黐膠」。膠裝成本低,但書打開時無法平躺,書脊一帶總像跟讀者手掌頑抗似的,不便捧讀。穿線黐膠,即穿線後才用膠水黏合,書幾乎可完全攤平,不過成本較貴。我不肯定台灣以前是否也常用膠裝,但台灣出版業近年不斷萎縮,出版社想省錢亦是人之常情;只是泥鰍處處,令讀者卻步,豈不變成惡性循環?

穿線黐膠的書,非常堅固,
用力按壓,書頁也不會損壞。
(這是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聖經本)
膠裝的另一大缺點是書頁容易剝落。愛書人都一定有過如此經驗:書沒翻幾天,書頁已自動掉落。這種容易脫頁的書,正是製作不佳的「劣品」膠裝書,稍稍用力把書壓平便已導致脫頁。

在我的「平生最討厭事物」名單裡,「會脫頁的書」名列前茅,所以去年出版自己的散文集時,毫不猶疑選了穿線黐膠。搞獨立出版,很多事情需要退讓,但在裝訂問題上,我有絕不能逾越的底線。因為實在受不了某人在讀我的書時,因它滑來滑去而生氣,或十多年後,從書櫃翻出那書時發現已經甩頭甩骨。

製作不會脫頁、能安穩待在桌上或手中的書,是對書籍的尊重,也是一個愛書的出版人的基本責任。至少我這樣認為。

曾經相信,我這種對泥鰍書的不滿是天經地義的,去年卻有印刷廠老闆跟我說:「依家裝訂技術先進,膠裝唔會咁易甩頁架嘞,間間出版社都係咁印架啦!」頓時無語。膠裝就算暫時不脫頁,卻常常是滑來滑去的泥鰍,而且大力一點即有崩裂危機呀,我暗自說。但用短淺眼光看待書,在經營日艱的書業界似乎已成潮流?

確實,比起美觀的封面設計或高雅的封面用紙,書怎樣裝訂是藏起來的事,但真正愛書的人是心清眼亮的。希望仍在製作泥鰍書的出版人,認真考慮改用更好的裝訂法。

*順帶一提,應如何分辨一本書是膠裝還是穿線黐膠?方法很簡單,只需打開書,用力按在書脊位置上。若書頁呈斷裂狀和沒有白線,便是膠裝;若書頁相連並見明顯白線或線孔,便是穿線黐膠。不過此法會損傷書本,用時需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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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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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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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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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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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沒有注釋,也是一種姿態


近月事忙,沒太多時間靜下心來讀書,因而退求其次,不時到太子「我的書房」淘些舊書取樂。不知不覺,竟淘了好幾本不同時期在大陸和香港印行的魯迅作品集。

當然,在香港是不太可能淘到珍貴初版本的,但能偶然淘得書況良好的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單行本(見上圖),也算一樁賞心樂事。

個人認為,此版本的設計甚是簡潔清麗。封面是白底配淺米色條紋,上印有魯迅側面浮雕頭像、草綠色宋體書名和小巧的魯迅簽名。扉頁之後,是彩色印刷的原版書影。

這套書,在魯迅病歿三十多年後面世。彼時,文革接近尾聲,劉少奇和林彪皆已身死,而「魯迅」則被毛澤東政權徹底「改頭換臉」:原來的猶疑、不安與悲觀個性全被抹去,剩下的,是一個任何時候皆高舉匕首與投槍向「階級敵人」衝鋒陷陣的模範「打手」形象。也就是說,當這套書出版之時,「魯迅」已成共產黨肆意利用的文化icon,是舉國上下重點學習的對象。(順道一提,魯迅在死前幾年才學懂如何使用「階級鬥爭」這一馬克思主義jargon。不少公允的魯迅傳記都已指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對馬克思主義根本興趣缺缺,最後幾年的「左傾」,很可能是為了趕上時代潮流、不欲被青年譏笑「過時」之舉。)

這套書的特別之處,正在於它絲毫沒沾上所處時代的政治風貌。在那大談「階級鬥爭」的七十年代初,它竟以如此淡雅的姿態出現。而且,它還是一套沒有注釋的「白文」版。書裡找不到那年月流行的政治詞彙,諸如「偉大的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階級鬥爭」、「劉少奇一類騙子㰻吹的唯心史觀」等等……

