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蘇東坡的「很計較、不上心」理財法


「窮」是自由業者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柴米油鹽、水電上網、交通住宿,哪件事不需錢?不過真正磨人的,卻往往不是物質匱乏本身(畢竟還未至於三餐不繼的地步。「絕對貧窮」則是另一議題),而是當事人對「窮」的抗拒、恐懼和因而導致的困擾。當「缺錢」的念頭終日如魅影盤踞腦海,恒常惆悵著怎樣張羅下個月的使費時,便變成極不自由的自由業者了。那倒不如返回市場打工去更好。

非常幸運,「窮」這問題並沒怎樣令我心煩過。經濟負擔不大(樓奴任務去年剛完成)、物欲很低(日常嗜好如讀書行山寫作彈琴,所費豐儉由人,可多可少)固然是原因,但關鍵我想應是:我習慣對「金錢」採取很計較但不上心的態度。



聽起來很矛盾?計較不就是上心?不上心又何來計較?這本來有點難解釋,但最近讀到中國學者康震寫的蘇東坡傳記,發現蘇於謫居黃州、生活極度艱困之時,原來也是用類似態度對待金錢:

(蘇軾)現在雖然沒有正常的薪水,不過積蓄還是有一點的,於是他做了精心的計劃,規定今後每天花費不超過一百五十文錢。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錢,分為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後將叉子藏起來。當天剩餘的錢另外存在大竹筒裡,作為接待客人的費用(事載於蘇軾〈答秦太虛書〉)。
蘇東坡予後世的印象是瀟灑豪邁、不拘小節,照說應該「千金散盡」也不在乎才對?但實情卻是:錢多時他會隨便花用,錢少時則仔細計算安排,甚至可說是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也就是說,蘇東坡是個理財能力和自我控制力極佳的人。

而這正正是我所說的「很計較、不上心」態度。蘇東坡預早想好怎樣分配使用手上的錢,知道在某段時間內都不再需要擔憂錢銀問題,因而便可輕鬆把錢銀事放低,享受生活樂趣(譬如買價賤如泥的豬肉,煮自家發明的「東坡肉」作早點......),不用終日被「窮」字弄得心緒不寧。

當然,我沒有偶像蘇東坡那般嚴謹,自訂「一天一百五十文錢」的規則。但我也是會預早計算好未來一兩年可容許的每月使費,然後按此budget過活的。因早已「計較」好,便不用「上心」了。我常暗自稱之這為「窮風流」生活法。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豁出去,開一間出版社


雖然長期過著極不穩定的「自由文字工」生涯,但過去幾年只要手腳夠「勤快」,採訪、寫文、翻譯、編輯等job輪著做,還是足夠糊口的,日子也過得充實愉快。不過這種「入可敷支」的極簡約生活模式,自去年竟是日漸難行。先是我長年參與採訪和編務的綠色雜誌,因出資團體欲減省開支而突然要停刊;幾個月後,向來合作無間的某份周刊,為縮減開支而全盤停止邀freelancer寫採訪稿;再幾個月後,我有份「掛單」的某報藝評版,改版後大刀濶斧削去超過一半版面......

傳統媒體刮起寒風,幾乎把我所有收入都吹走,而媒體關門大吉或準備轉型的消息仍陸續有來(最新的自然是九龍倉撤資,有線電視面臨倒閉這一單了)。有朋友戲言,freelance writer的黃金歲月經已過去,但或許情況比這更差。不單美好日子過去,freelance writer得以存活的條件亦正消失;也就是說,freelance writer這「工種」或很快會滅絕。

我並非想悼念或懷舊之類。畢竟,當人人都只從手機接收資訊,紙媒/傳統媒體出現倒閉潮,其實也是早晚的事(連我自己也極少買報紙雜誌看了),而且網媒反應快,流傳廣,文章字數亦不像舊媒體般受版面限制,這些都是寫作人夢寐以求的。我也在摸索著如何過渡到網絡世界,但卻總是想不明白兩個問題:人們看網媒,卻不準備付出費用,這種心態幾已成型,長遠來說網媒能夠支撐下去?另一方面,媒體和文章提供者的關係,又將變成什麼模樣?

現時,好些網媒經營者為了盡量壓縮開支,並不會向文章作者支付稿費,但從文章得來的點擊率卻收歸為自己的「資產」,借此賺得廣告收入。從舊式媒體生態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剝削;不過當傳統刊文平台急劇消失,大部分作者為求繼續有寫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網媒的現況就是如此。文章百花齊放,因為有一大堆人由傳統媒體湧進來,尋求發表之地。問題是,如此發展下去將是什麼景況?我的推測是:絕大部分純粹靠寫作維生的人,將很快消失(沒有收入,轉行去了),剩下來繼續寫的,極少量是名家,其他都是另有正職者,他們有些或為興趣而寫,但更多是想借網絡作自我宣傳的人。也就是說,媒體與作者,很可能滑入純粹互相利用的關係,而文章水準也將大不如前。

網媒最需要優質content,但卻養不起content provider,我實在看不透網媒的未來。不過擺在眼前最急切的問題,卻是我這個自由文字工,如何面對即將「滅絕」的現實。照常理,我應該開始思考轉行問題,因為繼續待在「寫字界」,環境只會日趨惡劣。然而我卻是個不按常理行事的人,也無法割捨與文字日夕相對的生活。

每逢遇上選擇的時刻,Robert Frost的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便會自然在腦裡響起。與其為了生計重投全職打工行列,做著未必是自己有興趣的事,我倒寧願試著用更少的錢過活,然後豁出去,做一直以來最想做的事:寫書、出版。

過去幾年,以freelance性質寫或編,始終是一種「on-demand」模式,雖會盡量選自己喜歡的題材,但文章比較零碎駁雜。現在既無「on-demand」需要,雖是危,卻也是機:一個讓我可以專注地書寫某些蘊釀已久題材的時候。如果你是此blog常客,應會發現過去一年來,我寫了一系列哲學散文。是的,這就是我準備自行出版的《浮生誌》。

在幾乎已無人看書的年代,仍選擇寫書和做出版,有人或覺得這是固執和守舊的表現。但我卻真心覺得,總有些人會繼續愛書、讀書、買書,關鍵是出版社如何接觸到他們。看見「眾籌」近年成了人們籌集資金實現理念的良方,令我靈機一動:何不參照「眾籌」方式,來出版書籍?換句話,就是「先預購、後出版」,當收集了一定數量的預購訂單後,書籍才正式付梓。這個做法,既保證書有一定銷售,出版方也不用太擔心虧本問題。是否真的可行,仍是未知數,但不去試的話,誰又知道答案?

如果你認同我的看法,不妨到我剛成立的出版社「毫末書社」臉書專頁上按個like吧!好讓我知道這條林中路,還有一些同行者。

更歡迎你試閱《浮生誌》:http://tippublish.blogspot.hk/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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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