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一刻 . 一生


Van Gogh, Green Wheat Field
(上一篇:〈不能拒絕的自由〉)

1.

「想點就點。」這是今天大部分人對「自由」的直觀理解。想玩便玩。想食好西便食好西。想幹什麼便立刻行動,不用因為種種顧慮(如金錢、責任、工作、健康等)而退卻──人們通常認為這種「不受束縛 」、「今朝有酒」的狀態,就是「自由」的體現。(參看〈活在當下〉)

但今人嚮往的所謂「自由」,是藉由扔掉對未來的考量、來獲得的短暫輕盈感。存在主義者所描述的「自由」(參看〈不能拒絕的自由〉),恰恰跟這看法相反:人非但不丟棄未來,還要緊抱它,才體會到自由。因為當人將意識投射到未來,奮力邁向他所構想的可能性時,才會發現這只是個可能性──於是他在焦慮中意識到自由。

輕與重。拋棄與擁抱。逃避與投入。兩種「自由」看法徹底相反,因為抱持兩種看法的人,對生活有著截然不同的關懷,會問兩款截然不同的問題。前一類人愛問:「下一刻我想做什麼?」;後一類人則問:「這一生我能成為什麼?」

「一刻」看的是眼前,重視當下內心翻動的意念,「一生」看的是以後,重視達至某種理想狀態。「一刻」與「一生」,形成兩種極端對立的生活模式。

「一刻」分子,說穿了就是想任由身體當下的本能去作抉擇。但這種「自由」毫絲不費力,而且是幻變不定的。試想像,正在寫《存在與虛無》的沙特,若遵照這種「自由」來行動,將會是什麼光景?他將不再因偶爾浮現「不想寫」的念頭而焦慮浮躁。不想寫時,他便乾脆掉低筆、走出咖啡店(他通常在巴黎左岸的Les Deux Magots啡咖店寫作),找他的精神伴侶西蒙波娃閒聊扯或調情去也。正正因為沙特所理解的「自由」不是「想點就點」,所以他在浮現「不想寫」的念頭時,必須「出力」對抗它。

當我們關注「一生」,而非「一刻」,我們所體現的必定是要「出力」的自由。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音樂家,那麼當我懶散地躺沙發吃薯片看劇集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拿起樂器練習。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勇於改變世界的先鋒,那麼當我為免麻煩而順從於主流價值觀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去做合乎公義的事。必須「出力」,必須主動去「揀」,因為總有很多不用「出力」的選項在誘惑我們。

現代人所傾心的、讓身體本能去拿主意的「自由」,毫不費力,倒不如稱之為「謝絕自由」更為恰當。

2.

關注「一生」者,意識經常投向未來,為自己構想出各式各樣可能性,沙特稱這些可能性為未來「計劃」(project)。這些「計劃」可以是極端雞毛蒜皮的(如「下個月要減三磅」),或極偉大的(如「下一屆要做特首」),但無論計劃大小,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使自己成為自己所認為的最精彩的人。

但每個人的氣質、喜好、識見、經歷等,皆會影響他對「精彩」的理解。一個人所能構想出什麼「計劃」,畢竟很有限。沙特便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1830年代的法國工人,知識和反思力皆不足,根本無法想像未來會有「過著像樣生活」的可能性。他因此只能一直照老樣子悲慘過活。環境和教育,嚴重削弱他構想未來的能力。

慶幸的是,今天我們已進入互聯網世紀,當構想可能性時,我們有著一整個世界可供借鑑,大大開濶了眼界和膽量。沙特也彷彿預想到今天的處境,因為他說:每個人作選擇時,其實也同時在為其他人作選擇。每個人想出的新穎「計劃」,都像為人類世界添上新的行為範例般(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就像電腦加入了新template般),之後其他人作抉擇時,便可將這一款「計劃」列入考慮範圍。「當我們存在時,我們也在創造我們的形象。」他如是說。他甚至認為,人因意識到其選擇將成為他人範例,而感到焦慮。

