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

時間之瓶

Vincent van Gogh, 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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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最懂得時間之玄妙。他曾這樣講過:「時間到底是什麼?當沒有人問我時,我清楚知道它是什麼;當有人要我解釋它時,我卻困惑了。」(What, then, is time? I know well enough what it is, provided that nobody ask me; but if I am asked what it is and try to explain, I am baffled.)

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形態中,「現在」是最奇妙的:如果「現在」一直存在著,它便成了「永恆」,再沒有我們所熟知的會流動變化的「時間」。也就是說,「現在」若要成為「時間」的一部分,它必須不斷消亡,變成「過去」。企圖觀察「現在」是十分困難的,因我們無法像觀察一個蘋果般觀察它。它沒有顏色、氣味、長濶高、形狀。它總在逃遁。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通常是已滅亡的它(記憶),或還未出現的它(展望)。

我們很難觀察時間,更難擺脫時間。小說《愛恩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裡,描述了一些有著稀奇古怪「時間」的世界。在某個世界,海拔越高的地方,時間運行便越慢(跟今天科學家的觀察正好相反),人們為了保持青春,紛紛走到山顛建屋,甚至在山顛插上長桿子再在其上建屋,居所看來就像「一群肥鳥蹲踞在細長的木腿上」。在另一個世界,時間是走走停停的(像熟悉的叮噹故事)。人們會突然被定格,停止活動,過一會又再接續下去。

但在地球這個世界,我們所感知的時間卻是從來不會停下。

我們一出生便在於時間之內,之後永遠都無法丟開時間或抽離於時間。我們不曉得沒有時間的存在方式,是怎樣的存在方式。就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對「時間」的領悟:「我們可以想像不包含『世間萬物』的『時間』(即抽象的時間概念),卻不能想像被抽走了『時間』的『世間萬物』(即沒有時間維度的世界)。」(We cannot take away time from phenomena in general, though we can well take away phenomena out of time.)

依據康德的看法,「時間」(以及「空間」和「因果關係」)並不是客觀的,而是人類先驗地擁有的一套框架或模具。人從經驗世界感知之一切,必然要經過這模具的模鑄,就如順產嬰必然要經過母親的產道。若康德是對的,人永遠不能逃離「時間」的巨掌。它是人類不能脫下的有色眼鏡。

或許人無法想像沒有時間的世界,就如深海裡的魚無法想像沒有海洋的天地罷。「時間」令我們擁有「先後」的概念,繼而有「因果」、「變化」、「生命始終」的概念。沒有「時間」,如何理解「存在」?我們對「沒有時間的世界」的想像,頂多就是一片灰暗渾沌。

一刻鐘、廿四小時、一個月、五十年。自從工業革命,人類設定了越來越實在、精確的量度時間單位。有趣的是,我們並不真的在「量度」時間。

古代初民,以太陽月亮的運動、潮汐四季的固定變化,大略地感知一種稱為「時間」的流動。幾千年後,科學家以銫原子內部變化所釋出輻射的周期,去精確定義「秒」。但我們真的在量度「時間」嗎?不,我們其實是在量度事物的變化。或許「時間」就存在於「變化」之中?或許「變化」就是「時間」本身?

愛恩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指出,運動速度越接近光速,時間便走得越慢;對於不同的觀測者,時間流逝速度並不一樣……科學家的時間理論越來越深奧,漸漸變成一般人沒法明白的東西。但回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時間」仍然充滿實感。我們執拗地相信「時間」實實在在地流動著,因為我們明明看見:肌肉變得鬆弛、額角浮現縐紋;新的嬰兒出生、衰老的人步向死亡;過去的不能改變,未來充滿變數。

如歌者Jim Croce寫的《Time in a Bottle》:「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Is to save every day/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我們將「時間」想像成可以捧在手裡的寶貝,因為它和生命如此緊密相連。

試想像有一個世界,那兒的人感覺不到時間流逝,一切與時間流動相關的詞彙都不存在,他們將如何描述和確立自己呢?他們不能再說:「我是個畫家,我習畫三十年了」;「我曾經擁有一段美好的愛情,如今孑然一身」;「我年輕時是賽跑高手,現在則舉步維艱」;「十年後,我會離開此地,到處流浪」;「請相信,我會愛你一萬年」等等。一個沒有時間流逝的世界,應該是非常沉悶沒趣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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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in cockpit of Lockheed F-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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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聖艾修伯里開始在法國Latécoère民航公司擔任郵件飛行員,負責法國南部至西非塞内加爾航線。那時候駕駛飛機是極危險的工作,因引擎常會毫無徵兆失靈,死亡近在咫尺。聖艾修伯里便曾多次在撒哈拉沙漠急降,面對死亡,也面對蒼茫大地。

他在《風沙星辰》的「The Plane and the Planet」章節裡,寫到某次降落在撒哈拉渺無人煙的沙漠台地,文字如詩般美:
I was the first to let that dust made of shells stream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like a  precious gold. The first to disturb that silence...I was the first evidence of life, like a seed brought by the winds.(1995企鵝版英譯本,譯者 William Rees)
我是世上第一個,將此地的細沙從一隻手流瀉到另一隻手的人,宛若流瀉著珍貴的金子。我是第一個打破寂靜者。......我是這裡最初始的生命徵兆,像風帶來的一粒種子。 
(然而此優美段落,在Galantiere的舊英譯本及台灣萬象的中譯本,皆不見影踪。相信應是作者在終極版本才加入的文字。)
《風沙星辰》的兩個英譯本,右為1995年的William Rees譯本。
 那沙漠高地一片純白,乃是大自然經年累月地打磨貝殼岩層造成的。在此純白世界裡,作者卻發現了一粒拳頭大的、黑色淚滴狀石頭。這存在於世上不知幾千年的從天空降下的小隕石,深深觸動著聖艾修伯里的心,因為它在此高地裡躺了不知多少歲月,此刻才終被第一個人類感知得到。聖艾修伯里之後在附近又找到不少黑色隕石。這高地,就像星星的收集儀(starry rain gauge)般,收集了不同時候掉下來的黑色小星屑。

文章最後一句,Rees的英譯極其迷人:「But the most wondrous thing was that there on the planet's curved back, between that magnetic sheet and those starts, stood a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hich that rain could find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我試譯如下:
最奇妙的事情是,於這地球弧形的背上,在此磁性地表和天上星群之間,竟挺立著一人類意識。那些隕石如雨墜落時的情境,皆映照於此意識之中,就如被鏡子映照一般。
我非專業譯者,但相信也比以下台灣萬象版的譯文好:「最最奇妙的是:在這行星的圓形山脊上,在這塊有磁力的土地和那些星星之間,人類的知覺呈現了,好像呈現在一面能使雨反射的鏡子裡。」譯者似乎沒有搞懂作者所講的「人類的知覺」,其實是指他自己。至於「使雨反射的鏡子」這樣的文字,實在是怪誕、難明和不通順到極點吧?

真的,要摧毀一本偉大作品,一個譯者已足夠。(之二)

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一)


說來慚愧,雖然視《小王子》為人生最愛的書,但一直以來,都沒讀過作者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其他作品。或許是害怕破壞了內心的小王子聖殿罷。直至最近在舊書攤購得台灣萬象出版的《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才知自己錯過了幾多。

我買的這個版本,其實譯得很爛(譯者蘇白宇,見圖)。古怪的錯譯、聱牙累贅的句子,嚴重妨礙閱讀,但神奇的是,我一翻開此書,便無法放下。

這是一本關於飛行的自傳式散文集,但在聖艾修伯里筆下,無論是夜間長途飛行、撒哈拉沙漠、安第斯山脈的雲層、閃爍不定的遥遠星群、足堪致命的飛行意外等等,都充滿著詩意與睿智。細意咀嚼著書中句子,腦袋就像被清澈河水洗刷著一樣。

已經多少年沒碰上這種「捨不得讀完」的感覺?我甚至興冲冲跑到大學圖書館,借了兩種英譯本,對照著讀。這才發現,這中譯本之所以爛,或許是因為它以1939年出版的舊英譯本(譯者Lewis Galantiere)作為藍本。其實企鵝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了《風沙星辰》的新英譯本(譯者William Rees),不單譯筆較詩意,內容也有很大分別。

據Rees介紹,當年Galantiere在聖艾修伯里同意下,於英譯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在終極版已刪去的內容,又將文中的present tense變成past tense,更奇怪的是,他連作者的「前言」也刪掉。

因為Galantiere的英譯本流傳甚廣,所以有很長時間,英語讀者讀到的《風沙星辰》都和法國原版不同。其實就連《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這個名字也是「錯」的。此書的法文原名是《Terre des hommes》,應是「人類的土地」之意吧。當然這又是Galantiere先生做的「好事」 。至於中譯本則是「錯上加錯」,連逗號和連接詞也省掉,令人以為「風沙」是用來形容「星辰」的呢。(之一)

相關文章:〈不需擁,有但可熱愛的小王子

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卡斯特羅之死和馬克思的歷史預言


Che Guevara (left) and Castro, photographed by Alberto Korda i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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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終以九十歲高齡撒手塵寰。

這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領導游擊隊、推翻美國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而奪得古巴政權的革命家,最終可笑地也成了另一獨裁者,獨攬大權五十多年。但與此同時,他為世界保留了可謂最後一塊不受資本主義侵擾的「淨土」,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示範單位」。那裡既不像北韓般餓死者眾,相反還有高水平的全民免費醫療及教育,在不少左派知識分子眼中,簡直是「反美帝霸權」的奇跡。卡斯特羅的死,因而激起非常極端的反應:一邊廂,是數以萬計古巴民眾湧到首都夏灣拿革命廣場,向他作最後致敬;另邊廂,在一海之隔的邁阿密,無數流亡古巴人欣喜若狂地慶祝獨裁者去世。到底應如何評價這位傳奇人物及其共產王國?

若果你像我一樣,不是純粹的「後果論者」(consequentialist)的話,相信你亦跟我一樣,無法認同任何真正信仰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政權。

「後果論者」 只著重後果的好,對於用什麼方法達到後果毫不在乎 ;「非後果論者」則相信世上有些東西比「後果」更重要,是擁有內在價值之物,不容拋棄。在我眼中,比「後果」更重要的東西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挑選國家管治者的自由、遷徙與出入境的自由等等。無論某種政體所帶來的「後果」看來多麼理想迷人,但假若實踐它的條件是必須犧牲具內在價值之物的話,我不認為值。但一個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卻是必然會走上一黨專政的獨裁之路,用各種方法排除異己,並剝奪人民的各種自由。究其原因,是馬克思理論裡所包含的歷史發展觀,早已「預告」了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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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卡斯特羅不是最可惡的共產領袖。他沒有像其他共產領袖般大搞個人崇拜(他很聰明,搞的是已逝者哲古華拉「Che」的崇拜,英俊、瀟灑、追逐理想的「革命者」形象鮮明,連帶令人們對「古巴」也滿有好感,成為發展「革命旅遊」的重要資產),或竭力搗毀傳統文化(古巴文化藝術發展蓬勃,最著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音樂是懶洋洋的,毫無「進步」色彩),或鼓動瘋狂的全民批鬥(西班牙風味的革命還是比較浪漫吧,通常是啣著雪茄在吞雲吐霧);但他始終脫不了一黨專政、打壓異己的共產黨路線。

直至2011年,卡斯特羅一直緊握黨政軍大權,據說他會將異見者關進集中營毒打,甚至秘密處決(雖然他本人聲稱「從沒任何古巴人因異見而受罰」)。至於平民百姓,長年過著六十年代水平的配給生活,不能反對政府,不能步出國境(2013年才可用護照自由出境旅行),過往偷渡到美國的古巴人數以十萬計。

香港學者雷競璇曾三度到訪古巴,追尋曾在古巴謀生的父親足跡。他在《遠在古巴》裡提到當年古巴革命的一些細節,那是年輕一代聽了會倒抽一口涼氣的、「做生意也犯法」的純粹共產:「古巴革命後......進行企業國有化,將原本由美國資本控制的公司收回來,最後一波國有化在1968年推行,一口氣將餘下五萬八千多個中小企業收歸國有,中國華僑原本經營的雜貨店餐廳洗衣館等,就在此時全部被充公。從此,古巴再無私人企業、私人資本,法律也禁止僱傭關係。」

然而一切都在悄悄變化。卡斯特羅弟弟勞爾接手政權後,古巴經濟逐步開放,與美國關係也在解凍,資本主義的五光十色商品,誓將如潮水湧入。卡斯特羅的死,彷彿在宣告一個夢幻的共產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提醒我們,哲學家的理論可以多「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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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一切社會的歷史,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翻開《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讀讀,你必會嘆服於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以經濟和社會結構解釋人類歷史的睿智,以及他視階級鬥爭為歷史變遷動力的創見。然而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預言」,卻是受時代限制的書生之見,最終亦令「馬克思主義」變成大胡子哲學家送給世人的一份惡作劇般的悲慘「禮物」。

馬克思的「歷史預言」是這樣的:當資本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大資本家手裡,壟斷資本主義便會出現,屆時工人將飽受欺凌和壓迫,不得不反抗,最後爆發階級鬥爭,「資本家私人財產的喪鐘敲響,剝削者終被剝削。」(《資本論》第一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具有「自我毁滅性」。馬克思預告,當資本主義崩潰消亡,除了無產者,一切階級將會消失(classless society),「國家」(state)將不復存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理想境界於焉出現。

今天,任誰都可輕易看出這個「預言」的流弊:由1917年的蘇聯始,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談不上沒有階級分野,相反,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均富」(稱為「均貧」或更適合),往往是由國家的獨裁者來維持。

回看百年歷史,「共產」和「獨裁者」根本是一對雙生兒:蘇聯的史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Ceauşesc).....顯而易見,當共產革命家掌權後,他們便成為新的統治者、剝削者。史上最出力鞭撻共產主義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有以下一針見血的批評:

「當兩個階級(指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最後剩一個,不見得會導致『無階級社會』的出現。…….最有可能的發展是:那些在革命勝利時手握實權者 ────即是在革命領袖們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下仍能倖存的人 ──── 他們會形成一個『新階級』:新社會裡的新統治階級。這是新的精英管治和官僚體制,縱然他們極有可能嘗試掩飾真相。」

(From the fact that of the two classes only one remain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ill be a classless society….The most likely development is...those actually in power at the moment of victory--tho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o have survive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various purges, together with their staff--will form a New Class: the new ruling class of the new society, a kind of new aristocracy or bureaucracy; and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y will attempt to hide the fact.)

