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是非


喜多川歌麿,Oshichi the greengrocer's daughter, Kichisaburô the boy-servant and Dozaemon Denk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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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生物學家認為人類和動物的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使用工具,而動物不懂。但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動物學家Jane Goodall發現黑猩猩懂得以樹枝「釣」蟻穴裡的白蟻後,「動物亦懂得製作和使用工具」已是常識,這種「工具說」便再無法成立了。人類和動物的分別,或許還是哲學家看得透:世上所有生物,唯獨人類會作出是非對錯的判斷。

動物世界從來沒有「對與錯」、「應與不應」這回事。狼餓了便抓羊吃,羊見到狼便拔足狂奔,羊是不會指責「狼吃羊」這個行為是「錯誤」或「卑下」的,因為在大自然的食物鏈裡,狼吃羊是天經地義的,狼與羊,只是各各按著自然委派的角色行動而已。

動物就是這樣「如實」接受周遭一切,從不會有「實然/應然」(is/ought)的判別。唯有人類,不會輕易接受「實然」狀況,鍾愛作出「應然」的判語。說不清是天性如此還是社教化的結果,總之人的腦袋是永不停歇地進行「是非判斷」,會以他的一套價值標準去衡量周遭世界,會指出現在這樣「不好」,「應該」怎樣才算「好」。

但「是非判斷」既可以涉及社會公義、大是大非,也可以是瑣碎無謂、無關宏旨的;所以我們的社會既有道德與法律,也充斥著蜚短流長。事實上,日常生活裡我們接觸得最多的,通常是後者。

三兩朋友聚首,或一群同事在茶水間碰面,少不了熱衷地評價他人的言行舉止,如判官般落下一個又一個judgment:「聽說市場部的A先生晚晚健身,真難為他呀,身形還是如此不行!」「新來的B先生說話時總舉起蘭花手,我肯定他是女人型。」「昨晚有無看電視?那剛離婚的過氣闊太C穿著性感短裙跳辣身舞,真係犯賤。」

香港人通常稱呼此種人類特有活動為「講是非」,白話文稱為「道人是非」,皆甚貼切;皆因每一個尖酸刻薄的評語背後,必定包含一value judgment,一是非對錯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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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經常談宏大的是非判斷,卻甚少討論瑣碎的的是非判斷,有份創立新亞書院的唐君毅是少數例外。他在《人生之體驗續編》對「講是非」有相當精闢見解:「人有是非判斷,則不能對人無毀譽。」的確,人有「實然/應然」的覺悟,所以能成就高尚的情操,懷抱改變世界的胸襟,卻也因為有此覺悟,而免不了用自己一套「應然」標準去批評別人,去講是非。

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假若披上一件隱身衣,遊走於親朋戚友圈,你會發現他們不時在議論和批評你;而反觀自身,你每天所說的話,亦同樣夾雜大量評價別人的內容。是非毀譽,充斥人間,就如唐君毅所講:「人通常是依他自己的是非標準,而撒下他的毀譽之網,去囊括他人;而每一個人,又為無數他人之毀譽之網所囊括。」你說人,人說你,每個人都在吐出「是非蜘蛛絲」,每個人都無可避免活在一張超級巨大且無處不在的毀譽之網中。

活在群體裡,免不了會是非沾身,但為何有些人就是特別鍾愛搬弄是非、製造毀譽?請仔細觀察你身邊的是非精。你會發現,他們通常是生命無所憑藉的人。他們的日子過得枯燥乏味,除了上班、食飯、瞓覺之外,再沒其他掛搭與關懷,是非八卦,便猶如他們的糖鹽醬醋,為其生活調味。當日子久了,是非八卦便成了他們的生活寄托,每天都要仰賴它排遣時光,才覺圓滿。

每個人的社交圈裡,總有兩三個這類是非精。他們對別人的事如數家珍,除了愛評說親友同事的長短,亦好點評明星名人的最新動向:明星P拍裸照、名人Q破產、富商R有不倫戀情、濶太S做了拉面皮手術等等,通通逃不過他們的一張嘴。平日在辦公室裡,他們是勤勞和唯唯諾諾的小人物,不過一旦聊起別人是非時卻像變了另一個人,眉飛色舞、容光煥發,其樂無窮、欲罷不能……是非八卦為他們帶來的生趣,可見一斑。