香港人尤其容易理解沙特所講的「既塑造自己,也塑造別人」的意思。回想2014年雨傘運動前,沒任何港人想像得到「佔領街頭七十九天,表達對政權的不滿」這種未來可能性,因為它看來是如此超現實......然而雨傘運動真的發生了,它便成了所有香港人腦海裡的一個「新template」。每個人都可以由此得到新靈感,去構想更多更多關於個人、社群或這個城市的未來可能性。在如此世代,我們再沒有任何理由小看自己的每一個抉擇。這絕對是沙特送給我們的最貼地的忠告。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不能拒絕的自由


Jean-Paul Sartre, by Henri Cartier-Bresson
(上一篇:〈輕快的薛西弗斯〉)

1.

假若卡繆和沙特說得對,人活著的「意義」全憑自己決定,並沒什麼「預定答案」的話,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憂傷地「追尋」什麼,反而應該樂天地「創造」未來。再不用慨嘆生命了無意義,或感到鬱鬱寡歡,因為人自己就是意義的「訂立者」,不假外求。「人徹底自由,有無限可能性。」一旦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便可以突破往日思維的局限:由被動的等待者,一躍而變成主動的開創者;由唯唯諾諾、沒精打采的「小職員」,成為制定長遠政策方針的「董事長」,從此氣象一新。

不過當存在主義者說「人是徹底自由」時,他們所指的「自由」,並非什麼輕鬆之物。它永遠跟焦慮(anguish)緊緊相連。

在《存在與虛無》一書,沙特以「寫作」為例,解釋這種既自由又焦慮的狀況:「譬如我一直很想寫成《存在與虛無》這本書......我甚至將自己建構成這樣一個人:要明白我,必須知道這書曾是我必不可少的『可能性』......然而,世上並沒任何東西可以強迫我繼續寫下去,就連一直以來的寫作欲望也不可以。我最終發現,『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之間,相隔著『虛無』。『放棄寫』這個恒久存在的可能性,是『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能之所以能存在的條件;它同時體現了我的自由。」

沙特在書中經常使用「虛無」(nothingness)一詞,來指涉人所想像/構想的自己的未來。譬如,正在奮筆疾書的沙特,腦海會投射出一個「繼續在寫」的未來自己,但這「繼續在寫」的未來沙特,只是一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跟所有未來可能性一樣:它們永遠是尚未存在的,於未來會否成真也未可知的。未來可能性是虛的,沙特因此稱之為「虛無」。

在「寫作」這例子裡,縱然此刻的沙特的確在寫,他卻無法肯定自己下一刻是否仍在寫,因為他是自由的。就算曾立下宏大的寫作決心,也擁有強烈的寫作欲望,但上一刻的決心和欲望,卻是無法保證未來行動的。我們可以想像,假若某天沙特遇上無法解決的寫作瓶頸,或發現比寫作更吸引的事,或純粹心情欠佳,他是有可能改變主意,放棄寫下去的。毫無疑問,「繼續在寫」是他此刻渴望成為事實的未來可能性,但「放棄寫」這另一可能性卻如一徘徊不去的陰影,懸於其頭上,時刻提醒他「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不一定會成真(未來可能性是虛無的)。他因而深感焦慮。

沙特認為:當人覺察到其自由使未來充滿變數時,他會感到焦慮;但又正正因為他感到焦慮,才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與「焦慮」,就如同一物事的兩個名稱。

2.