緊抓權力的卡斯特羅及其弟弟,不就是波普爾所講的「新階級」嗎?馬克思雖有學者的智慧,卻對人性卻似乎了解不足。他以為資本主義「爆煲」後,「結局」必然是一個「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然而「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又怎可能是個穩定的人類社會結構?野心、權力欲、自我膨漲、自以為是等等,總會來荼毒勝出的革命家;又或者,勝出的革命家通常都要擁有以上特質罷。

當然,波普爾也沒全然否定社會主義出現的可能性,但前設條件是:人民要夠團結,促使當權者即時立法,防止任何剝削和濫用權力的情況發生。波普爾的意思,是在革命後訂立民主選舉機制。可惜,世上的共產黨掌權後,無一例外是「一黨專政」的,並無真正的民主選舉(譬如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容納了「民盟」的存在,但五十年代時「民盟」多名成員被劃為大右派,收場慘淡,最後只是裝點門面的所謂反對派)──── 然而這亦只能怪馬克思自己,因為據其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已沒有其他階級存在,那又何需代表其他階級利益的黨呢?

馬克思對歷史的看法,可謂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氛圍,以為世界歷史終有美好的結局。然而現實和理想,從來是兩碼子事。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似曾相識


甫看完新海誠的《你的名字。》,字幕還在滾動之際,朋友已提出她的見解:「導演說了一個如此複雜的故事,或許只是想表達愛情裡的似曾相識感?」

電影的最後一場:早已失去對方記憶的三葉和瀧在樓梯相遇,心底湧現的似曾相識感,迫使他們齊聲開腔問:「你的名字是?」故事於此嘎然而止。

身份互換、時間旅行、隕石襲地球、歷史的改寫......或許就像張愛玲以(我們最熟悉的)城市的傾覆來成就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般,新海誠亦意圖用最大「陣仗」的情節,來鋪陳最難跟別人言說清楚的私密愛情感覺?我和朋友甚至斷言,這就是整齣電影的構思起點。

導演本意如何,我後來沒去深究,但「déjà vu」之類的感覺,確是很多愛戀故事的起點。「好像認識了這個人很久似的......」是一種很奇妙的喜悅感。因為熟悉,所以覺著安全自在,因為熟悉,所以以為緣定N生;世間男男女女的愛情,不知有幾多假此熟悉感而展開?

然而,人的心念是善變的。當一對戀人相處下來,發覺志趣並不相投,看法總針鋒相對,終至分手收場、各走各路,便知當初那份所謂「似曾相識」感,不過是兩廂情願的美化。「嘿,所謂feel這東西,信不過。」當失戀了幾次,當年歲漸長,「似曾相識」之說顯得多麼虛幻。畢竟,喜歡對方時腦袋自會順著此思緒炮製故事,「我們上一世曾經相愛罷」,反之,腦袋又會炮製出全然相反的故事,「我是上一世欠了他罷!」而人若想戀愛,總可說出一萬個理由,沒有似曾相識感,也會搬出其他東西來穿鑿附會......

由是覺得,談愛情感覺的《你的名字。》(假若我們的斷言正確)真是一齣極年輕的電影。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佛瑞、巴哈和 jet lag:專訪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

Steven Isserlis十月在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演奏會。(圖片由港大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提供。)
馬友友、Steven Isserlis、Mischa Maisky,這三位仍然活躍的中生代大提琴名家,最近陸續來港演出,喜歡大提琴的樂迷相信都樂滋滋的掏了腰包,躬逢其盛。雖然九月那場馬友友跟港樂的開幕音樂會,令人頗有「雷聲大雨點小」之感,但幸好英國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十月中在港大的演出極具水準,鋼琴伴奏Connie Shih更是意料之外的精彩。

演奏會前一天,有幸跟一頭標誌性卷髮、說話又輕又快的Isserlis作簡短訪問。(「有幸」的還包括香港樂迷。Isserlis十月的亞洲巡演本來包括首爾、香港、上海、東京等城市,但他因私人理由臨時取消了後半部行程(中國和日本),香港因而變成巡演尾站。)睡眠不足的Isserlis不如想像中健談,但總是語帶幽默,跟他寫童書的筆調一致。

這次亞洲巡演的主題是「普魯斯特和音樂」(Proust and Music)。不過Isserlis非常坦白,「我絕不是他的書迷。我恐怕要用十八個月才可能讀完他整本小說!」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無疑是「談的人多於讀的人」的不朽巨作(這部意識流經典全長七大卷),但普魯斯特跟音樂有不少淵源。除了年輕時跟委內瑞拉裔作曲家Reynaldo Hahn是同性戀人外,普魯斯特也很欣賞當時活躍於巴黎的作曲家如德彪西(Debussy)、佛瑞(Fauré)、弗朗克(Franck)等。在《追憶似水年華》裡,他虛構了音樂家Vinteuil這個人,每逢Vinteuil的小提琴奏鳴曲響起,便會勾起主角Swann不少傷感回憶。據說Vinteuil正是多個真實音樂家的「綜合體」。

這次演奏會的曲目來自Hahn、佛瑞、弗朗克等,還有從普魯斯特獲得靈感的英國當代作曲家Thomas Adès的《Lieux retrouvés》。雖然個人較喜歡Isserlis當天演繹的弗朗克《A大調奏鳴曲》,但原來演奏家自己最愛佛瑞的《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

「我太愛佛瑞了。跟他的《第二號奏鳴曲》不同,這是一首很難『進入』的作品,因它的音樂語言很獨特。我二十多年前曾灌錄過它,但年歲漸長後有新的領悟。此曲就像個害羞的人,你不易跟他熟稔,但他卻是有趣的。」他透露,即將第二度灌錄此曲。

佛瑞在香港未必是很熱門的音樂選擇,但法國人至今對他仍相當傾心。記得半年前訪問法國鋼琴大師Michel Dalberto,他也對佛瑞情有獨鍾。跟佛瑞相識的普魯斯特,更想過寫一本談佛瑞音樂的書。佛瑞為何如此吸引?Isserlis在他為兒童寫的作曲家故事集《Why Handel Waggled his Wig》中如此形容佛瑞:「He wasn't the type to draw attention to himself. ...He is a major musical figure, simply because he wrote some of the most angelically beautiful, pure, touching and ecstatic music that has ever been written.」

佛瑞早年就讀的Ecole Niedermeyer,重視對位法和教會音樂,對他的風格影響深遠。晚年,他在恩師聖桑的大力促使下,當上法國音樂學院院長,銳意改革學院守舊風氣,與此同時,他的耳朵卻漸聾了,高低音聽起來都是扭曲的。身份和身體的變化,令他晚年作品既富衝勁,又飽含生命的痛苦與焦慮。《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正寫於他七十二歲耳朵已聾之時。

除了浪漫派作品,Isserlis拉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Six Cello Suites)也極受歡迎。我打趣問:「為何這次亞洲巡演不拉Cello Suites?年初你才剛在倫敦Wigmore Hall拉過第一、四和五號組曲呀。」沒想到有驚人答案:「我永遠不會在香港拉奏巴哈Cello Suites的。」何解?「我在時差狀態下不能拉奏它們,因為這樣我會緊張到想死!其他地方如紐約也不例外。我常在紐約演出,但絕不拉Cello Suites。」

沒有耳福,唯有聽唱片。十年前他為Hyperion灌錄的Cello Suites雙CD,使用羊腸弦線拉奏,琴音甜美,情感表達則趨近現代,澎湃激烈。Isserlis對樂譜版本頗有研究,在唱片裡收錄了第一組曲〈前奏曲〉的三個手抄本 (Magdalena版、Kellner版和Christoph Westphal版)。「我以前練習時常參考不同手稿,將它們通通錄出來,便不用傷腦筋選擇跟隨哪個版本了!」他開玩笑說。通常,他的演繹和Anna Magdalena (巴哈第二任妻子) 手抄本最接近。「不過三個版本我沒有全部拉對......後來我想,若能加上史上第一個印刷版本便更圓滿。」該版本dynamics豐富,跟手抄版對比顯著。

巴哈的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作曲家本人沒留下手稿,而Magdalena手抄本又沒任何interpretation markings,演繹者因而擁有極大自由,去展現他眼中的巴哈世界,以及自身修為。這六套樂曲彷如大提琴家的「較量場」。

雖然個人始終較喜歡Pablo Casal版本( 譬如聽慣他第一組曲〈前奏曲〉較緩慢的節奏和莊嚴的味道,多少會被Isserlis的速度和輕快嚇一跳 ),但Isserlis的版本自成一個世界,穩佔江湖地位。他還說,有朝一日或許會為六套組曲拍點錄像,「我對它們有深刻體會。 (I feel it very deeply)」樂迷且拭目以待。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自選的理由

Paul Klee, Castle and Sun
(前一篇:〈必然與偶然〉)

宿命論如果是真,自由意志便是徹底的虛妄。無論你多麼強烈地覺得是「自己」在作選擇,終歸也走不出早已寫好的結局。但今天會毫無保留地相信宿命的人並不多,畢竟「在劫難逃」的想法太過神秘,和科學掛帥的世界格格不入。現在,人們更傾向以「決定論」(determinism)來言說世事的「必然」。

「決定論」的看法很簡單:凡事皆由前因決定,人的行為亦然,因為前因又會有前因,所以人的所有行為,早由遙遠的過去決定。人以為自己在作選擇,不過是幻覺。

今天,我們都很容易理解「決定論」的意思。遺傳基因有無變異,決定我會否患遺傳病,腦化學物的平衡,決定我是否容易抑鬱或自閉,腦部某些不可知的內容,決定我的性傾向……似乎很多關於我的事,都一早被決定了,我並不如想像中「有得揀」。而假若檢視我在某一刻作的某個行為(譬如我在雪糕店吃朱古力雪糕),它定必是由某些前因決定的,譬如信念、喜好、欲望等(天氣很熱而朱古力味是我最喜歡的),而這些信念、喜好、欲望,又一定其來有自(我的味覺神經元對朱古力味反應特別強)……前因又前因,人似乎只是長長因果串的一環,如此的話,哪還有空間讓人展示自由意志?

假如自由意志是假的,那麼人類世界將會出現非常嚴峻的道德困境:我們再不能指責殺人犯殺人,也不用稱讚做善事的好人了,因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由自主。我們不能再要求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律、法院、監獄等等,通通都沒有道理了。

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不同派別的哲學家有不同回應。有人認為人「決定論」是真的,人確沒有自由意志可言(他們被稱為hard determinist);有人認為「自由意志」才是真的,決定論並不適用於人的行為(他們被稱為incompatibililists);另有人認為「決定論」和「自由意志」兩者可兼容(他們被稱為compatibililists)...... 各種學說,以屬於「不兼容派」的康德最接近常人看法。他認為:唯一可以「拯救」人的自由意志,令道德責任變得可能的,就是將人視作「超越時間、不受因果律控制」的物自身。

我們都知道,由物質組成的世界,受因果律主宰,只要知道齊全的「因」,便可推算準確的「果」。譬如球A被球B撞到,向前滾動,假若我們知道球B的速度、方向、地面磨擦力等,便可預知球A被撞後的動向。但人的行為是否也純粹由這樣的因果律決定?知道因,便可推出果?假若我們知道Z君在某一刻的信念、喜好、欲望,以至他體內細胞的詳盡數據,和外界的相關狀況,是否便可準確預知Z君的行動?強硬決定論者會回答是,但不兼容派則會提出反駁。

譬如他們會指出,人的行為固然也「由因決定」,但卻跟一塊石頭的「由因決定」卻有顯著分別。一塊石頭的狀況全然由外在環境決定,當我踢它一腳,它便滾動,它沒辦法忽略任何施於它身上的「因」(我的一腳)。但人卻不同。人擁有意識,有判別和取捨能力,並不是所有「因」,他都必須照單全收。這是因為,決定人行為的「因」,不是純物理性的,而是浮現於人的意識層的「理由」(reason)。一塊石頭會直接對物理變化作出反應,但人的意識卻會在接收外界變化後,將這些和自身的感受及意欲混和,得出各種「理由」,衡量、分析、取捨後,選出認為最好的一個。

人可自主決定接受某些「因」,忽略別些「因」,不同的「因」還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譬如我可能同時意識到兩個指向相反行動的因(理由):「我應好好享受一下,看場電影」和「我應對抗享樂的本能,先完成工作」。前者是順本能而行,後者相反。當代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將後一種「理由」(對本能欲望加以制約),稱為「第二序欲望」(second-order desire)。事實上,正正因為人能夠擁有「第二序欲望」,所以他的行為是難以預測的。我或許有很強烈的享受欲望,但並不代表我必然會跟隨此欲望行動。而「第二序欲望」有時雖然很微弱,只要它出現了,便抹殺不了被我採納的可能。事實上,人在某個情境裡會選擇受哪個「因」影響,根本不可預知。

就算一位科學家在我準備行動時仔細察觀我,分析我腦袋的腦電波和神經元活動,他所見到的亦僅只是對應各個「理由」的神經元脈衝在閃來閃去,卻無法判斷哪個脈衝最終會導致我行動。他可能會有一個大概的機會率估算(七成去看電影,三成繼續工作),但卻不可能作百分百準確的判斷。(這無法判斷的部分,就是人的「自由」。)科學家只能在我作出行動後,去找出影響我的「理由」,即是由「果」溯「因」。譬如看見我看電影,便會指出:「她因為忙了幾個晚上,想好好享受一下,所以去看電影。」

死物純粹受物理因果律影響(A狀態遇上B能量,必引致C狀態),所以它的動向是可預測的。動物複雜一點,但也是純粹物理化學反應(A事件引發B身體狀況,必引致C行為反應),牠的行為也是可預測的。至於人類,因為他能夠反觀自己的意識內容,這令其行為變得難以預測。這就是康德說的「人是在因果律之外」的意思。我們的腦海會浮現什麼「理由」,的確受因果律影響,但我們最終由芸芸「理由」中拾取哪個,卻是在「黑盒」般的意識裡進行。這mental event的結果,用純物理性因果律是無法預估的。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必然與偶然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Oedipus and Sphinx, 1808
(上一篇:〈沙特的初始計劃 〉)

1.

