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

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Portrait of Epictetus
(上一篇:〈得意失意〉)
什麼才是人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面對失意與歹運,如何是好?這本是哲學家最應關注的問題。古往今來,並非只有中國哲人才察覺到俗世「幸福」有多變幻莫測和不可恃,在古羅馬,也有兩位哲學家思考過歹運與幸福問題。他們親歷過最悲慘和峰迴路轉的人生,對此問題的回應,絕非紙上談兵。

其中一位是活躍於羅馬和希臘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50至130年)。他的母親是名奴隸,所以他自出娘胎也是奴隸(主人Epaphroditus,也曾經是奴隸)。他的人生充滿悲苦,譬如因遭受主人毒打而變成跛子,跟饑餓與痛楚經常為伍。後來,主人賞識其才智,安排他跟隨斯多噶派(Stoicism)哲學家Musonous學習,厄運終得以逆轉。獲得人身自由後,他開始教哲學,未幾,羅馬國君卻下令將所有哲學家驅逐出境,愛比克泰德也在其列。他遊歷到希臘的Nicopolis後,安頓下來開辦學校,繼續教授哲學,直至老死。

斯多噶派哲學認為人雖不能控制外在環境,但採取什麼態度面對,卻有絕對自由。誰可以阻止我用微笑跟厄運打招呼?他在《Discourses》談話錄裡講過,人生中最美麗的東西,就是「不受情緒和欲望牽制的自由」。

愛比克泰德告誡門生,不要傷神去擔憂不能控制的事,「天氣不適合出海,我們會心急地追問風向,但這是風神而非我們作主的事呀!倒不如做好控制範圍內的事,其他一切,便順從上天安排(We must make the best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in our power, and take the rest as nature (God's will) gives it.)。」

愛比克泰德對「厄運」的思考尤其多。他認為,就算被強權暴政脅逼,失去自由,甚至有斷送性命之虞,人還有「意志」可供差遣。他想像了這樣的對答:

「快說出秘密!」
「我不會說的。說與不說,權力在我。」
「我可以用鐵鍊鎖起你!」
「你說什麼?鎖起我?你可以鎖起我的腳,但你永不能鎖起我的意志。連宙斯也不能征服它。」
「我會囚禁你!」
「你指我的身體吧。」
「我會砍你頭!」
「什麼?我有告訴過你,我是世上唯一不可能被砍頭的人嗎?」

這段對答,完美展示了他對「幸福」的看法。肉體的舒適愉悅,是可以拋棄的「有待的幸福」,不假外求的意志,才是值得珍視的「無待的幸福」。強權可以囚禁你的身體,但不能囚禁你的意志。如果不能改變厄運,便不要讓它影響自己情緒。越戰時期,美國空軍James Stockdale就是靠著大學時唸過的愛比克泰德,熬過四年被虐待和單獨囚禁的牢獄生涯。

另一位思索過厄運和幸福問題的是波愛修斯(Boethius,公元475至525年)。這位羅馬望族之後,本來過著優裕生活,且官運亨通,廿五歲便當上元老院議員,之後擔任東哥德王國的執政官。可惜好境不常,任執政官時,皇帝認為他意圖謀反,將他收進牢獄,一年後被處絞刑而死。

當得知死亡逼近,波愛修斯開始在獄中寫作,最後完成《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書。書的形式獨特,是作者和名為「哲學」的女郎的獄中對談。波愛修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為起點,跟「哲學」女郎探討何為真正的幸福快樂。

他不忿為何自己多行義事,力抗奸臣,愛惜百姓,卻不得善終,失去一切幸福。「哲學」女郎於是告訴他,世人心目中的幸福快樂,如財富、名聲、權力或肉體的歡悅,全皆憑運氣才可獲得,但運氣卻變幻不定。她模仿命運之神的語氣說道:「大地既有豐年,也有凶年;海洋既可波平如鏡,也可巨浪滔天;我也同樣變幻莫測,而這正是我力量之所在!我喜悅地轉動著『命運之輪』,將底的轉到頂,頂的又轉到底。」

女郎告誡波愛修斯,將快樂寄托在如此變動不居之事物上,甘心被命運巨輪舞弄,只會令人患得患失、擔驚受怕,甚至陷進無止盡的欲望中。真正的幸福快樂,應該是人能完全控制、厄運卻不能摧毀之物。那是什麼?女郎指出,那就是上帝或至善(the highest good),亦即以意志實踐美德。行所當行,展現人的理性之光,就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因此在「哲學」女郎眼中,厄運並非慘事,因為它可磨練人的意志,成就勇敢、堅毅、撕破虛偽謊言等美德。

波愛修斯對早期基督教思想影響頗深。教會吸收了他對世俗幸福的想法,鄙視物質享受,將死後靈魂的救贖推崇為人類最大幸福。然而當教徒依照誡命實踐美德只為得到永生獎勵時,美德的內在價值便慢慢消亡。西方人不能理解為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自若也可算作真正幸福。

但哲學的思索,實在奇妙。兩位西哲提倡的,竟跟中國古哲人的看法異常相似。「反求諸己」,「唯志不可移」,「威武不能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假如愛比克泰德或愛波修斯跟孔子遇上,相信他們會暢談甚歡。

其實幾位哲學家看來一脈相承,乃因他們皆力求解決同一問題:若果將依賴外在偶然性的「幸福」視作人應追求之物,那麼人是否能獲得幸福,是永遠沒有保障的;真正的智慧,因此在於從「偶然性」中解放出來,追求一己可以把握之物──至於那是理性、意志、德行、良知還是其他名目,則視當時的社會傳統與風尚而定。

儒家和斯多噶派,皆是著重「意志力」或「內在德性」的理論。有些人認為這類理論很「阿Q」:面對苦難,逆來順受,將它「合理化」為上天賜予的磨練,卻不去積極改變時局,這種做法,豈非自欺欺人?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也如此調侃愛比克泰德:「他提出的道德觀是高尚和出塵的;當人處身於反抗暴政的時代,也實在很難想出更有用的東西。」他甚至認為,那些表示對環境與物質全不在乎的哲學家,根本就是虛偽。

羅素的話,也不無道理。人若全然不在乎環境與命運順逆,的確很容易滑入不問世事的「自私隱士心態」:「改變不到的事,想它幹嘛?」「我並不在乎外在世界,那又何必去管社會的不公義?」

事實上,一個重視意志力或自我制約的理論,若然完全「唯心」,那麼按此理論來生活的社群,誓必遲早陷入公共事務無人處理的境況,最後唯有由野心家來接管。可見,提倡個人要拋開「有待幸福」之執迷的論理,若要成為一個全面的論理,還必得建立一套社會公義的價值標準。

我可以不在乎一己的欲念與喜好有否獲得滿足,但我卻必然要關注,身處的社會是否讓每個人皆可自由發言、行動、改變現況等,因為這樣我才可以自由追逐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和宣揚這種方式)。欠缺了以上外在環境的配合,任何自主選擇的生活方式,根本無從談起。可見,所謂全然不在乎外在環境變化的哲學理論,只是針對個人而言;去到社會層面時,人必定對環境有所關懷,有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