其實明星的戀情、豪門的恩怨,以至同事朋友的衣著身型,不過是風乍起吹縐的一池春水,既不影響社會大局,也與其他人不相干,但偏偏世上有太多無所掛搭的人,非得靠這些八卦來滋養其生命。這也解釋了為何八卦雜誌總不愁銷路,而大肆報道的永遠是負面新聞。

因生活無所憑藉而「講是非」,最為常見,不過尚有另一種人,卻是因嫉妒而「講是非」。

他們通常事業有成,被別人的讚美簇擁著,將優越感視作理所當然的生命情調。平日,他們甚少表達個人好惡,顯得樂樂大方、謙恭有禮。然而一旦發現公司的假想敵竟比自己更得老闆歡心,或得到更多同事讚美與愛戴時,他們會突然變成最惡毒的是非搬弄者:刻意向所有人提到對方的缺點、在會議裡品評他某次不得體的發言、在茶水間散播他曾犯過的雞毛蒜皮錯誤……因為無法接受自己變成次等角色,不再是大眾焦點,所以他們不由自主地摧毀對方「光環」,冀望奪回優秀者的頭銜。

最容易因嫉妒而道人長短的,常常是那些最重視社會榮耀的人,如藝術家、政客、知識分子。在藝術、政治或學術圈子裡,某人若突然取得重大獎項或職位,緊隨而至的通常就是其他同行充滿酸葡萄的批評、質疑或嘲諷。「以他的文學修養,也配得這獎項?」「他只是善於巴結逢迎,才獲得破格提拔罷。」「他不過是在風起雲湧之際擺出大義凜然姿態,取媚公眾,實情毫無才幹可言。」

藉著貶損別人,來安撫自己受損的優越感,正是第二種人「講是非」的原因。有時他們甚至沒意識到自己正在這樣做──他們只是不自覺地啟動了自尊心的「自我保護」機制而已。

由此可知,特別愛好搬弄是非的人,常常來自社會光譜的兩個極端:一端是無知無聊的村夫村婦,另一端是社會賢達或大學問家。兩種「講是非」者的目的雖然極不相同,卻同樣因為「講是非」這行為而安頓了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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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別人是非,毫無負擔,但若反過來成為別人說是非的對象,卻會異常難受。而觀察一個人如何面對毁譽,則可窺見他內心的實況。

有些人對毀譽極度在乎。他們時時刻刻都著意迎合別人的價值標準,假使得不到所有人的正評,便會惴惴不安。他們經常疑心旁人在議論他們,神經兮兮的,猶如被他人眼光的「枷鎖」禁錮。別人的一個眼神、一個尾音,他們也會作出過度詮釋;自己的一言一行,總是首先考慮別人看法。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自己」,不過是長年在「飾演」別人所認可的「自己」而已。如此人生,就如風中柳、牆上草,不由自主,甚哀甚苦。

其實世上有一萬個人,便有一萬種意見,一個人若想取悅全世界,上下左右逢源,又怎麼有可能?最後,他只會落得失卻自己本來的立場。就像那古老的伊索寓言:一對父子帶著一隻驢入城,起初,父親騎驢,兒子步行,路人甲看見說:「父親太不愛錫兒子了。」父親於是讓兒子騎驢,自己步行,路人乙卻說:「兒子真不孝。」父親只好和兒子一同騎驢,路人丙見到大感不滿:「這驢子真受罪!」……因為太過著重別人的看法,於是不斷隨旁人意見作出改變,最後吃苦的便是自己。

對毀譽非常在乎,以至失去主見,固然非常可憐,但另一極端也不見得好:對別人的毀譽極之不屑,認為它們全屬愚笨之見,唯有自己的看法才最高明。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是此極端的代表人物。他曾這樣講過:「當我們知悉凡人的思想是多麼膚淺和無謂、看法是多麼狹隘、情感是多麼無足輕重、意見是多麼執拗時......我們便明白,賦予他人的意見太高價值的話,是過份褒獎他們了。」但如此自大狂妄地對待他人毀譽,難免得到跟叔本華一樣的下場:幾乎無朋友。

是非毀譽,容易令人失去主見,人云亦云;然而旁觀者清,他人的看法,也偶爾有洞明處,不宜一概否定。應如何不被毀譽之網干擾,以至迷失自我,同時又有足夠智慧,從世人無數毀譽中撿拾擲地之見?這無疑是碌碌於人間世的我們,所必須學懂的生活藝術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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