人無法掌握他的際遇,但如何理解這些際遇,卻可由他決定。

「必然」與「偶然」,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際遇的進路。它們亦通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相信「必然」者,認為他之所以過著如今模樣的生活,是早已註定的(在起作用的可能是星座、基因、性格,以至上帝)。「乜都係整定。」這是必然派的口頭禪。他們愛將一切都解釋為必然,譬如當他因為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了朋友的忠告,而決定作出改變時,他會說:「整定我要咁做。」又譬如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我哋整定要做夫妻。」

對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來說,世上卻沒任何事是必然如此的。人生,充滿變數;際遇,永遠unpredictable。「一切都是巧合。」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一個人雖然連性格也可改變,但他之所以生起改變的念頭,卻是純粹的偶然。他們會這樣說:「我只是偶然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到朋友的忠告,才生起改變的決心。我也很有可能碰不上這些偶然,沒作出任何改變的。」而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這實在巧合。我們很可能在幼稚園畢業禮上便永遠分道揚鑣,卻又偶然地遇上了。」

同樣的遭遇,有人說是「必然」,有人說是「偶然」,哪個才真確?未來是早已註定的(像個入口和出口極窄而中間很闊的迷宮)?抑或人的意志可起決定性作用(像一個路線會不斷生長變化、有很多出口的迷宮,人在每個岔路作的決定,皆會影響整個迷宮布局)?這是一條非常引人入勝的問題,只可惜,我們永遠無法取得神手上的命運之書(如果有神或命運的話)來參詳比較,因此永遠無法得知答案。大部分人會直觀地採納一方的看法,不過,我們也大可嘗試仿傚法國哲學家Pascal當年思考宗教信仰時用的方法──以「避開最惡劣的可能結果」為首要考慮──去決定相信「必然」還是「偶然」較好。

想像以下四種情境組合:
1. 你相信「必然」,而世事又確實是註定的。結果是:你參透世情,無所執著。 
2. 你相信「必然」,但世事原來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
3. 你相信「偶然」,而世事又確實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對世界充滿熱情與好奇,因為勇於嘗試而活得豐盛充實。
4. 你相信「偶然」,但世事原來是註定的。結果是:你一生耗掉大量精力,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 
顯而易見,四個選擇,以(2) 最為惡劣。世界本來寬廣,你卻劃地自限,在可作出改變時自動放棄機會,臣服於並不存在的「必然」之下。人若選擇相信「必然」,便有可能跌進這最惡劣的結果。

2.

在各種抱持「必然」觀點的生命哲學裡,「宿命論」應是最徹底的一種。五十年代英文老歌《Que Sera, Sera》有一句歌詞,言簡意賅道出宿命論的觀點:「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所謂宿命,就是無論你拼盡全力,還是放軟手腳,假若命運早已安排如此,便怎也躲不過。你若註定成為百萬富翁,那麼就算天天賴在床上發呆,也終歸會成為百萬富翁。聽起來似乎不錯?躺著也發達。但當人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皆只會是徒然(要成為富翁的,固然會成為富翁,要窮困潦倒的,卻也是必然會窮困潦倒),無論怎樣都擺脫不了這個「命」時,他會被龐大的無力感圍困,甚至喪失行動的動力。

當代英國哲學教授Simon Blackburn在《Think》一書引述過一個軍官朋友的戰場故事:一次大戰,這軍官在戰場指揮士兵打仗,卻總是無法說服他們於上陣時戴上頭盔,因為士兵都相信「bullet have your number on it」;戰場上,若有寫著某士兵「號碼」的子彈(即命定會射中他的子彈),那麼就算他戴了頭盔也是必死無疑,相反,若沒有這顆「號碼」子彈,那麼不帶頭盔也絕對死不了。生死有命,既然如此,又何必戴那又重又笨拙的東西?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相信「必然如此」的人,在生死悠關的狀況,會連作出自我保衛的動力也消失殆盡。

士兵在炮火面前感到生命的脆弱,完全可以理解,但當他們放棄盡力保命,便等於在不肯定「宿命」是否為真前,已徹底「認命」──若「命」確實存在,那也沒什麼;但若世上並無「命」,士兵卻信有「命」且自我放棄,那麼本來不存在的「命」便很可能會「自我實現」了(士兵本來不會死,卻因沒戴頭盔,被炸彈碎片擊中頭部而亡)。這正是上節提及的四種情境中的(2)號。

當A君相信「我註定是毒男」,他便再提不起勁參與社交活動,久而久之,「毒男」的「命」自動實現。當B君相信「我註定是失敗者」,他便再提不起勁積極幹活和尋找機會,久而久之,「失敗者」的「命」自動實現。或許,真有一位天神預設了他們的「命」,但如果是另一可能性呢?事情本來可以不那麼糟,他們未必需要一世做「毒男」或「失敗者」,只因他們放棄了,才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如果是這樣,選擇相信「必然」便愚笨無比。

跟輕易向「命」投降的人相反,有些人就算得知自己的「命」也會負隅頑抗,不信自己無力改變未來。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的主角伊底帕斯,採取的就是如此態度。

故事開初,伊底帕斯在神殿得到聖諭,知道自己將來會「弒父、娶母」。為阻止聖諭成真,他決定遠走他方,離開父親科林斯國王。他輾轉浪流到底比斯,期間殺死一個擋路的老人,又憑著聰敏才華,娶得底比斯國王遺孀為妻。一切看來十分美滿,伊底帕斯也滿以為自己已成功避過「弒父、娶母」的宿命。然而故事來到尾聲,伊底帕斯才發現科林斯國王只是他養父,之前被他殺死的老人,才是親生父親,他所娶的國王遺孀,則是親生母親......他從沒走出命運的陰影,卻在沾沾自喜。伊底帕斯悲痛欲絕,最後刺盲雙目,懲罰自己的罪孽。

伊底帕斯面對宿命,卻絕不認輸、奮戰到底,這是第(4)號情境。雖然奮戰的下場,仍擺脫不了「命」,但我們對伊底帕斯卻尊敬有加。他沒有因為預早得知自家「命運」而自暴自棄。他盡其所能爭取最好的人生。他最後雖然走不出「命運」股掌,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我們尊敬他,因為他活得有尊嚴,有希望。

若世事確是註定的,我寧選取「不信命,但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的(4)號情境,也不想選「信命,因而參透世情、無所執著」的 (1)號情境。至少,(4)號一生都享受著「自主」的感覺,生活得積極、樂觀,而那看透世情的(1)號宿命論者,卻長期拖曳著無能為力感前行,鬱鬱寡歡。你又會選擇第幾號情境?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沙特的「初始計劃」

Vincent van Gogh, Landscape with Ploughed Fields, 1889
(上一篇:〈一刻. 一生〉)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因為他沒有什麼必然的、不可改變的本質。人是一齣沒有劇本的戲。不過這種無所憑藉的「自由」,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尤其是「沒有本質」、「什麼也可能」這些「人」的述描,與他們向來理解的「人」實在相去太遠。他們會說:「人可以天馬行空地構想很多未來『計劃』,不過最終能落實什麼『計劃』,還不是由天生的性格決定?」

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沒有本質,性格決定論者則認為性格就是最明顯不過的本質。

性格決定論可用兩句說話總括:「性格決定人生,而上天決定性格。」這種樸素的「命定論」認為:當人作抉擇時,性格其實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性格卻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所以抉擇也是必然如此、沒有alternatives的。譬如,悲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滿眼憂傷世界一片昏暗,因為於他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反應;樂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積極向上發掘到正面之處,因為於他而言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反應。一個人就算多麼努力嘗試改變他的性格,最終也會故態復萌,打回原形,因為性格就像刻在人身上的印記,永遠都揮之不去,會伴陪我們終老。所謂「青山易改,本性難移」,抱持這種看法的人,絕不可能贊同沙特所述描的「人的自由」。

對於「性格是否天生」這個問題,沙特在《存在和虛無》裡有清晰的回答:否。只要我們認為性格可以變,便可以變,縱然這並非易事。

沙特以一個有趣的「爬山」例子作說明:沙特和朋友到山區遠足,道路崎嶇陡峭,但他都堅持着,直至某一刻他突然耐不住疲累了,於是卸下背包,攤坐路邊,放棄走下去。至於與沙特同行的朋友,身體狀況跟他相若,卻沒有放棄,堅持走到終點。沙特問:「為何只有他無法堅持到尾?」

沙特認為,這要追溯到他和朋友最初的自我想像的分別。彷如一種底色,每個人都有一種初始的對應世界的方式,亦即他初始的對「未來自己」的想像。沙特稱此為「初始計劃」或「基本計劃」(initial project/fundamental project)。

這個「初始計劃」就像一部國家憲法,是一個人行動時的基本指引。假若沙特選擇了「不強忍任何困難」這種對應世界方式或「初始計劃」,遠足時便很容易會放棄,下一次再走亦很可能半途而廢。但假若他反思到自己「初始計劃」的缺失,他是可以改變它,並訂出新的對應世界的方式的;如此的話,那個總是走不完山路的沙特,便有可能變成耐力十足的毅行者。就如沙特在書中所講:「唯有激烈地改變我的初始計劃,我才可能拒絕(在山路上)停下......換句話,就是選擇另一個『我』和另一個『我的目標』。」(I can refuse to stop (hiking) only by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my being-in-the-world, that is, by abrupt metamorphosis of my initial (fundamental) project – by another choice of myself and my end.)

沙特挖空心思,創出「初始計劃」這個詞來代表他所理解的「性格」,可見他的看法跟主流有多不同。沙特式的「性格」是flexible的,完全由人自行決定和取捨內容,就像畫家可任意改變心裡底稿般。世上並沒有「三歲定八十」這回事。而這也是沙特哲學最奧妙之處:只要你願意去想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你便會成為怎樣的人。就算你過去曾是個暗黑的悲觀者,你也一樣可以蛻變成為光明的樂觀者。沙特的存在主義,就是如此強悍的生活哲學。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當明白了沙特對「性格」的看法,便會明白他所宣稱的「自由」,其實以「改變初始計劃」這一種最為徹底,也最難做到。因為,邁向一個「計劃」或「可能性」,只需「出力」對抗身體好逸惡勞的習性,涉及的只是「身」的惰性;但改變最底層的「初始計劃」,卻需「出力」對抗「我作為我」的習性,涉及的是「心」的惰性。心比身,更難駕馭。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一刻 . 一生


Van Gogh, Green Wheat Field
(上一篇:〈不能拒絕的自由〉)

1.

「想點就點。」這是今天大部分人對「自由」的直觀理解。想玩便玩。想食好西便食好西。想幹什麼便立刻行動,不用因為種種顧慮(如金錢、責任、工作、健康等)而退卻──人們通常認為這種「不受束縛 」、「今朝有酒」的狀態,就是「自由」的體現。(參看〈活在當下〉)

但今人嚮往的所謂「自由」,是藉由扔掉對未來的考量、來獲得的短暫輕盈感。存在主義者所描述的「自由」(參看〈不能拒絕的自由〉),恰恰跟這看法相反:人非但不丟棄未來,還要緊抱它,才體會到自由。因為當人將意識投射到未來,奮力邁向他所構想的可能性時,才會發現這只是個可能性──於是他在焦慮中意識到自由。

輕與重。拋棄與擁抱。逃避與投入。兩種「自由」看法徹底相反,因為抱持兩種看法的人,對生活有著截然不同的關懷,會問兩款截然不同的問題。前一類人愛問:「下一刻我想做什麼?」;後一類人則問:「這一生我能成為什麼?」

「一刻」看的是眼前,重視當下內心翻動的意念,「一生」看的是以後,重視達至某種理想狀態。「一刻」與「一生」,形成兩種極端對立的生活模式。

「一刻」分子,說穿了就是想任由身體當下的本能去作抉擇。但這種「自由」毫絲不費力,而且是幻變不定的。試想像,正在寫《存在與虛無》的沙特,若遵照這種「自由」來行動,將會是什麼光景?他將不再因偶爾浮現「不想寫」的念頭而焦慮浮躁。不想寫時,他便乾脆掉低筆、走出咖啡店(他通常在巴黎左岸的Les Deux Magots啡咖店寫作),找他的精神伴侶西蒙波娃閒聊扯或調情去也。正正因為沙特所理解的「自由」不是「想點就點」,所以他在浮現「不想寫」的念頭時,必須「出力」對抗它。

當我們關注「一生」,而非「一刻」,我們所體現的必定是要「出力」的自由。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音樂家,那麼當我懶散地躺沙發吃薯片看劇集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拿起樂器練習。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勇於改變世界的先鋒,那麼當我為免麻煩而順從於主流價值觀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去做合乎公義的事。必須「出力」,必須主動去「揀」,因為總有很多不用「出力」的選項在誘惑我們。

現代人所傾心的、讓身體本能去拿主意的「自由」,毫不費力,倒不如稱之為「謝絕自由」更為恰當。

2.