當人勇於成為「意義」的訂立者,他會因天大地大的自由而感到焦慮。「我能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嗎?」、「我會否半途而廢?」、 「這次我是否又會任性地改變主意?」這些焦慮,很大程度是對自身毅力的懷疑。但相比起這種焦慮,還有一基本的難題,是「意義」自訂者必得面對的:我如何可以肯定,這就是我的「意義」?我會不會搞錯了?「可能我只是平庸至極的人,卻在妄想救國救民?」、「可能我比自己想像的更有才幹,不應只當享樂份子?」、「我自以為有毅力,但可能我只是固執己見,在做著最不適合自己的事?」......但自由總是撲面而來,就算多麼疑惑,也必須去作選擇。我們可以謹小慎微地徵詢他人意見,參考指導人生抉擇的著作,但最終決定怎樣行動的,仍然只能是自己,一切責任全由自己肩負,沒有誰可供諉過。

沙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還舉了一個真實例子:1940年代的法國,一位年輕學生面對「加入盟軍,為遭納粹殺害的兄長報仇」還是「留在家裡,照顧年邁獨居母親」的兩難,於是來找老師沙特,尋求解決方法。沙特最後給了如下忠告:「你是自由的,選擇吧!」

沙特知道講什麼也多餘,最終還得由學生自己拿定主意和行動。

人被拋擲到這世界,了無憑藉,卻要不斷對未來作出選擇;這種不安的狀態,就是存在主義所要揭示的人的處境。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不是輕飄飄、樂呵呵的,所以沙特宣稱「人是註定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我們無法拒絕自由,我們沒有拒絕自由的自由。

舊約《創世紀》的亞伯拉罕獻子故事,最能表達這份自由的沉重感:上帝命令年老的亞伯拉罕,將兒子獻給祂作祭品。當亞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話去做,揮刀要殺兒子時,天使突然出現喝停,告訴他試練完畢了,羔羊已經準備好。

對於殺子這種違反常理的要求,任何人都肯定會懷疑:「那聲音會否是魔鬼在假扮的?」如果亞伯拉罕是現代人,則更會擔心:「我是否有幻聽?」但沒有誰可幫亞伯拉罕作判斷,在那一刻,他必須自行決定是否相信,是否揮刀。亞伯拉罕無法逃避由他來作決定的「自由」。

3.

存在主義所講的自由,就是帶著如許悲情和沉重。當此套學說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法國流行起來時,這種悲情和沉重,很易產生共鳴,因二戰才剛結束,炮火、死亡、屠殺、背叛、出賣、堅持、忠誠等等仍歷歷在目,人們都非常關心「為何一些人會墜落?」、「自由與抉擇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而,當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傳到美國,孕育出嬉皮文化時,這種悲情面向便漸漸丟失了。嬉皮士希言責任,「自由」於他們就是無拘無束;「註定自由」於他們就是狂歡、縱酒、性解放、閒散、放空等等都被允許的意思。而這也促成了今天人們普遍對「自由」的理解:隨心所欲,跟著當下感覺走。

沙特的哲學,經常強調人和時間的關係:人的意識會投向未來,構想出各種計劃,並運用自由實現之。今人的所謂「自由」,卻將人變成沒有時間維度的存在。再沒有對未來的計劃,也沒有「可能性」所帶來的焦慮。

沙特稱呼人為「being-for-itself」,因為人的意識總是超越於當下,有別於沒有意識的物「being-in-itself」(譬如一塊石頭、一張桌子),當下就是其全部。假使沙特活在廿一世紀,他應會為人們甘於自貶為物而臉露鄙夷罷?

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輕快的薛西弗斯


Sisyphus being punished, attic black-figure amphora,
attributed to the Achelous Painter; late 6th century BC
(上一篇:〈幸與不幸〉)

1.

面對歹運時,我們會試圖將它放進可理解的框架。不過極度惡劣的歹運,畢竟只佔人生很小部分。大多數時候,我們過得不特別精彩、也不特別惡劣;但在最最日常、最最普通的情狀裡,人們乃會忽然若有所感,起念自問:「生存於世,所為何事?」。

比起「我為何運氣不濟?」、「我為何咁命苦?」、「何必偏偏選中我?」等關乎苦難意義的問題,關乎存在意義的問題更具哲學意味,因它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人都可能問的問題。