這真可謂一個出版的異數。

要知道,七十年代初,全國皆熱中撰寫魯迅文章的「讀後感」。人人都在努力挪用魯迅文句回應「批林批孔」運動,以求迎合政治風向。一套魯迅作品的重印本竟可不含「政治正確」的「注釋」,出版社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說起來,我手上也有兩本七十年代的「魯迅讀後感」文集:中山大學編的《魯迅批孔雜文選讀》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讀魯迅雜文》。裡面當然全是垃圾文章,但經時日洗禮,今天已成了白紙黑字的時代「證物」。讀其內容,還頗能感受到寫作者為生存而不惜順口胡謅的悲哀(稍後有機會再詳談這兩本垃圾文集)。

早幾天,讀到躲齋的《刧後書憶》。裡面恰巧談及他年輕時熱愛收集魯迅作品,卻屢遭抄家散佚的慘痛經歷。而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套重印本,是他在第一批魯迅作品被「抄」走後,重又購回來的「第二代」。躲齋這樣寫道:
文革陡起,紅衛兵闖進家門……結果是不容分說,略丟下幾本『乾淨』的,其餘一律遭劫……
時光轉到1973年,魯迅著作的單行本一冊一冊地出現……白文、無注、橫排,簡樸而雅潔,於是,又喚醒了我的書欲,一一地補進。
惜翌年他再遭抄家,新凑齊的「全集」又遭散失命運。不過這是後話。躲齋對這套沒注解的「白文本」特別喜愛,無他,因經驗告訴他,那年代的注釋都是曲解。尤其1956至58年出版的十卷本「全集」,注釋特別左(應跟當時是「大躍進」有關)。

如今,這套雅潔單行本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古物,但類似的「歪曲某人文章原意,以求達至某政治目的」的做法,卻仍是人所熟知的共產黨「整治」手段。看著手中的舊魯迅集子,能不感慨萬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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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內山完造與魯迅


近讀《星期日明報》,得知魯迅居於上海期間(即1927年離開廣州至1936年病逝為止)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原來尚有一「分支」在東京神保町,由當年書店創辦人內山完造的侄孫(內山深)經營。

遂記起,幾年前讀過一本內山完造文集,名為《我的朋友魯迅》(香港中和出版社)。書中輯錄多篇內山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短文,內容圍繞他與魯迅相識十載的一些生活軼事。

內山書店今仍在,勾起我對這位魯迅非常信任的日本友人的興趣,便把書找出重讀。文筆談不上精彩,屬平實直白一類,但因寫的是日常跟魯迅相處的吉光片羽,讀來甚有生活感,所以頗能勾勒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來。不過內山完造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樣,有說話客氣的習慣。1935年,魯迅替內山寫的書《活中國的姿態》作序時,便曾直指對方有「多說中國優點的傾向」。他寫魯迅時「隱惡揚善」的可能性因此也很高。

魯迅和內山因書店而相識。1927年,魯迅匆匆離開廣州,抵達上海。當時的他,心情應該很鬱悶,因為是年四月,他在廣州見到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清黨」(除去國民政府內所有共產黨員),連他所任教的中山大學裡,也有一些傾向共產思想的學生遭到逮捕,以至殺害。魯迅好友許壽裳曾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當時情況:「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一問,知道營救無效。」看著年輕學子失踪卻無力營救,與此同時魯迅極為不齒的顧頡剛又快將來到同一所大學任教,魯迅只好遠走上海,居於租界內。因內山書店就在其居所附近,魯迅很快成為書店常客,並和老闆內山熟絡起來。

書中這樣寫道:「(先生)每天去狄思威路的圖書室……午餐時回家一趟,下午兩三點到我的書店來。每次來,肯定都有誰在等待著他,所以他一坐下來便開始閒談交流。」(79頁)與其說這是魯迅最愛逛的書店,不如說是他日常會友之場所,後來書店更替他代理出版與稿費事宜。