關注「一生」者,意識經常投向未來,為自己構想出各式各樣可能性,沙特稱這些可能性為未來「計劃」(project)。這些「計劃」可以是極端雞毛蒜皮的(如「下個月要減三磅」),或極偉大的(如「下一屆要做特首」),但無論計劃大小,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使自己成為自己所認為的最精彩的人。

但每個人的氣質、喜好、識見、經歷等,皆會影響他對「精彩」的理解。一個人所能構想出什麼「計劃」,畢竟很有限。沙特便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1830年代的法國工人,知識和反思力皆不足,根本無法想像未來會有「過著像樣生活」的可能性。他因此只能一直照老樣子悲慘過活。環境和教育,嚴重削弱他構想未來的能力。

慶幸的是,今天我們已進入互聯網世紀,當構想可能性時,我們有著一整個世界可供借鑑,大大開濶了眼界和膽量。沙特也彷彿預想到今天的處境,因為他說:每個人作選擇時,其實也同時在為其他人作選擇。每個人想出的新穎「計劃」,都像為人類世界添上新的行為範例般(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就像電腦加入了新template般),之後其他人作抉擇時,便可將這一款「計劃」列入考慮範圍。「當我們存在時,我們也在創造我們的形象。」他如是說。他甚至認為,人因意識到其選擇將成為他人範例,而感到焦慮。

香港人尤其容易理解沙特所講的「既塑造自己,也塑造別人」的意思。回想2014年雨傘運動前,沒任何港人想像得到「佔領街頭七十九天,表達對政權的不滿」這種未來可能性,因為它看來是如此超現實......然而雨傘運動真的發生了,它便成了所有香港人腦海裡的一個「新template」。每個人都可以由此得到新靈感,去構想更多更多關於個人、社群或這個城市的未來可能性。在如此世代,我們再沒有任何理由小看自己的每一個抉擇。這絕對是沙特送給我們的最貼地的忠告。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不能拒絕的自由


Jean-Paul Sartre, by Henri Cartier-Bresson
(上一篇:〈輕快的薛西弗斯〉)

1.

假若卡繆和沙特說得對,人活著的「意義」全憑自己決定,並沒什麼「預定答案」的話,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憂傷地「追尋」什麼,反而應該樂天地「創造」未來。再不用慨嘆生命了無意義,或感到鬱鬱寡歡,因為人自己就是意義的「訂立者」,不假外求。「人徹底自由,有無限可能性。」一旦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便可以突破往日思維的局限:由被動的等待者,一躍而變成主動的開創者;由唯唯諾諾、沒精打采的「小職員」,成為制定長遠政策方針的「董事長」,從此氣象一新。

不過當存在主義者說「人是徹底自由」時,他們所指的「自由」,並非什麼輕鬆之物。它永遠跟焦慮(anguish)緊緊相連。

在《存在與虛無》一書,沙特以「寫作」為例,解釋這種既自由又焦慮的狀況:「譬如我一直很想寫成《存在與虛無》這本書......我甚至將自己建構成這樣一個人:要明白我,必須知道這書曾是我必不可少的『可能性』......然而,世上並沒任何東西可以強迫我繼續寫下去,就連一直以來的寫作欲望也不可以。我最終發現,『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之間,相隔著『虛無』。『放棄寫』這個恒久存在的可能性,是『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能之所以能存在的條件;它同時體現了我的自由。」

沙特在書中經常使用「虛無」(nothingness)一詞,來指涉人所想像/構想的自己的未來。譬如,正在奮筆疾書的沙特,腦海會投射出一個「繼續在寫」的未來自己,但這「繼續在寫」的未來沙特,只是一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跟所有未來可能性一樣:它們永遠是尚未存在的,於未來會否成真也未可知的。未來可能性是虛的,沙特因此稱之為「虛無」。

在「寫作」這例子裡,縱然此刻的沙特的確在寫,他卻無法肯定自己下一刻是否仍在寫,因為他是自由的。就算曾立下宏大的寫作決心,也擁有強烈的寫作欲望,但上一刻的決心和欲望,卻是無法保證未來行動的。我們可以想像,假若某天沙特遇上無法解決的寫作瓶頸,或發現比寫作更吸引的事,或純粹心情欠佳,他是有可能改變主意,放棄寫下去的。毫無疑問,「繼續在寫」是他此刻渴望成為事實的未來可能性,但「放棄寫」這另一可能性卻如一徘徊不去的陰影,懸於其頭上,時刻提醒他「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不一定會成真(未來可能性是虛無的)。他因而深感焦慮。

沙特認為:當人覺察到其自由使未來充滿變數時,他會感到焦慮;但又正正因為他感到焦慮,才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與「焦慮」,就如同一物事的兩個名稱。

2.

當人勇於成為「意義」的訂立者,他會因天大地大的自由而感到焦慮。「我能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嗎?」、「我會否半途而廢?」、 「這次我是否又會任性地改變主意?」這些焦慮,很大程度是對自身毅力的懷疑。但相比起這種焦慮,還有一基本的難題,是「意義」自訂者必得面對的:我如何可以肯定,這就是我的「意義」?我會不會搞錯了?「可能我只是平庸至極的人,卻在妄想救國救民?」、「可能我比自己想像的更有才幹,不應只當享樂份子?」、「我自以為有毅力,但可能我只是固執己見,在做著最不適合自己的事?」......但自由總是撲面而來,就算多麼疑惑,也必須去作選擇。我們可以謹小慎微地徵詢他人意見,參考指導人生抉擇的著作,但最終決定怎樣行動的,仍然只能是自己,一切責任全由自己肩負,沒有誰可供諉過。

沙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還舉了一個真實例子:1940年代的法國,一位年輕學生面對「加入盟軍,為遭納粹殺害的兄長報仇」還是「留在家裡,照顧年邁獨居母親」的兩難,於是來找老師沙特,尋求解決方法。沙特最後給了如下忠告:「你是自由的,選擇吧!」

沙特知道講什麼也多餘,最終還得由學生自己拿定主意和行動。

人被拋擲到這世界,了無憑藉,卻要不斷對未來作出選擇;這種不安的狀態,就是存在主義所要揭示的人的處境。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不是輕飄飄、樂呵呵的,所以沙特宣稱「人是註定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我們無法拒絕自由,我們沒有拒絕自由的自由。

舊約《創世紀》的亞伯拉罕獻子故事,最能表達這份自由的沉重感:上帝命令年老的亞伯拉罕,將兒子獻給祂作祭品。當亞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話去做,揮刀要殺兒子時,天使突然出現喝停,告訴他試練完畢了,羔羊已經準備好。

對於殺子這種違反常理的要求,任何人都肯定會懷疑:「那聲音會否是魔鬼在假扮的?」如果亞伯拉罕是現代人,則更會擔心:「我是否有幻聽?」但沒有誰可幫亞伯拉罕作判斷,在那一刻,他必須自行決定是否相信,是否揮刀。亞伯拉罕無法逃避由他來作決定的「自由」。

3.

存在主義所講的自由,就是帶著如許悲情和沉重。當此套學說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法國流行起來時,這種悲情和沉重,很易產生共鳴,因二戰才剛結束,炮火、死亡、屠殺、背叛、出賣、堅持、忠誠等等仍歷歷在目,人們都非常關心「為何一些人會墜落?」、「自由與抉擇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而,當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傳到美國,孕育出嬉皮文化時,這種悲情面向便漸漸丟失了。嬉皮士希言責任,「自由」於他們就是無拘無束;「註定自由」於他們就是狂歡、縱酒、性解放、閒散、放空等等都被允許的意思。而這也促成了今天人們普遍對「自由」的理解:隨心所欲,跟著當下感覺走。

沙特的哲學,經常強調人和時間的關係:人的意識會投向未來,構想出各種計劃,並運用自由實現之。今人的所謂「自由」,卻將人變成沒有時間維度的存在。再沒有對未來的計劃,也沒有「可能性」所帶來的焦慮。

沙特稱呼人為「being-for-itself」,因為人的意識總是超越於當下,有別於沒有意識的物「being-in-itself」(譬如一塊石頭、一張桌子),當下就是其全部。假使沙特活在廿一世紀,他應會為人們甘於自貶為物而臉露鄙夷罷?

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輕快的薛西弗斯


Sisyphus being punished, attic black-figure amphora,
attributed to the Achelous Painter; late 6th century BC
(上一篇:〈幸與不幸〉)

1.

面對歹運時,我們會試圖將它放進可理解的框架。不過極度惡劣的歹運,畢竟只佔人生很小部分。大多數時候,我們過得不特別精彩、也不特別惡劣;但在最最日常、最最普通的情狀裡,人們乃會忽然若有所感,起念自問:「生存於世,所為何事?」。

比起「我為何運氣不濟?」、「我為何咁命苦?」、「何必偏偏選中我?」等關乎苦難意義的問題,關乎存在意義的問題更具哲學意味,因它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人都可能問的問題。

總有那麼一個尋常日子,你如常下班,如常擠進沙丁罐頭般的地鐵車廂,如常急步趕回家,卻忽然對這日復日的重複感到無比倦弛,內心彷彿跟周遭一切都掛搭不上。你鮮有地收起手機,無心理會裡面熙來攘往的whatsapp訊息或臉書update。你閉起眼睛,回想這一天的工作,回想這幾十年的自己,卻突然升某種疑惑:這半生人,就是不斷地建立和增加,由呱呱墜地時的空無一物,慢慢建立起家庭、事業、身份地位等等,增加了雜物、書本、衣服、模型藏品、私家車、紅酒、音響器材、手機電腦等等;然而這些建立和增加,最終會怎樣?隨著我生命終結,不就像熒幕拔掉插頭般,一切都會歸零、消散?簡直是一場徒勞。此刻的忙忙碌碌,又是為了什麼?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類似的「閃念」。這種閃念的出現,源於人知道死亡的存在。當代西班牙哲學教授Fernando Savater在其著作《The Questions of Life》便這樣講過:小孩不知道有死,他們認為自己會永恒地存在著,所以眼睛總閃著神采;但在那些遭戰火蹂躪的國度,幼兒因已懂得有死這回事,所以他們的眼神是極其倦怠的,就像飽歷風霜的老人。

死亡如一道淡淡陰影,當你注意到它時,便很難再無視它。每一天,我們花費大量精力活著,但我們的結局卻無一倖免是軀體的腐朽和自我意識的消亡。而這兩者,卻是讓我們感知和擁有一切的原點。在海灘堆沙砌城堡,沙堡註定會在潮水湧至時消失無踪,所以成年人對堆沙總是興趣缺缺;但我們為何又願意繼續堆人生的城堡?

2.

人追求意義,卻無法尋獲意義,這構成人的困局。法國小說家兼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因此問:「人為何不自殺?」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hus)的開首,他這樣寫道:「判斷人生是否值得活,就是在回答最根本的哲學問題。(Judging whether life is or is not worth living amounts to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這無疑是古往今來哲學家提出的最有意義問題。

卡謬借用了希臘神話中受天神懲罪的薛西弗斯,來形容人類的處境:每天將大石推到山頂,然後眼巴巴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將大石推上山,看著它滾落山......重複、徒勞、荒謬,意義安在?

但卡謬沒有試圖化解人的荒謬,相反,他認為就算人生是荒謬的,也仍然值得活。卡謬的看法是,當薛西弗斯把石推到山頂,見證它滾下,然後緩步下山時,他終於有閒暇反觀自身,並意識到所作的一切勞動,都是徒然;他會感到巨大的荒謬感,但同時,他也可以嘲笑或輕蔑這種荒謬,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卡謬沒有詳細解釋這一點,但我們不妨這樣演繹──薛西弗斯邊下山邊想:「管他的!老子就是愛運動。」又或者伸著懶腰說:「能夠感受太陽的熱力、滴汗的快感,這是天神也不能剝奪的美好。」意義不用由外界賦予,存在著,感受著,就是意義。

卡謬的提問和回答,多少帶著書生的抽離,他本人亦未必想過要了結生命。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則對「自殺」有切膚之痛。1879年,當寫作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托爾斯泰突然陷進「不知生命為何」的精神崩潰危機。他在《懺悔錄》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想法:「除了死亡之外,前面什麼也沒有。......那時的我,是個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人:我還不到五十歲,有善良和我愛著的妻子,還有聰穎的孩子,和良田萬畝......但我卻認為我活不下去了。......也許明天,疾病和死亡便會降臨到我或我喜歡的人頭上,那時除了屍體和蠕蟲,還剩下什麼?我的事業,無論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我再不存在。到底為了什麼辛苦?為了什麼忙?人們怎麼能不認識這一點?怎麼能繼續活下去?這實在是最不可思議的事。」無法找到生的意義,令他精神非常痛苦,多次想過自殺,「整整一年,幾乎每一刻我都在問自己:是否應該用繩索或子彈來了結自己?」

托爾斯泰最終藉著遠離貴族縱情玩樂的糜爛生活,以簡樸、寡欲及努力完善道德生命等行動,來確立他活著的意義,擺脫自殺陰影。他憎厭俄國上流社會的驕奢淫逸,並極度同情貧苦農民。雖然妻子大力反對,他最終決定捐出自己的財產,又放棄作品的版權,提倡財產公有。他開設大量賑濟食堂幫助饑荒災民,又積極從事農民教育。及後,因經常批評東正教儀式和教義,得罪教廷和沙皇,而被逐出教會.....托爾斯泰身體力行他所相信的人道主義,吸引了大批跟隨者(開展成一場「托爾斯泰主義」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存在意義,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要靠自己尋求的。由痛恨自己的貴族身份和作為,變成一名熱血的社會改革者,他按著自己對理想世界的想望,來建構全新的自己。

3.

閃念,令托爾斯泰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改變需要莫大勇氣。大多數人遇上閃念,通常很快淡忘,轉眼便重投柴米油鹽的世界。另一些人則會把疑問交托宗教,由上天來決定其生命的意義。「既然造物者創造了宇宙,自會安排每個人的角色和意義,我要做的是交托、禱告、等待天啟等等,而非問問題。」他們不是忘記問題,而是抹走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有問的需要。

選擇將「意義」歸結於「創造者」,無疑是人類的思維習性。看看「意義」是什麼回事便會明白。任何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它的「意義」來自人類的「意圖」(intention)。譬如一個鎚仔、一座樓房、一條天橋、一塊巧克力,當未被創造出來前,首先會存在於創作者(工匠、建築師、工程師、廚師)的腦海裡。若工匠希望造個鎚仔釘釘子,這個「意圖」便成了鎚仔的「意義」。 若建築師希望建一座鐘樓報時,這個「意圖」便成了鐘樓的「意義」。將存在意義交托給宗教的人,正是按著同一理路思考:人若是由神創造的,人的「意義」不就存在於神的「意圖」裡嗎?