總有那麼一個尋常日子,你如常下班,如常擠進沙丁罐頭般的地鐵車廂,如常急步趕回家,卻忽然對這日復日的重複感到無比倦弛,內心彷彿跟周遭一切都掛搭不上。你鮮有地收起手機,無心理會裡面熙來攘往的whatsapp訊息或臉書update。你閉起眼睛,回想這一天的工作,回想這幾十年的自己,卻突然升某種疑惑:這半生人,就是不斷地建立和增加,由呱呱墜地時的空無一物,慢慢建立起家庭、事業、身份地位等等,增加了雜物、書本、衣服、模型藏品、私家車、紅酒、音響器材、手機電腦等等;然而這些建立和增加,最終會怎樣?隨著我生命終結,不就像熒幕拔掉插頭般,一切都會歸零、消散?簡直是一場徒勞。此刻的忙忙碌碌,又是為了什麼?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類似的「閃念」。這種閃念的出現,源於人知道死亡的存在。當代西班牙哲學教授Fernando Savater在其著作《The Questions of Life》便這樣講過:小孩不知道有死,他們認為自己會永恒地存在著,所以眼睛總閃著神采;但在那些遭戰火蹂躪的國度,幼兒因已懂得有死這回事,所以他們的眼神是極其倦怠的,就像飽歷風霜的老人。

死亡如一道淡淡陰影,當你注意到它時,便很難再無視它。每一天,我們花費大量精力活著,但我們的結局卻無一倖免是軀體的腐朽和自我意識的消亡。而這兩者,卻是讓我們感知和擁有一切的原點。在海灘堆沙砌城堡,沙堡註定會在潮水湧至時消失無踪,所以成年人對堆沙總是興趣缺缺;但我們為何又願意繼續堆人生的城堡?

2.

人追求意義,卻無法尋獲意義,這構成人的困局。法國小說家兼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因此問:「人為何不自殺?」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hus)的開首,他這樣寫道:「判斷人生是否值得活,就是在回答最根本的哲學問題。(Judging whether life is or is not worth living amounts to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這無疑是古往今來哲學家提出的最有意義問題。

卡謬借用了希臘神話中受天神懲罪的薛西弗斯,來形容人類的處境:每天將大石推到山頂,然後眼巴巴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將大石推上山,看著它滾落山......重複、徒勞、荒謬,意義安在?

但卡謬沒有試圖化解人的荒謬,相反,他認為就算人生是荒謬的,也仍然值得活。卡謬的看法是,當薛西弗斯把石推到山頂,見證它滾下,然後緩步下山時,他終於有閒暇反觀自身,並意識到所作的一切勞動,都是徒然;他會感到巨大的荒謬感,但同時,他也可以嘲笑或輕蔑這種荒謬,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卡謬沒有詳細解釋這一點,但我們不妨這樣演繹──薛西弗斯邊下山邊想:「管他的!老子就是愛運動。」又或者伸著懶腰說:「能夠感受太陽的熱力、滴汗的快感,這是天神也不能剝奪的美好。」意義不用由外界賦予,存在著,感受著,就是意義。

卡謬的提問和回答,多少帶著書生的抽離,他本人亦未必想過要了結生命。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則對「自殺」有切膚之痛。1879年,當寫作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托爾斯泰突然陷進「不知生命為何」的精神崩潰危機。他在《懺悔錄》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想法:「除了死亡之外,前面什麼也沒有。......那時的我,是個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人:我還不到五十歲,有善良和我愛著的妻子,還有聰穎的孩子,和良田萬畝......但我卻認為我活不下去了。......也許明天,疾病和死亡便會降臨到我或我喜歡的人頭上,那時除了屍體和蠕蟲,還剩下什麼?我的事業,無論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我再不存在。到底為了什麼辛苦?為了什麼忙?人們怎麼能不認識這一點?怎麼能繼續活下去?這實在是最不可思議的事。」無法找到生的意義,令他精神非常痛苦,多次想過自殺,「整整一年,幾乎每一刻我都在問自己:是否應該用繩索或子彈來了結自己?」