魯迅去世當天的上海內山書店
書中最值得細讀的地方,是內山寫他協助魯迅舉辦三次版畫展的始末,以及當魯迅面臨危難時如何替他安排藏身之所,讓他們一家三口躲在自己家中等等。兩人情誼,可謂非比尋常,當魯迅病故,內山更是八人治喪委員會成員之一。

不過內山這個人,有點神秘。他是個消息非常靈通的日本人。書中節錄了一場座談會內容,一位發言者便提到,內山與日本陸戰隊支局有聯繫(226頁)。而當「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被特務殺死時,內山也是第一時間收到風聲。

內山是否一名替日本收集情報的商人?內山在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當時上海的小報曾經言之鑿鑿指斥他是間諜,「月薪五十萬日元,每年情報費五百萬日元」,而魯迅則是他養的「最大一隻信鴿」。不過兩人皆否認其事。

間諜一說,至今仍有人討論(陶傑甚至指魯迅也是日本間諜),不過有趣的是,內山完造老年時原來是一位「中日友好使者」,死後更獲中國政府批准,葬於上海萬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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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注釋,也是一種姿態

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

我曾有過的奇技


記得小時候,我是個適應力十分强的孩子。

或許因為,有段時間寄居在外婆家,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所以漸漸練就「在任何環境下也能專心做事」的本領。無論是在用啤牌砌金字塔,或拿著心愛walkman聽卡式錄音帶,或讀著圖書館借來的書,周遭的吵鬧聲於我全然無礙。就如舞台上亮起一圈黃色射燈時,周圍總會暗下來般;當埋首做著自己喜歡的事,客廳的電視聲、家人聊電話的嬉笑聲、廚房的炒菜聲等,通通都變成跟空氣一樣透明和低調的東西,完全不會分散我的心神。後來,就算不再和外婆阿姨舅父同住,當家中只剩我一人時,我也習慣了吵鬧:溫習時若不打開收音機聽著歌,反而什麼也唸不進去。

但這種和「吵鬧」處得極好的能力,卻不知何故漸漸失去。或許人的適應力,真會隨年歲增長而下降?現在,我雖仍喜愛於茶餐廳的嘈嘈切切中讀書寫筆記,卻已無法在播放著高分貝音樂的咖啡店或快餐店集中精神寫作。在家裡,當親人在聽電台節目或大聲講電話時,我也無法視之如空氣般透明無礙,必須躲進房間,把門緊緊閉上。

以前擁有的「奇技」捨我而去,確實有點沮喪。不過,或許這跟適應力無關,純粹是腦袋沒以前靈光,所以需要更高專注度才能蘊釀出一篇文章罷?「奇技」消失,代表腦力的衰退、中年的到臨?無論是哪個原因,既已無法和「吵鬧」做朋友,唯有積極找解決方法。

這幾年,一直嘗試找一些可長期「盤踞」的寫作點。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咖啡店、茶餐廳、連鎖快餐店......據我個人經驗,寧靜而不受干擾、同時窗外有流動影像刺激大腦的處所,是最好的寫作地點。不過至今我還未找到真正合意的地方,像流浪者般總是到處探索。

當然,最好的寫作地點,一定是自家書桌。想翻看什麼書都手到拿來,也不用顧慮儀容衣著,寫累了就倒到床上小睡,腦塞了就到廚房弄點吃的......之前有近三年時間獨居,我擁有非常棒的「自家書桌」,既不怕別人騷擾也不會騷擾別人,所以才能一鼓作氣完成散文集,不過現在又已回到和家人同住的狀況.....

Virginia Woolf曾經講過:「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以前,女性寫作人面對很多掣肘,譬如無法單獨進入圖書館做研究,經濟上亦極依賴男性;然而今天,在租金高企的香港,需要足夠金錢維生和一所安靜房子爬格子的寫作人,又豈分男女?