然而,每個人的存在理由,怎可能預早被安排?又為何需由他者賦予?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喜歡以開信刀為例,指出問題所在。一把開信刀的存在意義(開信)一早由工匠構想好(意圖)。但人的存在卻截然不同。人沒有預先被設定的存在意義或目的,他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首先存在著,在世界碰到各種起伏不定的際遇,再三思量,然後才慢慢界定自己。「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因為人沒有什麼本質,他因此是完全自由的,既決定他人生的一切計劃,也對這些計劃負有全責。

沙特是無神論者,理所當然否定「人的意義由神的意圖決定」這種看法。但無論造物者是否存在,沙特的形容,不是更貼近我們的經驗嗎?人來到世上,他的「意義」不可能是清晰、確切、早已預備之物,像預先畫好的箭靶紅心那般。歷史偉人或許會滿有使命感,堅信他們有某種天命,但普通人如你和我,於匆匆數十載裡常是迷茫地揣摩著,有時亢奮、熱情,有時失望、惶恐。我們像用手握著一枝巨大鉛筆,從生命之初,一直沿路繪製人生軌跡。漸漸,這些彎彎曲曲的墨跡開始顯出某種輪廓,而藉著這些歪斜飄忽的輪廓,我們得到鼓舞,試著畫出再清晰一點的輪廓。就是這樣一邊畫,一邊修正......好彩的話,輪廓會越來越明晰,但更多時候,直至我們老死它仍帶著一點模糊和不確定性。

所謂存在的理由,或許就是如此回事?不是預先設定、清楚玲瓏,而是在無數trail and error的過程中,漸趨明確。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存在意義,並不需由上帝的「意圖」來決定,而是由人自己界定。你覺得有意義,就有意義。一如卡謬在《薛西弗斯的神話》的最後一句話:「石頭的每粒原子、山上每顆礦石碎片,各自都是一個世界。薛西弗斯奮力向山上走去的過程,已足夠令他內心充實富足。我們應該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心計


Henri Rousseau, The Dream,1910
(上一篇:〈人生市場學〉)

花盡心思計算「市場」的人,害苦的是自己,其恐怖程度遠不如將周遭所有人都都矮化為「物」的工心計者。

工心計者令人憎厭,因為他跟別人說的每句話、做的每個行為,都已算準對方的反應,並且意欲利用這些反應,來舖排事情之發展。譬如他們若想炫耀自己的新工作,總是先以閒聊口吻問你:「近來工作可好?」當你感激他的關懷,準備推心置腹地回答,「還算不賴,只是經常要加班......」,他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甚至不耐煩地打斷你的話,然後便侃侃大談自己的新工作有多精彩、多過癮。

你的工作情況如何,其實他絲毫不關心,他發問的目的,只是想要一個「反應shot」,好讓他可名正言順,高談闊論他真正感興趣的題目。聊天如是,工作如是,生活如是。所有人(除了自己),於工心計者都只有工具價值,都只是可供任意利用以達至擬定目標的「物」而已。

「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無心計者以為對方一片真誠,最後發現自己的天真被利用了,情感被欺騙了──這是工心計者最令人感到痛恨和被出賣之處。

世上絕大部分罪惡的出現,乃因有人視他人的性命、情感、好惡等等為草芥,隨意玩弄之,以達到自己欲望。工心計者,同樣視他人為可玩弄之「物」,肆意利用。造成的實質傷害雖然不大,但鄙夷他人內在價值的心態,卻跟殺死、欺凌、傷害他人是相同的。

作為「人」,誰都不希望被別人視作「物」或「工具」。一如哲學家康德所講:「將他人視作有意義的存在,而非只有工具價值的手段」(treating others as ends, not means)的倫理觀,才是最合符道德的待人之道。我關心你,因為你是我的朋友,因為我想了解你更多,想跟你拉近距離,想在你高興時陪你分享,在你憂傷時跟你分擔。我關心你,並非因為想藉關心取得好處,或達到某個目的。我的關心,沒有背後的agenda,我關心,只因為我想關心。

人與人的溝通,本就應該是如此一種無附帶條件的關懷。我們眼中的他人,應該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而非一疊疊會移動的銀紙,或一條條過完可抽的橋。

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活在「心計」無處不在的社會。視他人為手段不但很少被指斥,反而被看作一種工作技能。環顧四周,很多職業需要有「表面一片真誠,而內心在盤算別人反應」的能力:公關、保險從業員、樓宇經紀、商店的售貨員。甚至街頭的寬頻promoter,若不懂得一點心計,不以甜言蜜語來取悅顧客,也是很難在這些行業裡立足的。

事實上,任何和商業交易拉得上邊的事,無可避免會沾染「心計」思維。人們習慣帶著心計度日,不再認為這樣的互動有問題:校長說一大堆為學生好的話,只為加強學校競爭力;政客說一大堆為選民好的話,只為討好當權者......

堆起笑臉,隱藏意圖,一切行為只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他者只是實現利益的工具。當這種思維日漸普遍,那些內心極不願意加入工心計行列的人,也唯有陪著堆起笑臉,收藏自己的本性,以免自家的天真,成為別人的利用對象。

心計,學校雖然沒教,卻已無聲無息地腐化著人們的赤子心。

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無因之因

Kandinsky, Deepened-Impulse

(上一篇:〈孩童之問〉)
小孩追問「點解」,常令成年人抓狂,因為每個因總還有因,任何涉及「為什麼」的問題,都可無限挖掘下去,像玩接龍遊戲般,永沒止境;而越往下挖,問題便越宏大,有時演化成權威、社會價值、生活模式、是非對錯的「點解」問句,令滿腦子只有「點樣」的成年人,無力招架。

正如我存在的原因,可上溯至父母邂逅、相戀、結合,父母存在又可再上溯至更古老祖先的邂逅、相戀、結合......層層回溯,終歸會追問到世上第一個人存在的原因;就算簡單如「十萬個為什麼」的問題,諸如「人為何會肚餓?」、「花為何會綻放?」,只要遇上持之以恒、不滿足於點到即止答案的發問者,也總可無限追溯、觸碰到最終極的問題:「這個世界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宇宙充滿物質,而非一切皆空?」

很多人認為宇宙起源問題,是一條宗教問題,應該由宗教家回答。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便認為,基督教的神,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他給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果」這鏈條不可能無窮後退(an infinite regress),總必會有第一個因,作為整個因果串的「起點」,而神就是最理所當然的「第一因」。

第一因論證(First Cause Argument),是極貼近常識的想法──我們無法接受無中生有,宇宙怎可能「叮」一聲,沒有任何因由便突然出現?所謂事必有因,宇宙的誕生也不可能無因──直至今天,還有很多人視它為神存在的理由。不過,很多哲學家已指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

羅素在《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裡便言簡意賅地點出問題所在:

某天我讀到穆勒自傳這句話:「父親告訴我,『我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是沒答案的,因它牽連到進一步的問題,即『上帝是誰創造的?』。」自傳中這句話,使我猛然悟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假如萬事萬物都必須有因,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因,假如無因事物可以存在,則宇宙和上帝都可以無因。

如果有一物創造宇宙,那麼誰創造此一物?若果萬事萬物皆必有因,為何獨獨此物可以無因(所謂「uncaused cause」)?當代美國哲學作家Jim Holt在某場TED talk便開過如此玩笑:「如果神存在, 他可能會質疑:我是永恆的,也是萬能的,但我是從哪來的?」一方面說萬事必有因,另方面說世上有一物無因(並以此結束整個詢問),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就算非要安排一「無因之物」來作宇宙的因,我也寧願是老子所講的「道」:無形無相、無善無惡、無以名狀、渾沌恍惚。

認為「因」不可能無限回溯,然後設想出一個「無因」形象,作為宇宙最後的因;「第一因論證」某程度上還犯了「循環論證」謬誤(前題暗含了部分結論):基於個人偏見而認為無窮後退不應存在,最後得出神是終止後退者的結論。但為何因不可無窮回溯?為何「無因之因」必然是宗教家的神?

一個從不思考宇宙起源的人,若不是極愚蠢,很可能就是被現實生計折磨太甚。

另一方面,一個輕易將宇宙起源歸因於「無因」的人,若不是極聽話溫馴,則很可能是:難耐沒有確切答案與意義、經常焦灼不安的生存狀況。他是受不了無窮後退所帶來的虛無感。

如此說來,「第一因論證」長期被人們援引,也是一種人性的表現。

2016年8月8日星期一

習慣


豐子愷,「今夜故人來不來, 教人立盡梧桐影。」
(上一篇:〈懶活〉
生活平淡乏味時,我們總是寄望某個巨大的轉變,或某種全新的環境,會令隨後的人生變得幸福、美好。搬屋、創業、辭工去流浪、組織家庭、生育小孩、建立新嗜好等等,我們總想在巨大變動之後,脫胎換骨,從此活得富足快樂,幹勁衝天,每晚含笑入夢。

這種瞬間的「transformation」,當然也是有的;不過更常見的情況卻是:大變過後,很快打回原型,然後再渴望變,再打回原型......

據說,大部分贏得巨額彩票的人,經過幾個星期狂喜後,心情便會回復未中獎前那樣,悲觀的繼續悲觀,自在的繼續自在。可見巨大突變只能改變人所處的環境,卻不能改變人看事物的方法。與其寄望於環境的改變,倒不如關注那些長期影響人行為和思想模式之物,譬如我們向來最不在意的:「習慣」。

滴水穿石。這世上,沒什麼東西的力量強大得過習慣。走路時腳掌用力不均的人,幾個月便可將鞋底磨出傾斜的平面,那斜面就仿如腳掌的延伸,鞋和腳融為一體。同樣道理,日復日地做同一件事,這件事亦將會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們融為一體。這就是「習慣」的威力。

經常長嗟短嘆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嗟嘆習慣,繼而成為嚕蘇王,或負能量發放站。經常委過於人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卸膊習慣,繼而成為暗箭王,或神憎鬼厭分子。經常挑剔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奄尖習慣,繼而成為無法開心的負面王。經常提不起勁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消沉習慣,繼而成為一堆爛泥。

當壞的看待事物「習慣」落地生根,其摧毀力驚人。另一方面,若能養成好的看待事物「習慣」,轉變亦同樣巨大:

經常掂記著生命美好段落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微笑感念的習慣,繼而變成快樂富足的人。經常看淡得失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豁然的習慣,繼而變成收放自如的人。經常試著向目標走多一步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矢向明確的習慣,繼而變成自己想變成的人。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宏偉始於微小,逐少逐少積累,看來比突變更能產生龐大深遠的影響。只要想想每晚都不刷牙的人牙齒最後會爛到什麼程度,便可明白箇中道理。而刷牙卻是一點也不刺激浪漫的事,甚至是很悶很煩的。但它卻可令你的牙齒幸福、快樂。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曾長期受疾病煎熬。他在箴言集《曙光》便以治病來闡述「逐少地積累」的重要性,茲錄如下:「一個人的呼吸一天天變弱,即使這種變化的單位極其微小,最終也會因肺部長期得不到足夠運動而患上慢性肺病。治療這病的唯一方法,是朝相反方向,作無數次簡單的鍛煉,如每一刻鐘深呼吸一次。......希望治療靈魂疾病的人,也要注意改變他最微小的習慣。」(《曙光》,第462條)

與其突然做一百次仰臥起坐,不如每天做十次。與其盼望突變帶來希望,不如不厭煩瑣地建立良好「習慣」,成為幾時也能察見幸福的人。

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懶活


Edvard Munch, Melancholy,1894.
(上一篇:〈誘惑〉

這個時代又忙又急,它唯一的優點是: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過生活。這時代的信念是:各自各精彩,河水不犯井水,你追逐你的幸福,我追逐我的快樂。只要不是作奸犯科、有違法紀,或影響到整體社會福祉,對於別人怎樣過他的人生,我們通常懶理。

社會改革家或會暗暗鄙視享樂主義者無貢獻,享樂主義者也會暗暗取笑改革家自討苦吃,但他們都尊重對方的選擇,從不置喙或批評一句。但有一種人,卻是改革家或享樂者或一般人都同樣看不過眼,會對他極度憎厭和鄙夷的。那就是嘴裡常說著「無所謂」或「是但」、生活得極度乏味的人。我們且稱這類人為「懶活者」。

懶活者,對一切都無所謂,因為他們對什麼皆興趣缺缺,連浩瀚宇宙在他們眼中也是沉悶得要死的東西。他們對任何事物的熱情頂多維持三分鐘。大部分時間,他們沒特別想幹的事,沒特別關注的問題,對一切皆置身事外,對一切皆無感,無愛,也無憎。「嚟嚟去去,咪又係果啲嘢。」這是他們的口頭禪。

表面看來,他們有如看透世情的高僧,但實情他們只是內心空洞無物的犬儒族:習慣以懷疑和不屑的態度看待一切,嗜好是蕩平他人滿腔的熱與火,從中獲得一點安慰。譬如遇上享樂者,他們斥:「浪費金錢。」遇上改革家,他們笑:「癡人說夢。」遇上積極實踐理想者,他們皺眉狠批:「需時太久,划不來!」他們奇怪這些人為何對生活充滿激情。「世界上哪有什麼東西值得投放這麼多的精力?」他們視激情為珍寶,捨不得花在不夠恰當、不夠偉大的事情上,結果他們的激情全都埋進泥土裡,一丁點都沒動用過。

懶活者覺得活著很沒趣,卻從來沒發現沒趣的是他們自己。

因為對什麼都提不起勁,懶活者總是有太多時間,不知如何利用。

有些懶活者會以日常雜務來填塞生活,諸如掃地、洗碗、丟垃圾、到銀行入賬、到超市購置食物、交水電費、收拾家中雜物......這些一般人視為厭惡性的、不得不幹的活兒,他們總是慢條斯理地做著。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做雜務,只是害怕靜下來時,便無法避免要思考自己到底想過怎樣的生活,想達成什麼目標與夢想。

