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靈感這回事


1.

以寫作為職業或志向的人,大多經歷過靈感枯竭的慘況:交稿時限逼在眉睫,但修改來修改去,文章總像未雕琢成形,只是一團暗啞無光、毫無靈魂的雞肋。

遇上這種狀況,寫作人通常會嘆口氣,並自我安慰:「唉,最近無乜靈感......」但靈感到底是什麼回事?腦袋能否併發出創意,純然是一種運氣嗎?若果繆思女神眷顧我,我便會靈感源源不絕,否則只好繼續等待?抑或靈感更像一部「攪拌機」,需要不斷「input」,才能有「output」?

長久以來,人們愛將寫作靈感和運氣掛勾。倪匡便曾提出「寫作配額論」: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配額,配額用盡便要停止,抽煙飲酒如是,寫作也如是,當靈感枯竭時,唯有乖乖投降,擲筆輕嘆。

但除了天份,外在環境的刺激對寫作同樣重要。寫作就像長期的燃燒過程,必需不斷添加燃料,火才能燒得旺、燒得紅。一流的大作家,絕不會呆等繆思賜予他靈感。他往往是一個勤勞的觀察者或閱讀者,不斷收集新的柴枝助燃。譬如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便是極厲害的「觀察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沙俄時代,廿多歲時(1849年)因參與反農奴制的青年進步組織「Petrashevsky小組」被政府拘捕,幾乎死於刑場,但在最後一刻,當局改變主意,將他發配西伯利亞。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歷經了四年牢獄和苦役生涯。

坐牢,是苦不堪言的事,但對寫作人來說,監獄卻是「觀察」人間世的好地方。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獄中認識了很多性格獨特鮮明的囚犯,學懂了很多民間諺語和俗語。他將這些「材料」都一一記在筆記本裡(這筆記被保存下來,名為《西伯利亞筆記》),出獄後,發表了自傳味甚濃的小說《死屋手記》。個人認為,這是被嚴重忽略的Dostoyevsky作品。書中刻劃了各式各樣的監獄人物,描述了諸多獄中細節(譬如用牛腸偷運酒入監倉,再轉手賣給其他犯人賺錢),那種真實與血肉感,只有坐過牢的人才寫得出來。事實上,如果沒有被捕、被判死刑(又獲特赦)、被流放西伯利亞等「刺激」,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所關注的寫作題材肯定很不一樣,亦不可能寫出《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名著。

2.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亂世,自身經歷足夠他寫很多本書。但活在太平年代的作家,便要借助大量閱讀來「加添柴薪」了。很多作家因而都是勤勞的「閱讀者」,包括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是個嚴格遵守紀律的作家。他早睡早起,每天在固定時間寫作(通常是清晨),不會等靈感到才工作。村上特別強調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這種能力若能有效運用,某程度可彌補天份的不足或不均」。

對村上來說,靈感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奇東西。它只是專注創作時達至的自如狀態。而這自如狀態,需由大量生活和閱讀經驗支撐起。

換句話,寫作最需要的是積累。在《作為職業小說家》裡,村上形容自己的腦袋是一個擁有無數抽屜的巨型資料庫。他會將平日觀察和閱讀所得,在腦海裡分門別類收藏好,當寫作進入狀態時,一隻無形之手便會從適當的抽屜取出合用素材,寫進小說裡。

這種寫作方法,其實跟村上是「第六感型」作家互有關連。他曾經在訪問提到,寫作時他從不預先設定故事結構,譬如寫《1Q84》時,最先想到的只是「青豆」和「天吾」兩個名字。抽屜裡的大量片段,正好讓他的第六感有厚重的憑藉吧。

3.

寫作要積累。但要做到像村上春樹那樣,甫坐下即進入狀態,談何容易?所謂有才華的作家,是能夠從大量積累的data裡,輕易提煉出恰當素材與文字的人罷,但什麼狀態最有利於「提煉」,卻是各師各法。

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便絕不可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定時定候寫作,「靈感」一call即到。盧梭寫道:「當我拿著筆,對著書桌和紙張時,是從來寫不出什麼來的。我是在巨石和森林之間散步徘徊之時,或夜半無眠之際,在腦海寫下文章。」(《懺悔錄》)

盧梭喜歡在散步時獲取靈感。事實上,假使1755那年他沒有在聖日耳曼(St. Germain)森林散步一整個星期,或許便無法寫出那篇影響深遠的《論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他在《懺悔錄》回憶道:「我盡情在森林裡探尋,找到原始時代的面貌。藉著這些面貌,我大膽描繪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在森林裡,盧梭靈光閃動,構想出善良的原始人形象,駁斥之前霍布爾等哲學家對原始人的殘暴想像。

盧梭有關散步和寫作的看法,我甚有同感。散步時,有趣意念會源源不絕湧現。我總是在步行回家途中,或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之際,想通某篇文章應如何起筆,如何呈現。以科學的觀點看,移動中的風景、行進中的腳步,令大腦處於活躍狀態,自然勝過血液循環較慢的寫作姿勢罷。

或者,寫作的人都應像村上春樹般多多跑步,保持運動員般的體質,那麼當坐著寫作時,也可保持步行時的良好血液循環了。

2016年5月2日星期一

從容


Degas, Two Ballet Dancers,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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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市什麼享受都不缺,唯獨欠了從容。

人們對待時間的態度跟對待錢銀一樣:錙銖必較。「在最少時間內,完成最多的事」,是他們的生活座右銘。時間,被切成盡量細的方塊,於每一方塊塞進盡量多的項目:工作、會議、加班、進修、拍拖、興趣班、運動、飯局、打機、上網、看電影......人們絕少會在凌晨二時前上牀睡覺,因為這時代的共識是:要夠忙,才算「善用時間」,要夠「善用時間」,才算「不枉此生」!