相關文章:靈感這回事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吃飯問題


Food image created by Xb100 — Freepik.com
近月在某專上學院當兼職導師,教一個學期的「批判思考」課。起初以為,每周教十二小時課(包括lecture和tutorial)會是相當理想的工作安排:一周只需到校兩天,早上教兩小時大課,午膳後教四節導修課,其餘三天便可留給自己,處理出版社雜務和寫點文章。

然而,現實與理想總有落差。

雖然的確是「一周到校兩天,教十二小時課」,但萬料不到的是,負責編排時間表的職員,竟然以機械式平均切割法「2/2/2」來處理我的時間表;換言之,每上兩小時課,他便替我插進一小時的小休。這樣子「分拆」休息時間,驟眼看是「善待」老師(不用連續講四小時課),實情卻是折磨:扣除學生問功課、等候升降機、上洗手間等瑣碎事務,一小時的休息時間根本所餘無多(通常只剩四十分鐘),而我卻必須在這短促的空檔完成午餐,擦淨嘴巴後還得準備好下堂課的筆記。

如果學校有像樣的餐廳,四十分鐘內吃頓飯也尚可接受(畢竟香港人吃飯就是快),但教學大樓裡卻只有一間窩囊的Pacific Coffee,不太遠的宿舍另有一間頽canteen,但要在同學堆中吃飯又不太方便。「四十分鐘內吃完飯」要能可行,唯有自行帶午餐回校了。

每想到,由學校只需步行十五分鐘便是食肆林立的小區,我卻因小休被「分拆」處理,而只能在飄蕩著碳粉氣味的房間裡啃三文治或微波便當時,便深覺自己是「非人性化」學校行政的犧牲品。如果那位編排時間表的職員能將心比己,怎可能排出如此不人道的午膳時間?我是一個需要休息的人,而非可以隨意擠壓、以遷就課室和學生空檔的教學機器呀。

世事就是如此,小失誤,可致大惡果。時間表的小小失誤安排,導致我每周兩天從早到晚無法步出教學大樓,頗有「被囚」之感。「吃飯問題」本來簡單,處理不好,卻是可以影響全日精神狀態的。幸好這只是第一個學期的時間表,若長遠如此,實無法忍受。下回若再有機會教課,定必預早要求兩小時午膳時間,否則本來愉快的工作,也可變得很煎熬。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一個菜鳥臉書專頁管理員的零碎思考



說起來真像笑話:一個平日連手機看多了也眼痛眼累的人,竟決定開一間以臉書專頁營運的出版社,過去四個月,孜孜不倦地為獲取更多讚而竭盡其智。

以前,每當見到有人為推post而讚好自己的貼文,我會覺得好笑:不過是個post而已,何必對虛擬世界的浮沉升降如此在乎?何必將FB看作世界的全部?而現在,笑人者也不得不在乎起FB來了。

不特別喜歡待在臉書上,卻又必得利用臉書來播布或接收訊息。或許,這就是我等有點old-fashioned卻又未敢跟時代脫節的中年人的悲哀吧!

在臉書時代,人們為自己的貼文營造氣勢,已像條件反射般自然,但對慣於低調行事和躲進小樓的我,要不斷「拼命讓人看見」仍是非常不自然的事。不過這不自然和不習慣,卻迫使我反思過去對「寫作」的固有想像。

我向來有點老舊文人頭巾氣。我真心相信文章「有麝自然香」:用心寫出好東西,讀者自然會知道,不用高調宣傳,不用hard sell告訴別人「這裡有好文章!」等等。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對「寫作」的想像:它是自我完善,不是自我吹噓。所以每當聽到有人自稱「作家」,我就會毛髮直豎、雞皮競起;因為自稱為「家」,等於往自己臉上貼金,豈不是最赤裸裸的hard sell?

這種對自我推銷的厭惡,或源自舊時流行的做人態度:重視真本領真功夫,要紥紥實實把工作做好,不靠拉關係、拍馬屁、自吹自擂等旁門左道建立聲譽與名氣。換句話,就是低調地做好本份。

不過自從開始辦「毫末書社」,我發現這種對低調的偏好根本無法和現實接軌。在講究熱絡的臉書時代,低調,會令人寸步難行。假如我徹底低調地管理專頁(很少update、很少回應、很少寫多圖少字post等等),會有什麼結果?Post將會沉底,專頁將不見天日,沒人知道這出版社存在,沒人預購我的書,存貨堆積如山......仔細想想,當我選擇在臉書上營運出版社的那一刻,其實已被高調選擇了。

一個時代擁有怎樣的主流訊息媒介,原來幾乎註定了我能否低調行事。麥魯恒的名句「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盡可改成「媒介就是行動模式」。回想這幾個月經營專頁的過程正是如此:像被捲進一巨大漩渦,必須一浪接一浪構想新貼文,讓專頁保持一定點擊量......雖然新書《浮生誌》的預售成績理想,但這種極度耗損精力的高調式管理,怎可能長久?