另有些懶活者,則喜歡以工作來填塞日子。上司交托的事項,他們件件都完成得漂漂亮亮。他們是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因為他們很樂於超時加班。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工作,只是不願被看穿他們毫無激情的苦悶人生。

還有一些懶活者,為求掩飾自己的無目標無方向無主見,便按著別人稱道的方式來生活。人們說旅行好,他們便去旅行,人們說進修好,他們便去進修,人們說某行業好,他們便做某行業。其實他們對旅行進修行業什麼的皆談不上愛或恨。別人忠於自己內心,他們卻是空心人。

當世間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設法,攢下最多時間來做熱愛的事情,懶活者卻正好相反。所以人們會說「利用」時間,而他們卻總是說「消磨」時間。你身邊可有如此的懶活者?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誘惑


Edvard Munch, Evening on Karl Johan ,1892.
(上一篇:〈Happy Moment〉
「做人最緊要開心。」仔細想想,這種「快樂主義」哲學之所以會廣受現代人歡迎,根本是勢所必然,因為我們活在有史以來「誘惑」最密集的時代。

「誘惑」挑動人追逐「快樂感覺」,而當四周圍看來只有「誘惑」,沒有其他時,人很容易誤判,以為「誘惑」和「快樂感覺」就是他應該關注的全部。這是「誘惑」障目的時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這話,多少總括了遠古時代的「誘惑」種類──不外乎食欲和性欲的滿足。今天,食與色依然穩佔「誘惑」兩大席位,但在高度商品化和網絡化的廿一世紀,「誘惑」已是種類繁多、無處不在之物,一如城市背景般,緊緊包圍我們。尤其是那些只有一個指頭距離的「誘惑」──隨便click一click,捽一捽,快樂即可到手,門檻極低,不花分毫。臉書和手機遊戲,絕對是這個世代最有特色、且最難抗拒的咫尺「誘惑」。

而能夠跟「網絡誘惑」平分春色,恐怕非「零食誘惑」和「消費誘惑」莫屬。薯片一打開,很難不把整包吃完.....走進超市或商場,很難空手而回.....你或會說,這些平常日子的「誘惑」,列出來實在太小兒科。人們心目中所想像的「誘惑」,是足以教人身敗名裂,或像蛇引誘夏娃般帶來嚴重後果的東西。因此,對於上網、吃零食、亂消費之類,我們總是掉以輕心,甚至根本從沒視它們為「誘惑」,有任何抗拒的必要。「不過是生活的基本樂趣吧!」你大概會說。

在這個隨心而行的年代,誰會為常上臉書而感到愧疚?但看來微不足道的「誘惑」,實足以蠶食滿腔志氣。當你每天用了四、五個鐘頭在網絡輕鬆閒逛,等於每天少了四、五小時光陰,去完成其他對你更重要的事。當你一口氣吃完整排朱古力,等於破壞了你曾許下的健康生活承諾。當你忍不住買下大堆奢侈品,等於要延擱未來的進修計劃......一旦滿足「誘惑」變成習慣,我們竟不知不覺放棄建構自己未來的主導權。逗留在「誘惑」泥沼裡的時日越久,意志便越散煥。惰性取代積極,最後墜進「越快樂,越墜落」的圈套。小「誘惑」可以導致的大「惡果」。

如果不願過墜落日子,或許是時候開始認真對待「誘惑」,學習自制。

有些人認為自制能力是天生的,不可能學。譬如那個著名的「棉花糖」心理學實驗便發現:那些能夠控制自己不吃掉眼前那粒棉花糖、好等待十分鐘後獲得兩粒棉花糖的四歲小孩,長大後仍是非常自律的人,能夠抗拒各種誘惑,專注達成自己的目標。至於心急吃掉一粒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後很多都上不了大學,甚至會吸毒、犯事。

「棉花糖」實驗結果,跟我們一貫相信的「三歲定八十」民間智慧很相似。難道自制能力確是天生的,而且會決定畢生命運?但「天性說」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西方崇尚自由發展、反對限制孩子行為,因此四歲時不太自律的孩子,根本不會有學習自制能力的土壤,唯有天生自律的孩子,才會繼續保留這個性格特徵。

一個更加貼近我們日常觀察的理論是:自制力像游泳般是一種技巧,多作練習,自必熟能生巧。而「棉花糖」實驗裡自制小孩的一些做法,正好提示我們如何練就「自制力」。

實驗裡,忍著不即時吃掉棉花糖的小孩,其實擁有兩種能力:在腦海比較「即時滿足欲望」和「延緩/拒絕滿足欲望」所導致的兩種未來(一粒棉花糖VS兩粒棉花糖)的能力,和積極拒絕當下誘惑的能力。據實驗者的觀察,自制小孩都會各施各法,去避開當下誘惑,做法包括:用雙手遮蓋眼睛(看不到棉花糖,便不那麼難受......),和分散注意力(看看房間裡其他陳設,便可暫時忘記棉花糖......)

「不要看」,和「想想別的事」,不就是最好的抵抗「誘惑」方法嗎?小孩如此,大人也一樣。而比起實驗室小孩,我們可以「想」的「別的事」更多,包括曾為自己訂立的大大小小目標。下一回,當你又心癢癢想打開臉書之際,且嘗試離得電腦和手機遠遠的,和認真想想近來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上帝的石頭


Michelangelo, The Creation of Adam
(上一篇:〈無因之因〉)

1.

古往今來,任何關於創世的理論,若涉及「善良」的「創世者」,便必然會面對「惡為何存在?」的反詰。

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尤其令人不解:他既然全知,理應在創造宇宙萬物之前,已曉得一切的發展、變化和終局。他既然全知又全善,則為何忍心世界在發展的過程裡充滿天災、人禍、仇恨、殺戮,使他創造的蒼生飽受痛苦折磨?況且,他還是全能的,他設計的宇宙藍圖應該是最好的......

基督教神學家很早已發現他們必須解決「the problem of evil」,否則信仰無從說起。生於公元354年的奧古斯丁(Augustine)是早期認真思索「惡」的神學家,他尤其關心人類作的「惡」。奧古斯丁給的答案屬典型的「free will defense」模式:因為上帝賜給人類自由意志,人類卻沒好好使用,才導致「惡」的出現。

我們可以將奧古斯丁的論點加以引伸:全善的創世者,其實早知世界會變成如今這般糟糕(他是全知的,一定料到人類會誤用自由),但因為他相信再糟糕的世界,都勝於人類全沒抉擇能力、像機械人分毫不差地依照預設「程式」行動的世界(他是全善的,一定會選出最好的宇宙設定),所以權衡輕重後,他還是決定保留人類的「自由」,同時附送「惡」── 一個不太討人喜愛的「贈品」。

雖然進化論早已指出人不是被創造出來,而是進化而來的,但這跟「free will defense」的觀點並不抵觸,因神學家仍可假設,由猿進化成人,乃上帝預早的安排,〈創世紀〉寫六日造世,只是文學象徵手法。

但奧古斯丁的解答,對現代人來說仍是非常欠說服力,因為如今世上的「惡」,比奧古斯丁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甚至瀕臨失控地步:兩次世界大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滅絕屠殺、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中國的十年文革、兩伊戰爭、八九民運、九一一世貿恐襲、巴黎連環恐襲、伊斯蘭國勢力急速擴張、歐洲難民流離失所......試問一個「全善」的創世者,怎可能同意這麼多「惡」皆是必需的?眼前的世界,怎可能是最好的設定?難道我們都要接受Richard Swinburne一類宗教哲學家的說法:「If my suffering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reator can give you that choice, I too am in this respect fortunate(如果我的痛苦能成就你的自由抉擇,我很幸運)」?

「惡」在蓬勃滋長,令「全善創世者」的想法顯得荒謬可笑。我便寧願相信科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宇宙創生假設:宇宙之初,只是一個點(稱為「奇點」,也是時間的起點)。這個非常熱和密度無限的點,因某些原因開始膨脹,於是星系漸漸形成,它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但宇宙不會無限膨脹,去到某個階段,她會開始收縮,星系之間的距離亦越縮越細,最後,宇宙變回一個點,然後再膨脹.......

宇宙重複地漲大縮細再漲大縮細......宇宙若有「創造者」,他肯定不是善類;創造於他,只是過癮好玩而已。

2.

「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無法解釋世界的「惡」為何存在,那麼「全知、全能,但不太善良的創世者」會較好?但單單是「全能」這個概念其實已內含邏輯矛盾。譬如我們應如何回答:「上帝能否造出一塊自己無法舉起的石頭?」

「石頭問題」是個全能悖論(omnipotence paradox)。「全能者」若不能造出該石頭,代表他並非「全能」;「全能者」若能造出該石頭,但因為他不能舉起石頭,因此他並非「全能」。換句話,無論造不造得出那塊石頭,他都不可能是「全能」的。

「石頭問題」是最常被引用的全能悖論例句,但我們亦可以將問題換上不同內容,而不改其矛盾本質,譬如我們可以問:「全能者能否造出一件他吃不完的芝士蛋糕?」、「全能者能否造出一座他無法摧毁的大廈?」、「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條他無法跨越的水溝?」、「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本他自己看不懂的書?」等等。

所有這些問句,都暗含了兩個相互矛盾的項目:「X能做所有事」(全能)和「X有做不到的事」(舉不起石頭)。假如X是受邏輯規限的生命體,他肯定不能同時符合此兩項目,因為它們邏輯上矛盾。但若X不是普通人,而是上帝,他仍受邏輯律限制嗎?「全能」是否包括邏輯上不可能的行為?

小時候我們都聽說過「自相矛盾」的成語故事。故事中的小商販聲稱「我的矛無堅不摧」,同時又說「我的盾可擋萬物」,好事者於是問:「假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何後果?」我們知道,後果一定是其中一方會被摧毀,因為「無堅不摧」和「可擋萬物」不可能同時為真,小商販的「商品說明」純屬吹噓。但上帝呢?他是否能超越邏輯,在邏輯之外?

這等於問:如果宇宙真有「創造者」,他除了創造天地萬物,是否還創造了自然定律、數學定律、邏輯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應該不受邏輯律限制?但人類一直視邏輯律為永恒真理之一,創造者怎可能在「真理」之外?如果真有「創造者」,在他世界裡,2+2還是否等於4?三角形的三隻內角,還是否等於180度?

關於「全能」的討論,似乎不比「全善」問題更易處理。

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Happy Moment


Miro,"The beautiful bird deciphering the unknown to a loving couple"
(上一篇:〈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1.

雖然很多哲學家看來不愛吃人間煙火,但並非所有哲學家都對俗世幸福不感興趣。假若我們花點時間,開列出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對「幸福」的看法,會發現這份列表非常奇特。它看來就像兩個敵對陣營,在陳述著截然矛盾的觀點,怎樣看也不像同類。

首先是甲陣營。

孔子說:「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在陋巷裡,吃著冷飯,喝著清水,別人看來貧賤,自己卻樂在其中,這就是幸福。」
老子說:「看透世情,過著平淡知足的簡樸生活,這就是幸福。」
孟子說:「在必要的時候,捨棄生命,換取公義,這就是幸福。」
愛比克泰德說:「外在環境和欲念絕不影響我,徹底自由地作出抉擇,這就是幸福。」

然後是乙陣營。

伊壁鳩魯(Epicurus)說:「幸福就是,盡量避開肉體的痛苦,達至舒適愉悅。」
休謨(Hume)說:「幸福就是,聰明地運用理性,達至欲望的滿足。」
邊沁(Bentham)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
穆勒(Mill)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雖然我較喜歡知,性活動帶來的愉悅。」

甲陣營認為,「幸福」源於自我約束和品格完善。它跟外在環境毫無關係。

乙陣營認為,「幸福」源於滿足欲望所帶來的快樂。它直接受外在環境影響。

毫無疑問,現代人大多站在 「乙陣營」的隊尾,視「快樂感覺」為最有價值之物。無論當下在追逐的是愛情、事業、金錢、權勢或任何東西,大部分人所欲求的無非是快樂、開心。在「乙陣營」的成員眼中,世上唯一擁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good)的東西,只有「快樂」,其餘一切,都只是獲取「快樂」的法門。

這是一個高度肯定「快樂」的時代。就算不是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我們也不可避免是「happy moment」的信徒:期望在短短幾十載人生,累積盡量多的「happy moment」。這樣,當生命走到盡頭,我們回顧一生時,那種種「happy moment」,將讓我們感到此生無悔。


2.

「做人最緊要開心。」這肯定是街頭巷尾最常聽見的philosophical statement。

其實「快樂至上」這種想法,就如病菌般,長期潛伏在生活每個角落,等我們接收。簡單如扭開電視,映入眼簾的便盡是宣示「happy moment」的華美影像:嘆一客早晨全餐,真快樂;穿流線型跑鞋跑步,太快樂;買個名牌手袋,極端快樂......

打開手機,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吃韓燒的「happy moment」、看電影的「happy moment」、學夏威夷小結他的「happy moment」、在主題公園一家共聚的「happy moment」......社交網絡上,盡是親朋戚友在圖文並茂分享的,盡皆是食嘆玩帶來的瞬間快樂感覺。

臉書,像一張我們樂於向他人展示的人生CV,而「happy moment」則是用來豐富CV的關鍵要素。臉書,呈現了這世代人們對「幸福」的主流看法:「happy moment」越多的人,其生活就越是美好。

將「快樂」視作人生最高追求,哲學家稱呼這種看法為:快樂主義(Hedonism)。

曾經,「追求快樂」被視為沒大志,可現在,「追求快樂」已成了很多人的大志。人們最常用作支持「追求快樂」的理由是:「求樂避苦,是人性嘛。壓抑天性,會黐線架!」在快樂主義者眼中,什麼都需要理由,唯獨快樂不需要理由,因為趨向快樂是人的本質,就像趨向陽光是植物本質一樣。因此對快樂主義者來說,「幸福」只是個「技術性問題」──既然人求的只是「快樂」,而大部分「快樂」可用金錢買得,那麼人生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如何賺取更多金錢?」

至於甲陣營所講的品格、美德、生命提煉之類,快樂主義者認為根本out of the question。「這些是宗教家的事務,怎可能跟我的快樂拉上邊?」他們會如此回答吧。

3.