托爾斯泰最終藉著遠離貴族縱情玩樂的糜爛生活,以簡樸、寡欲及努力完善道德生命等行動,來確立他活著的意義,擺脫自殺陰影。他憎厭俄國上流社會的驕奢淫逸,並極度同情貧苦農民。雖然妻子大力反對,他最終決定捐出自己的財產,又放棄作品的版權,提倡財產公有。他開設大量賑濟食堂幫助饑荒災民,又積極從事農民教育。及後,因經常批評東正教儀式和教義,得罪教廷和沙皇,而被逐出教會.....托爾斯泰身體力行他所相信的人道主義,吸引了大批跟隨者(開展成一場「托爾斯泰主義」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存在意義,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要靠自己尋求的。由痛恨自己的貴族身份和作為,變成一名熱血的社會改革者,他按著自己對理想世界的想望,來建構全新的自己。

3.

閃念,令托爾斯泰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改變需要莫大勇氣。大多數人遇上閃念,通常很快淡忘,轉眼便重投柴米油鹽的世界。另一些人則會把疑問交托宗教,由上天來決定其生命的意義。「既然造物者創造了宇宙,自會安排每個人的角色和意義,我要做的是交托、禱告、等待天啟等等,而非問問題。」他們不是忘記問題,而是抹走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有問的需要。

選擇將「意義」歸結於「創造者」,無疑是人類的思維習性。看看「意義」是什麼回事便會明白。任何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它的「意義」來自人類的「意圖」(intention)。譬如一個鎚仔、一座樓房、一條天橋、一塊巧克力,當未被創造出來前,首先會存在於創作者(工匠、建築師、工程師、廚師)的腦海裡。若工匠希望造個鎚仔釘釘子,這個「意圖」便成了鎚仔的「意義」。 若建築師希望建一座鐘樓報時,這個「意圖」便成了鐘樓的「意義」。將存在意義交托給宗教的人,正是按著同一理路思考:人若是由神創造的,人的「意義」不就存在於神的「意圖」裡嗎?

然而,每個人的存在理由,怎可能預早被安排?又為何需由他者賦予?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喜歡以開信刀為例,指出問題所在。一把開信刀的存在意義(開信)一早由工匠構想好(意圖)。但人的存在卻截然不同。人沒有預先被設定的存在意義或目的,他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首先存在著,在世界碰到各種起伏不定的際遇,再三思量,然後才慢慢界定自己。「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因為人沒有什麼本質,他因此是完全自由的,既決定他人生的一切計劃,也對這些計劃負有全責。

沙特是無神論者,理所當然否定「人的意義由神的意圖決定」這種看法。但無論造物者是否存在,沙特的形容,不是更貼近我們的經驗嗎?人來到世上,他的「意義」不可能是清晰、確切、早已預備之物,像預先畫好的箭靶紅心那般。歷史偉人或許會滿有使命感,堅信他們有某種天命,但普通人如你和我,於匆匆數十載裡常是迷茫地揣摩著,有時亢奮、熱情,有時失望、惶恐。我們像用手握著一枝巨大鉛筆,從生命之初,一直沿路繪製人生軌跡。漸漸,這些彎彎曲曲的墨跡開始顯出某種輪廓,而藉著這些歪斜飄忽的輪廓,我們得到鼓舞,試著畫出再清晰一點的輪廓。就是這樣一邊畫,一邊修正......好彩的話,輪廓會越來越明晰,但更多時候,直至我們老死它仍帶著一點模糊和不確定性。

所謂存在的理由,或許就是如此回事?不是預先設定、清楚玲瓏,而是在無數trail and error的過程中,漸趨明確。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存在意義,並不需由上帝的「意圖」來決定,而是由人自己界定。你覺得有意義,就有意義。一如卡謬在《薛西弗斯的神話》的最後一句話:「石頭的每粒原子、山上每顆礦石碎片,各自都是一個世界。薛西弗斯奮力向山上走去的過程,已足夠令他內心充實富足。我們應該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