是的,我不會再抱殘守舊,拼命把自己藏起來,卻需要細細考量,如何在「高調的經營」和「低調的日常」之間,尋找平衡點。

今年書展期間,有幸認識了一些台灣獨立出版界朋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逗點文創」的陳夏民。他正是高調經營臉書粉絲頁且幹得有聲有色的代表人物。他玩得最誇張的是一次,是偽造了一場出版社被漫畫家佔領事件:不單粉絲專頁上的出版社名字被改掉,變成「露點文創」,社長被拉下馬,連張貼的圖像風格也丕變......

當然陳夏民是陳夏民,他的性格本就貪玩,也習慣流連虛擬世界,所以他有條件高調,其他人卻不用依樣葫蘆學他。反而,他有句話提醒了我:「搞這些東西,只因覺得好玩嘛。」不錯,做出版的初衷,不就為了喜歡和好玩嗎?雖然高調的大環境逃不掉,我仍相信當中會有鬆動處,可容許我以低調作為,來達至高調效果。精力,還是該盡量留給寫作。

2017年7月6日星期四

一念


這是我的散文集《浮生誌》的後記〈一念〉。有興趣訂書的朋友,可在此下單和付書款:
http://tippublish.blogspot.hk/2017/03/paypal_28.html


1.

要將一個意念化成一本書,當中所經歷的激動、滿足、疑惑、糾結、挫敗等,實不足為外人道。尤其想寫的,是一本連作者本人最初也搞不清該如何下筆的「怪書」。

說《浮生誌》是「怪書」並不為過。它雖然是一部散文集,且多談哲理,卻並非一本宜於速讀的「心靈雞湯」類打氣小品文。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總括這書,我會稱之為「泛論一般人遇上的日常哲學問題」的散文集吧。將哲學扣著「現代生活」的context來寫,是下筆時牢牢執握之念,也是唯一貫串全書的纖細的脈絡。

追溯起來,「哲學的眼睛看日常生活」這書寫意念廿多年前開始蘊釀。那時的我個「虛無感」極強的學生,雖然每天跟同學有說有笑,卻常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寂寥」,對周遭事物提不起勁,內心極度苦悶。年輕應是最飛揚拔扈的歲月,心向外馳,但那時的我卻常問自己:「人生,是什麼回事?」、「如果幾十年後終歸要死去,現在為何要起勁追求什麼?」

如今回想,這種「虛無感」可能只是生活太單調造成(中學時唸一間有點無聊和煩氣的女子名校),而且因為經常獨處(沒有弟兄姊妹),喜歡想東想西,所以身體縱然是年輕的,內心卻像個囉唆老太太般疲憊與茫然。當然也可能因為我本就是個容易被根源性問題吸引的人。

當然,一個年輕女孩對人生所作的思考,不免膚淺,但誰也不能否認她當時所問的是真真實實的「哲學問題」。雪泥鴻爪,二十多年晃眼過去,我的虛無感早已治好,卻不時會想:每個世代,總必有像當年的我那麼茫然卻不願歸於任何宗教的青年,如果在他們疑惑困倦之時,能讀到一本談論日常哲學問題的散文集,或許能帶來一點點鼓舞?至少他們會知道,世上有一人曾跟他們一樣虛無過。

這,就是《浮生誌》的緣起。它也是我為二十多年前的自己而寫的書。

2.