人越快樂,便越幸福。這是現代最流行的幸福哲學。

回顧西方哲學史,最先想到系統化地「量度」快樂的,是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邊沁本是牛津大學法律系高材生,他之所以對量度「快樂」感興趣,乃因他想改革當時英國法制。他問自己:「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法制,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但要回答此問題,卻必須先解答一條更根本的問題:「組成國家的人,所追求的生活目的又是什麼?」

邊沁想到的答案很簡單:人追求的是快樂感覺。求樂避苦,僅此而已。

為了準確量度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邊沁還發明了「快樂微積分」(Felicific Calculus)。計算方法很簡單,只需將行為可能(為任何人)帶來的愉悅(pleasure)減去可能帶來的痛苦(pain)。愉悅和痛苦的強度、長度、肯定程度等,亦要計算在內。

邊沁將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稱為「效益」(utility),能帶來最大快樂(效益)的行為,就是對的行為。「It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t is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如此說來,「累積」最多快樂的人生,就是選擇最正確的人生?不過邊沁構想這套理論時,最關心的並非那些只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為,而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行為,包括政府的法令。譬如據當時英國法律,偷竊罪要判死刑,這令法官經常判偷竊者無罪。邊沁認為,若將偷竊判刑改為坐牢,想偷竊的人衡量過行為或會帶來的痛苦後,便不會輕舉妄動,這樣便可改善整體社會治安,提升所有人的快樂。

當日邊沁為關注整體社會幸福而構想的理論,現在卻成了很多人評斷個人幸福的標準。

4.

無可否認,快樂感覺真棒。在不太刺眼的太陽下,於大海暢游;在安靜的房間裡,讀一本好書;炎夏的冰凍啤酒;香氣四溢的牛肉麵;運動後的冷水花灑浴;睡到自然醒的假日;隨心所欲的長途旅行等等。如此種種快樂,誰不喜歡?而且人類DNA亦早已埋下對快樂的需求。

但人的本質是如此,卻不代表人只能跟從本質而行。一隻螞蟻不用思考便知道牠該怎樣活法,因為牠總是按著螞蟻的本質行動,牠沒得選擇。然而一個人卻必須經過思考,才能決定自己該怎樣活。人不像螞蟻,他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偏離本質而行的物種。也就是說,我們有得揀。快樂主義卻誤解了人類與本質的關係。

快樂主義的另一嚴重理論缺憾,是它將人類一切行為,皆視為獲取快樂的手段或工具。但到底我們是因為想得到快樂,而去做某件事?還是因為做了某件事,而順道獲得了快樂?

曾經在電視看過一個街頭訪問。被訪女孩說:「點解拍拖?因為想開心囉。」她答得順口,我卻不免大吃一驚:從何時開始,戀愛不再是為了覓得互相扶持、一起生活的伴侶,只是純粹找樂的行為?若戀愛只求快樂,一旦對方發生嚴重意外,無法逗你快樂、送你禮物,豈不立時要分手?

假若一個運動員是快樂主義者,只為獎牌帶來的快樂而鍛鍊,當他失落獎牌時,豈不立時要改行?假若一個知識分子是快樂主義者,只為榮譽帶來的快樂而著書立說,當他的書無人問津時,豈不立時要封筆?假若一個普通人是快樂主義者,只為快樂的感覺而活,當他面臨重大困境時,豈不立時要了結生命......

快樂主義,實含有非常嚴重的認知偏差。人生於世,值得追求的豈止快樂感覺而已?突破自己、求取真理、跟所愛的人甘苦與共等,這些東西皆值得追求,皆不需理由。很多東西都擁有內在價值,它們有時也順道帶來快樂,有時卻不。

5.

當然,篤信「快樂主義」的人並不會輕易改變看法。他會反駁:「你可將真、善、美視為你的人生目的,為何我不可將快樂感覺視為我的人生目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想像一種極端情況:假如「happy moment」越多便越「幸福」,那麼腦袋長期處於「happy status」,應該便是最理想的人生吧?美國右派自由主義者Robert Nozick正正問了這個問題。

Nozick提出了著名的「experience machine」思想實驗:假設有一部機器,只要將它跟腦部連接,便可令人產生「我正在做最喜歡的事,同時感到異常快活」的感覺,譬如以為自己在「吃龍蝦大餐」、「跟夢中情人幽會」、「讀一本好書」、「和朋友談天說地」或「環遊世界」等。我們假定,這部機器設計精妙,使用者將完全無法察覺眼前所見是幻覺,所感受到的「happy moment」亦跟真實世界無異,你願意一生一世和這部機器連在一起,永遠「happy」嗎?

Robert Nozick於三十年前提出這個思想實驗,其時尚未有virtual reality科技,現在「experience machine」隨時可以成真,問題可以改成:你願意一世戴著VR眼鏡享受極端真實的幻覺提供的快樂感覺嗎?

如果你感到猶豫,那麼「幸福」或許不僅只是「快樂感覺」的堆積了。比起感覺,你更著緊自己是一個行動者吧?你會期望自己能對世界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而不是純粹「自我感覺良好」地走過一生?

事實上,若「求取快樂」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求取意義」又何嘗不是?Happy moment令當下一刻明媚燦爛,渾身舒暢,但若若沒有統攝整個人生的目標,你又如何投入於每個快樂時刻?零零碎碎的happy moment,如何能夠安頓人對自我主體和創造力的關切?(修改於2016年8月7日)

2016年7月1日星期五

從心所欲不逾矩:專訪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1.

有些音樂家,未必是你一生中最愛,卻很可能曾在最初引領你跨進古典殿堂、懵懂感知何謂音樂之美。

記得多年前初聽古典時,我跟很多人一樣由討人喜愛的柴可夫斯基入手。那時買了一張廉價翻版CD,裡面的鋼琴協奏曲彈得燦然生輝,於是順藤摸瓜聽了Mussorgsky、Rimsky-Korsakov等俄國作品。很多年後,我才留意到那張CD的演奏者,原來是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阿殊堅納西堪稱「錄音等身」(三年前Decca推出「50 Years On Decca」Box Set,紀念跟他半世紀的合作),以鋼琴家和指揮家身份灌錄過無數唱片。但相信不少中年古典迷跟我一樣,習慣將Ashkenazy歸入「導論式」音樂家。曾經遇上,卻非終極觸動。

不過正如黎明化解「關公」危機後令人刮目相看,2014年,很多香港樂迷也對阿殊堅納西有了新看法。當年十月,正值雨傘運動之際,阿殊堅納西本擬來港擔任「第四屆香港國際鋼琴大賽」(蕭邦社主辦)的評判團主席及決賽音樂會指揮(由香港管弦樂團伴奏)。其後主辦者臨時取消比賽,阿殊堅納西竟主動提出不收酬金,與「港樂」舉行兩場免費音樂會。這兩場「獻給香港的禮物(A gift for HK)」音樂會,當時被媒體詮釋為「大師撐傘運」之舉。

近日,阿殊堅納西再度訪港,趁此良機,我訪問了這位年屆七十八的巨匠,順道了解兩年前的事。指揮家身型矮細但說話有力,講到著緊處還會捏著我手臂。雖然兩度忘記細節要離座「找太太問清楚」,但他清楚表明:「當時,我只是想顯示樂團的生命力。It was simply to help the orchestra, to show that they can still do something in spite of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如此說來,我們是自作多情了?音樂家關心的始終是音樂。不過大師卻透露了一件令他氣憤至今的事:「鋼琴比賽主辦者得知我和港樂舉行免費音樂會,竟生氣了,她說:we no longer welcome you to be the jury head!」其後雖有評審欲挽留,但這位性情中人已心淡,再無興趣和蕭邦社拉上任何關係。(蕭邦社今年的評審名單,已找不到阿殊堅納西的名字)

古典江湖的恩怨,小薯如我沒資格評論,但阿殊堅納西的處事方式,卻足以反映其人之坦率。

2.

雖然有些樂評人不喜阿殊堅納西的演繹風格(「欠缺個性」是常見用語),但他早年的鋼琴錄音其實不俗。譬如我曾擁有的那張翻版「柴記」CD,應是1963年他赴倫敦演出並決定不再返回蘇聯祖國後,由Decca推出的錄音。他彈其他俄國浪漫派作品也值得一聽。法國鋼琴家Jean-Efflam Bavouzet曾經憑Prokofiev協奏曲全集奪得「2014 Gramophone Award(concerto category)」。他便說過,Ashkenazy和Richter的版本,是他最推崇的。

阿殊堅納西這次來港,帶來的正是Prokofiev(第三鋼琴協奏曲)。擔任獨奏的年輕鋼琴家Behzod Abduraimov,七年前憑此曲贏得倫敦鋼琴大賽,早被視為「浦羅哥菲夫達人」,加上阿殊堅納西這老一輩「達人」擔任指揮,令人期待。

回溯歷史,阿殊堅納西能夠成為古典界長青樹,跟「時機」不無關係,因他是最早期「投奔西方」的一批蘇聯藝術家,這亦成了他的永久印記。1962年,他(在共產政權脅逼下)參加了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獲得冠軍(與美國的John Ogdon共享冠軍銜),翌年卻突然跟冰島裔妻子出走西方;在美蘇冷戰年代,此事的震撼性可想而知。

提起「出走」往事,大師仍歷歷在目。不過跟我們對「變節」的想像不同,他的出走,原來是一次「臨時」決定,「主謀」則是妻子Thorunn。「收到倫敦的演出邀請後,我向文化部提出,讓妻子陪我一同前往,因她曾長居倫敦,熟識情況,況且前一年也曾隨我到美國演出。」然而成行之日,當局卻只肯發出鋼琴家的出境visa。「你知道嘛,妻子跟我結婚時,當局迫她放棄原來的冰島國籍,宣誓成為蘇聯公民,否則我的演奏生涯便完蛋。那時政府向她保證:『放心,蘇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最終妻子的visa獲批,可趕及看丈夫的倫敦debut,但她已對共產政權信心已失。她憤然跟丈夫說:「我們不要回去!」

妻子這句話,改變了阿殊堅納西往後的命運。

或許因Thorunn是外國人,「出走」事件後當局沒擺出強硬態度,阿殊堅納西還曾返蘇演奏,「直至某次演出後我的visa被拖延,才下決心不再回國。」是的,這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我們都懂。「連蘇聯附近的東歐國家我也不敢去!譬如波蘭吧,我雖贏過蕭邦鋼琴大賽第二名(1955年),但卻絕不敢踏足波蘭開音樂會。」1972年,阿殊堅納西正式入籍冰島,現居瑞士。說起如煙往事,音樂家眼角有淚,以手掌掩臉......


Itzhak Perlman和Ashkenazy合作的
貝多芬《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是至今聽過的最佳版本。
3.

近廿多年,阿殊堅納西以指揮為主,鋼琴演出為副,近年則只在兩個兒子(Vovka是鋼琴家,Dimitri是單簧管演奏家)的音樂會上演奏。觀眾再無緣得見他彈大型協奏曲的風采。

在古典界,由鋼琴家過度到指揮家的有好幾位,Ashkenazy、Mikhail Pletnev、Daniel Barenboim,都是難得的「兩棲」音樂家。鋼琴家是如何變成指揮的呢?原來阿殊堅納西從小便熱愛管弦樂,「小時候,我聽的樂團音樂會比鋼琴獨奏會還多!很多曲目都了然於胸。」

移居冰島後,因丈人(也是指揮家)擁有一隊小樂團,他順理成章試著指揮,沒想到效果甚佳。「由始至終,我都沒真正學過指揮。但我有很多指揮家朋友,會教我一些竅門。」彷彿命中註定,八十年代初,其經理人Jasper Parrott同時也是New Philharmonia(即現時的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經理人,他因而獲得更多指揮機會。如是這般,「指揮家阿殊堅納西」慢慢冒起,曾任捷克愛樂樂團、NHK交響樂團、悉尼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也和多國際樂團保持緊密關係。

姑勿論阿殊堅納西是否你喜歡那杯茶,他對音樂的熱誠,確令人動容。他在訪問裡講過:「我喜歡音樂,但最初並沒想過自己會成功。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沒有它,比起事業什麼的,這才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不禁想起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喜歡便去做,我想,阿殊堅納西已邁進這種化境。十分期待他的指揮演出。

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

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Portrait of Epictetus
(上一篇:〈得意失意〉)
什麼才是人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面對失意與歹運,如何是好?這本是哲學家最應關注的問題。古往今來,並非只有中國哲人才察覺到俗世「幸福」有多變幻莫測和不可恃,在古羅馬,也有兩位哲學家思考過歹運與幸福問題。他們親歷過最悲慘和峰迴路轉的人生,對此問題的回應,絕非紙上談兵。

其中一位是活躍於羅馬和希臘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50至130年)。他的母親是名奴隸,所以他自出娘胎也是奴隸(主人Epaphroditus,也曾經是奴隸)。他的人生充滿悲苦,譬如因遭受主人毒打而變成跛子,跟饑餓與痛楚經常為伍。後來,主人賞識其才智,安排他跟隨斯多噶派(Stoicism)哲學家Musonous學習,厄運終得以逆轉。獲得人身自由後,他開始教哲學,未幾,羅馬國君卻下令將所有哲學家驅逐出境,愛比克泰德也在其列。他遊歷到希臘的Nicopolis後,安頓下來開辦學校,繼續教授哲學,直至老死。

斯多噶派哲學認為人雖不能控制外在環境,但採取什麼態度面對,卻有絕對自由。誰可以阻止我用微笑跟厄運打招呼?他在《Discourses》談話錄裡講過,人生中最美麗的東西,就是「不受情緒和欲望牽制的自由」。