這些時間的精打細算者,將人生視作一場雜耍:必須同時拋起和接住最多的杯盤碗碟,才算活得精彩。

然而當人們貪婪地將很多東西塞進schedule,以為這樣很充實時,卻往往適得其反。為了要在每個時間方塊消逝前完成所有項目,他們追追趕趕,裙拉褲甩,有時臉容扭曲得像被主人鞭打前行的推磨奴。他們心急浮躁、眉頭緊鎖,走路快如閃電、吃飯三扒兩撥。是的,最後他們的確趕及「做到」很多件事,卻沒有「做好」幾件事。為了量,犧牲了質。

不過更嚴重的後果是,一旦習慣了這種緊密和欠缺彈性的schedule,人們很快會忘記,他是可以按自己步伐去完成每件事的。他們本來柔軟的心,變得僵硬。他們丟失了從容。就像「邯鄲學步」故事的主角:特意去學他國的步行方法,最終忘記自己本來也懂得走路,且走得更符合本性。

要重新尋回從容不迫的感覺,最佳方法,莫如去一趟自助旅行。關掉手機,帶備糧水,就可出發。在山水風景或陌生城市的街道,隨興而行。關鍵是不要預先設定行程內容:「九時起牀,到火車站買票,坐548號班次,於第十個站下車;二時到某某古蹟一遊,四時到附近吃馳名甜品,六時去城市步行街購物」云云。行程表會阻礙你重新學習「步行」。這不是什麼急匆匆旅行團,你完全沒需要在某特定時間到達某特定地點,只要順著內心韻律,去決定何時起行、休息。起初幾天,你可能會陷入徹底的無助,在旅館大牀上睡至日上三竿,什麼也不想做,腦袋一片空白。但漸漸你便有點頭緒,開始建立起這趟旅程的韻律。你或想起有一位心儀作家的故居就在附近,於是帶著探險的心情動身尋找。你以舒適步調參觀完畢,發現一間雅致茶室就在鄰巷,於是你窩在茶室裡讀著剛買的作家自傳,一邊吃著豐富的下午茶…..讀完一個章節,瞥見外面是一片金色的晚霞,你知道是時候,帶著一肚子滿足起程回旅館去。

拋開一成不變的鐘錶時間,按著事情自身的規律前進,不焦躁也不懶散,就是從容。這才是真正的「善用時間」,因為你將每一件事都做圓滿了。讀一本書,你會細心咀嚼裡面的各種隱喻,並不急著看結局;學習武功,你會先打好基礎,才嘗試複雜的招式。當旁人笑你做事沒效率,你卻認為是種讚美。

當然,要向來依賴鐘錶時間的人去掉急功近利習慣,用心感受自身與事物的韻律,似乎是癡人說夢,但回想舊時農業社會,老百姓其實都懂得這樣做。他們雖然卑微,知識不多,卻懂得用眼睛、鼻子和皮膚,去感受氣候變化,察知自然界的韻律,所以曉得選擇適當的時候播種、插秧或收割,絕不死板跟從曆書。

《世說新語》裡有一個關於「從容」的故事:王子猷夜裡看到皎然月色,忽憶舊友戴安道,於是當即起程,乘一葉小舟沿河而行,於天亮到達戴的居所。然而當他來到了戴的家門,招呼還沒打,卻便轉身離開了。人問其故,王子猷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看來很任性,但其實他只是順著內心的韻律而行。既然認為無須見戴一面已把事情做圓滿,便頭也不回的離開。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韻律。有人每天要睡十小時才精神,有人六小時都嫌多。有人愛緩慢散步,有人愛高速飛馳。有人喜歡反覆琢磨,有人喜歡當機立斷。與其勉強將自己fit進時鐘的框條、在schedule格仔裡塞入數之不盡的項目,倒不如按照自身韻律過生活吧。一天若能做好一件事,不是比趕起五十件更稱心嗎?一件做好的事所散發的光芒,不是比五十件濫竽充數更耀眼嗎?

說起來,世上最懂得從容的,當是嬰孩。他們總是按身體發出的訊號行動:餓了吃,累了睡,完全無視什麼鐘數,什麼時間表。是的,在城市裡生活我們沒可能完全不看鐘,沒可能真的天天只做一件事(除非你有一位富爸爸),但當你被排得滿滿的schedule趕得喘不過氣時,且想像自己是嬰兒,喚回從容不迫的感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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