向來相信,書自有其生命,讀者如何理解一本書或一篇文,乃受自身經歷影響,作者並無闡釋的必要,但略為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編排,我想也是好的。

《浮生誌》分為六個章節,每一章圍繞一個大的主題:時間、暗角、意義、自由、幸福和終極。相信不少讀者的閱讀習慣是翻到哪裡讀哪裡,而我落筆時,也盡量令每篇文皆可獨立自存;不過此書更理想的讀法,是以每一章為單位,順著單位裡文章的先後次序來讀。譬如你最關心意義的問題,可先讀第三和第五章。如果你對人和時間的關係最感興趣,可先讀第一章。

雖然《浮生誌》談的是「日常哲學問題」,但坊間的哲學專著裡並沒有這種講法。這只是我為行文方便而創造的詞。

傳統西方哲學分為三大部分:知識論(epistemology)、形而上學(metaphysics )及倫理學(ethics),當中以知識論發展得最為精細(以至繁瑣)。知識論探討的是知識的來源、根基、真實性等,雖然這也間接涉及本書所關注的主題(譬如,假若我採取經驗主義者休謨的觀點,認為外在世界並非真實的存在,我便不會認為有形物質是值得追求之物),但涉及存在意義、自由、幸福、死亡等宏大問題的哲學,主要還是形而上學(包括上帝與靈魂問題、決定論與自由意志問題、自我同一性等)、歐陸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以及中國的儒釋道哲學。本書因此有不少篇幅引述這三類哲學,但讀者需留意,它們並非哲學這本學科的全部內容。

在英美國家佔主流地位的英美分析哲學,向來不屑談「人生哲學」,但當中也有例外。譬如由美國德州大學教授撰寫的哲學入門課本《The Big Question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便有一章名為「The Meaning of Life」;當代哲學家Thomas Nagel的著作《View from Nowhere》,更以「Birth,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不過這些書的寫法較分析性,未必適合一般讀者,也遠非我心中談論「日常哲學問題」的理想方式。不過讀者若有興趣涉獵的話,以上提到的都是極佳讀物。

若你從未涉獵過正式的哲學著作,又極欲嘗試讀讀哲學原典,我建議你由中國哲學入手。若你是個進取的人,可讀點《老子》和《莊子》中和一下(陳鼓應註釋的版本是不錯的入門選擇);若你是個懶散的人,可讀《論語》或《孟子》激勵自己。我個人並不十分進取,卻最喜歡老莊,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經》,令人學懂從宇宙的寬廣視角回看自己,有助除去人們對很多事情的不必要執著和憤懣。

近年香港和台灣湧現不少哲學普及讀物(包括原創和翻譯的),通常以幽默風趣和抽取重點的方式,介紹各個時代哲學家的學說,然而我常懷疑:這樣談論哲學,真的能對一般讀者帶來助益嗎?讀完古今哲人的睿智學說後,若果只能用來掉掉書袋、扮扮文青的話,那倒不如不讀了。因此我試著用另一種方式來呈現哲學。不敢肯定讀者會有什麼反應,但我想總比走舊路好吧?必得一提的是,這種寫法多少受英國作家Alain de Botton的影響。沒有他的《Status Anxiety》,我可能更不懂如何下筆,在此深深感謝英倫才子。此外,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續篇》,也是我在靈感枯竭時常常翻看的好書。

最後,假若你從這本書得到某種insight或裨益,不妨發電郵告訴我,好讓我知道這本用三年寫成的書,對世界還是有一點點作用的。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我在/我不在


1.
在日常生活裡,有些基本信念支撑著我們的運作,譬如:「我」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我們普遍相信,每個人的形軀之內,皆存著一獨立的思維和感受主體:「我」。這個「我」不斷接收由身體感官傳來的訊息,產生想法、情感、欲望等,然後指揮身體作出相應行動。我們普遍相信,這個「我」是有連貫性的,就算外表改變了,由一頭烏髮變成白髮蒼蒼,由身材標準變成挺著大肚腩,仍有一個不變的「我」存在著。

這種對自我主體的堅定信念,於閱讀「交換/錯置身體」的小說或電影時尤其明顯。譬如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描述男主角格里高某天醒來,發現自己變了一隻大昆蟲。情節乖離日常,但讀者卻能輕易接受格里高就「在」這大蟲的身體「裡面」── 因我們本能地相信格里高有一獨立於身體的主體「我」;縱然格里高的人身變了蟲身,那主體「我」卻會依然繼續在蟲身裡。

認為「我」與身體可明確分開,是極古老的想法。在不同時代及社群裡,這獨立自存的「我」擁有不同稱謂。基督徒或印度教徒稱之為「靈魂」(後者可藉輪迴進入新的身體)。舊時一般人稱之為「心/心靈」(mind),現代人乾脆叫「我」。至於西方哲學家有時會用「core self」一詞。

十七世紀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對這可自存的「我」的申辯,應是史上最有名的。他在《談方法》(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和《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s)裡,試圖尋找人類知識最堅實不可懷疑的基礎。以此為起點,他發現:縱使外間一切事物的真實性皆可懷疑,但他那在進行意識活動的「我」,卻是百分百真實的。他因而留下千古名句:「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法文Je pense, donc je suis / 拉丁文 Cogito, ergo sum,中文舊譯「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認為,他可輕易想像「我」沒有身體而繼續存在(可繼續思考、懷疑、肯定、發怒、高興、悲傷等),並認為「心靈」與「身體」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實體(substance);心靈是精神性的(不佔空間),身體是物質性的。但笛卡兒之所以能輕易想像沒身體的「我」,乃因他已內化了基督教的靈魂觀,將「我」和靈魂等同。今天我們則可輕易看出這「獨立自存我」的問題;醫學常識告訴我們沒有腦袋,人不可能有思維、記憶、感受等,「我」怎可能離開腦而獨立自存?

2.
笛卡兒認為「我」是真實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Hume)則認為「我」純然是虛構。休謨的觀點是:所謂「我」或「心靈」,只是一束束變動不居的感受接續地出現。「我從來沒法捕捉一個不含感受(perception)的『我』。我所能察覺到的,也只有感受而已。」(I never can catch myself at any time without a perception, and never can observe anything but the perception.)(《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這看法跟佛家「無我」觀十分相似。

到了二十世紀,英美的分析哲學家亦多認為「我」是虛構的,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方便應用,他們的重點關懷也由有沒有「我」變成「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條件是什麼。今年初剛去世的Derek Parfit(1942-2017)是拆解「自我同一性」的一員猛將。他大膽提出,「自我同一性」並非最重要,它只是「the way in which we talk」,真正影響人的存活(what matters in survival )的是心理連貫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譬如今天的A君跟昨天的A君若擁有重疊的記憶、性格、喜好等,兩者便是同一個人── 連身體與腦袋是否換了新的,也不相干。

這種對「我」的看法,流行於哲學圈子,一般人卻難以接受。為什麼?我且嘗試以一思想實驗解釋之。

想像現在是一百年後,腦神經科學非常發達。某天,一位科學家跟你說,他有辦法讓你永生不滅,做法很簡單:他會用最精密的人腦掃描器,將你大腦一切細胞的模態與訊息掃描下來,然後以複製技術複製出一個跟你擁有完全相同記憶、性格、喜好以至DNA的複製你。但為免有兩個你同時存在,造成法律上的諸多爭議,他會把原來的你毁滅掉。於是複製的你正式代替你,過你的人生。科學家保證,當複製你的機能衰退時,他會用同樣方法複製另一個你……如是這般,你便可長存不朽。

你會接受科學家的永生提案嗎?

相信你會十分懷疑,甚至斥之為荒唐。從心理連貫性的角度看,那複製人確是你。甚至你所有親戚朋友,也會以為他就是你。但你自己卻絕不可能同意複製人就是你。你可能會提出以下質疑:如果「他就是我」,「我」應能感受他所感受的,但「我」既已被毁,「我」的內在視角便不可能跟複製人的內在視角相通,感受到他所感受的快樂、憂傷等等,那他又怎可能是「我」?

「內在視角」是一種很玄妙的東西。譬如當我說「我很快樂」時,我描述的是我內在的感受 ── 那感受是全幅展現、絕對真實的,但只有我可觸及。同理,你的感受,也只有你自己可觸及,我沒任何辦法經由你的內在視角感受它。「我」因而包含一種私密性。哲學家稱這些具有私密特質的意識內容為「qualia」。除了情緒感受,其他諸如顏色、味道等感觀內容,也是私密的。

有私密視角,就會有一私密觀者吧 ── 這是很直觀的看法。於是我們又回到笛卡兒式的難題:在層層疊疊的意識經驗背後,是否有一「經驗者」?

然而回看笛卡兒的論證,他所能證明的,只是意識活動之不可懷疑,背後是否有一「thinking thing」卻是無法論斷的。「我」的問題似乎來到一死胡同。但「內在視角」的源起或可為我們帶來啟示。

設想有一個人,他天生失明失聰,也没味覺和嗅覺。他的皮膚發生了基因突變,所以全無觸感。別人摸他打他,他没有感覺,甚至自己的手腳觸碰到自己的身體,也同樣無感。這個人失去跟外在世界連繫的一切管道。他不知聲色香味觸為何物。他也不知自己有身體。現在請想像:他的內心是怎樣的?應該是些斷續渾沌的意識吧。有時浮起肚餓感,有時某處在抽筋,有時流鼻水 ── 但這些只是各不相干的孤離感受,因這個人並沒有「同一個身體」的概念。事實上,因接收不到任何外界刺激,他難言有「我」的意識,「我」的內在視角也不存在。

那麼,「我」可能只是一心理建構。人先要知悉自己「有身體」,及由此產生一「邊界」意識,才會有「我」的概念;然後經由五官不斷攝取外界刺激,才會生起「內在視角」,強化「我」的存在。如果以上看法是對的,「我」非但不可能離開身體而獨立存在,相反,還必須在身體「幫助」下才能建立起來。

話雖如此,在可見將來,我們絕大部分人應仍拋不開「我執」:相信在身體裡有一不變的自己。「我」既是一切行動的基礎,亦是人擁有強大行動力的原因,令零散變得歸一,令變化裡有著安定。哲學在「我」這個問題上,相信敵不過本能信念;因人若真的拋開笛卡兒式自我(Cartesian Ego),他恐怕會因無法在動盪世界裡尋到喘息之所,而陷入憂傷之中。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

4.7折的悲慘世界


(此文原刊於「毫末書社」臉書專頁

常有朋友問:「為何會構思出『先賣後印』的出版模式?」要答這問題,恐怕得由香港現今的書籍發行狀況說起。

香港的書籍發行幾乎被某中資機構壟斷,已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壟斷,令很多出版社迫於無奈,要接受苛刻的銷售條件,導致每本書可收回的利潤甚微。「微」到什麼程度呢?一般來說,出版社印好一本書,只能以大約4.7折的「悲慘價錢」賣給該中資發行商,然後它會以6至7折「批發價」賣給大小書店。而中資書店因與該發行商屬同一集團,批發零售一條龍,所以可賺取遠高於其他書店的利潤。

舉個簡化例子:一本定價100元的書,若賣出一本,出版社只可取回47元,而以定價賣書的中資書店,卻可獲利53元。也就是說,出版社的利潤竟不及發行商!

書市壟斷,對小規模出版社和書店都很不利。但獨立出版社是否別無他法,只能繼續乖乖助長「壟斷」遊戲,甚至成為遊戲炮灰呢?正是這種悲慘現況,迫使「毫末書社」思考如何突破傳統的「批發-零售」模式。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書最需要的不過是讀者,而除了大型連鎖書店,難道沒其他方法找讀者嗎?就是在這種有點「瘋狂」的想法下,我們忽有了「先預售、後印刷」這新概念。

借用樓宇買賣術語,就是「賣書花」。「賣書花」對讀者有益外(價格特別優惠),出版社得以「繞開」壟斷,於印刷前直接取得讀者付的所有書款,資金運用更靈活(要知道,經傳統方式賣書,發行商在六個月後才會「找數」呀),也可減少庫存壓力;這些都對小出版社經營有利。

以上就是「先賣後印」誕生的故事。當然,「毫末書社」並非只搞「預購」,我們還會不懈地動腦筋,構思更多「找讀者」的方法。未來會在此分享更多想法。

預購《浮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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