愛比克泰德告誡門生,不要傷神去擔憂不能控制的事,「天氣不適合出海,我們會心急地追問風向,但這是風神而非我們作主的事呀!倒不如做好控制範圍內的事,其他一切,便順從上天安排(We must make the best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in our power, and take the rest as nature (God's will) gives it.)。」

愛比克泰德對「厄運」的思考尤其多。他認為,就算被強權暴政脅逼,失去自由,甚至有斷送性命之虞,人還有「意志」可供差遣。他想像了這樣的對答:

「快說出秘密!」
「我不會說的。說與不說,權力在我。」
「我可以用鐵鍊鎖起你!」
「你說什麼?鎖起我?你可以鎖起我的腳,但你永不能鎖起我的意志。連宙斯也不能征服它。」
「我會囚禁你!」
「你指我的身體吧。」
「我會砍你頭!」
「什麼?我有告訴過你,我是世上唯一不可能被砍頭的人嗎?」

這段對答,完美展示了他對「幸福」的看法。肉體的舒適愉悅,是可以拋棄的「有待的幸福」,不假外求的意志,才是值得珍視的「無待的幸福」。強權可以囚禁你的身體,但不能囚禁你的意志。如果不能改變厄運,便不要讓它影響自己情緒。越戰時期,美國空軍James Stockdale就是靠著大學時唸過的愛比克泰德,熬過四年被虐待和單獨囚禁的牢獄生涯。

另一位思索過厄運和幸福問題的是波愛修斯(Boethius,公元475至525年)。這位羅馬望族之後,本來過著優裕生活,且官運亨通,廿五歲便當上元老院議員,之後擔任東哥德王國的執政官。可惜好境不常,任執政官時,皇帝認為他意圖謀反,將他收進牢獄,一年後被處絞刑而死。

當得知死亡逼近,波愛修斯開始在獄中寫作,最後完成《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書。書的形式獨特,是作者和名為「哲學」的女郎的獄中對談。波愛修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為起點,跟「哲學」女郎探討何為真正的幸福快樂。

他不忿為何自己多行義事,力抗奸臣,愛惜百姓,卻不得善終,失去一切幸福。「哲學」女郎於是告訴他,世人心目中的幸福快樂,如財富、名聲、權力或肉體的歡悅,全皆憑運氣才可獲得,但運氣卻變幻不定。她模仿命運之神的語氣說道:「大地既有豐年,也有凶年;海洋既可波平如鏡,也可巨浪滔天;我也同樣變幻莫測,而這正是我力量之所在!我喜悅地轉動著『命運之輪』,將底的轉到頂,頂的又轉到底。」

女郎告誡波愛修斯,將快樂寄托在如此變動不居之事物上,甘心被命運巨輪舞弄,只會令人患得患失、擔驚受怕,甚至陷進無止盡的欲望中。真正的幸福快樂,應該是人能完全控制、厄運卻不能摧毀之物。那是什麼?女郎指出,那就是上帝或至善(the highest good),亦即以意志實踐美德。行所當行,展現人的理性之光,就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因此在「哲學」女郎眼中,厄運並非慘事,因為它可磨練人的意志,成就勇敢、堅毅、撕破虛偽謊言等美德。

波愛修斯對早期基督教思想影響頗深。教會吸收了他對世俗幸福的想法,鄙視物質享受,將死後靈魂的救贖推崇為人類最大幸福。然而當教徒依照誡命實踐美德只為得到永生獎勵時,美德的內在價值便慢慢消亡。西方人不能理解為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自若也可算作真正幸福。

但哲學的思索,實在奇妙。兩位西哲提倡的,竟跟中國古哲人的看法異常相似。「反求諸己」,「唯志不可移」,「威武不能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假如愛比克泰德或愛波修斯跟孔子遇上,相信他們會暢談甚歡。

其實幾位哲學家看來一脈相承,乃因他們皆力求解決同一問題:若果將依賴外在偶然性的「幸福」視作人應追求之物,那麼人是否能獲得幸福,是永遠沒有保障的;真正的智慧,因此在於從「偶然性」中解放出來,追求一己可以把握之物──至於那是理性、意志、德行、良知還是其他名目,則視當時的社會傳統與風尚而定。

儒家和斯多噶派,皆是著重「意志力」或「內在德性」的理論。有些人認為這類理論很「阿Q」:面對苦難,逆來順受,將它「合理化」為上天賜予的磨練,卻不去積極改變時局,這種做法,豈非自欺欺人?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也如此調侃愛比克泰德:「他提出的道德觀是高尚和出塵的;當人處身於反抗暴政的時代,也實在很難想出更有用的東西。」他甚至認為,那些表示對環境與物質全不在乎的哲學家,根本就是虛偽。

羅素的話,也不無道理。人若全然不在乎環境與命運順逆,的確很容易滑入不問世事的「自私隱士心態」:「改變不到的事,想它幹嘛?」「我並不在乎外在世界,那又何必去管社會的不公義?」

事實上,一個重視意志力或自我制約的理論,若然完全「唯心」,那麼按此理論來生活的社群,誓必遲早陷入公共事務無人處理的境況,最後唯有由野心家來接管。可見,提倡個人要拋開「有待幸福」之執迷的論理,若要成為一個全面的論理,還必得建立一套社會公義的價值標準。

我可以不在乎一己的欲念與喜好有否獲得滿足,但我卻必然要關注,身處的社會是否讓每個人皆可自由發言、行動、改變現況等,因為這樣我才可以自由追逐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和宣揚這種方式)。欠缺了以上外在環境的配合,任何自主選擇的生活方式,根本無從談起。可見,所謂全然不在乎外在環境變化的哲學理論,只是針對個人而言;去到社會層面時,人必定對環境有所關懷,有所要求。

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靈感這回事


1.

以寫作為職業或志向的人,大多經歷過靈感枯竭的慘況:交稿時限逼在眉睫,但修改來修改去,文章總像未雕琢成形,只是一團暗啞無光、毫無靈魂的雞肋。

遇上這種狀況,寫作人通常會嘆口氣,並自我安慰:「唉,最近無乜靈感......」但靈感到底是什麼回事?腦袋能否併發出創意,純然是一種運氣嗎?若果繆思女神眷顧我,我便會靈感源源不絕,否則只好繼續等待?抑或靈感更像一部「攪拌機」,需要不斷「input」,才能有「output」?

長久以來,人們愛將寫作靈感和運氣掛勾。倪匡便曾提出「寫作配額論」: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配額,配額用盡便要停止,抽煙飲酒如是,寫作也如是,當靈感枯竭時,唯有乖乖投降,擲筆輕嘆。

但除了天份,外在環境的刺激對寫作同樣重要。寫作就像長期的燃燒過程,必需不斷添加燃料,火才能燒得旺、燒得紅。一流的大作家,絕不會呆等繆思賜予他靈感。他往往是一個勤勞的觀察者或閱讀者,不斷收集新的柴枝助燃。譬如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便是極厲害的「觀察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沙俄時代,廿多歲時(1849年)因參與反農奴制的青年進步組織「Petrashevsky小組」被政府拘捕,幾乎死於刑場,但在最後一刻,當局改變主意,將他發配西伯利亞。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歷經了四年牢獄和苦役生涯。

坐牢,是苦不堪言的事,但對寫作人來說,監獄卻是「觀察」人間世的好地方。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獄中認識了很多性格獨特鮮明的囚犯,學懂了很多民間諺語和俗語。他將這些「材料」都一一記在筆記本裡(這筆記被保存下來,名為《西伯利亞筆記》),出獄後,發表了自傳味甚濃的小說《死屋手記》。個人認為,這是被嚴重忽略的Dostoyevsky作品。書中刻劃了各式各樣的監獄人物,描述了諸多獄中細節(譬如用牛腸偷運酒入監倉,再轉手賣給其他犯人賺錢),那種真實與血肉感,只有坐過牢的人才寫得出來。事實上,如果沒有被捕、被判死刑(又獲特赦)、被流放西伯利亞等「刺激」,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所關注的寫作題材肯定很不一樣,亦不可能寫出《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名著。

2.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亂世,自身經歷足夠他寫很多本書。但活在太平年代的作家,便要借助大量閱讀來「加添柴薪」了。很多作家因而都是勤勞的「閱讀者」,包括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是個嚴格遵守紀律的作家。他早睡早起,每天在固定時間寫作(通常是清晨),不會等靈感到才工作。村上特別強調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這種能力若能有效運用,某程度可彌補天份的不足或不均」。

對村上來說,靈感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奇東西。它只是專注創作時達至的自如狀態。而這自如狀態,需由大量生活和閱讀經驗支撐起。

換句話,寫作最需要的是積累。在《作為職業小說家》裡,村上形容自己的腦袋是一個擁有無數抽屜的巨型資料庫。他會將平日觀察和閱讀所得,在腦海裡分門別類收藏好,當寫作進入狀態時,一隻無形之手便會從適當的抽屜取出合用素材,寫進小說裡。

這種寫作方法,其實跟村上是「第六感型」作家互有關連。他曾經在訪問提到,寫作時他從不預先設定故事結構,譬如寫《1Q84》時,最先想到的只是「青豆」和「天吾」兩個名字。抽屜裡的大量片段,正好讓他的第六感有厚重的憑藉吧。

3.

寫作要積累。但要做到像村上春樹那樣,甫坐下即進入狀態,談何容易?所謂有才華的作家,是能夠從大量積累的data裡,輕易提煉出恰當素材與文字的人罷,但什麼狀態最有利於「提煉」,卻是各師各法。

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便絕不可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定時定候寫作,「靈感」一call即到。盧梭寫道:「當我拿著筆,對著書桌和紙張時,是從來寫不出什麼來的。我是在巨石和森林之間散步徘徊之時,或夜半無眠之際,在腦海寫下文章。」(《懺悔錄》)

盧梭喜歡在散步時獲取靈感。事實上,假使1755那年他沒有在聖日耳曼(St. Germain)森林散步一整個星期,或許便無法寫出那篇影響深遠的《論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他在《懺悔錄》回憶道:「我盡情在森林裡探尋,找到原始時代的面貌。藉著這些面貌,我大膽描繪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在森林裡,盧梭靈光閃動,構想出善良的原始人形象,駁斥之前霍布爾等哲學家對原始人的殘暴想像。

盧梭有關散步和寫作的看法,我甚有同感。散步時,有趣意念會源源不絕湧現。我總是在步行回家途中,或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之際,想通某篇文章應如何起筆,如何呈現。以科學的觀點看,移動中的風景、行進中的腳步,令大腦處於活躍狀態,自然勝過血液循環較慢的寫作姿勢罷。

或者,寫作的人都應像村上春樹般多多跑步,保持運動員般的體質,那麼當坐著寫作時,也可保持步行時的良好血液循環了。

2016年5月2日星期一

從容


Degas, Two Ballet Dancers,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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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市什麼享受都不缺,唯獨欠了從容。

人們對待時間的態度跟對待錢銀一樣:錙銖必較。「在最少時間內,完成最多的事」,是他們的生活座右銘。時間,被切成盡量細的方塊,於每一方塊塞進盡量多的項目:工作、會議、加班、進修、拍拖、興趣班、運動、飯局、打機、上網、看電影......人們絕少會在凌晨二時前上牀睡覺,因為這時代的共識是:要夠忙,才算「善用時間」,要夠「善用時間」,才算「不枉此生」!

這些時間的精打細算者,將人生視作一場雜耍:必須同時拋起和接住最多的杯盤碗碟,才算活得精彩。

然而當人們貪婪地將很多東西塞進schedule,以為這樣很充實時,卻往往適得其反。為了要在每個時間方塊消逝前完成所有項目,他們追追趕趕,裙拉褲甩,有時臉容扭曲得像被主人鞭打前行的推磨奴。他們心急浮躁、眉頭緊鎖,走路快如閃電、吃飯三扒兩撥。是的,最後他們的確趕及「做到」很多件事,卻沒有「做好」幾件事。為了量,犧牲了質。

不過更嚴重的後果是,一旦習慣了這種緊密和欠缺彈性的schedule,人們很快會忘記,他是可以按自己步伐去完成每件事的。他們本來柔軟的心,變得僵硬。他們丟失了從容。就像「邯鄲學步」故事的主角:特意去學他國的步行方法,最終忘記自己本來也懂得走路,且走得更符合本性。

要重新尋回從容不迫的感覺,最佳方法,莫如去一趟自助旅行。關掉手機,帶備糧水,就可出發。在山水風景或陌生城市的街道,隨興而行。關鍵是不要預先設定行程內容:「九時起牀,到火車站買票,坐548號班次,於第十個站下車;二時到某某古蹟一遊,四時到附近吃馳名甜品,六時去城市步行街購物」云云。行程表會阻礙你重新學習「步行」。這不是什麼急匆匆旅行團,你完全沒需要在某特定時間到達某特定地點,只要順著內心韻律,去決定何時起行、休息。起初幾天,你可能會陷入徹底的無助,在旅館大牀上睡至日上三竿,什麼也不想做,腦袋一片空白。但漸漸你便有點頭緒,開始建立起這趟旅程的韻律。你或想起有一位心儀作家的故居就在附近,於是帶著探險的心情動身尋找。你以舒適步調參觀完畢,發現一間雅致茶室就在鄰巷,於是你窩在茶室裡讀著剛買的作家自傳,一邊吃著豐富的下午茶…..讀完一個章節,瞥見外面是一片金色的晚霞,你知道是時候,帶著一肚子滿足起程回旅館去。

拋開一成不變的鐘錶時間,按著事情自身的規律前進,不焦躁也不懶散,就是從容。這才是真正的「善用時間」,因為你將每一件事都做圓滿了。讀一本書,你會細心咀嚼裡面的各種隱喻,並不急著看結局;學習武功,你會先打好基礎,才嘗試複雜的招式。當旁人笑你做事沒效率,你卻認為是種讚美。

當然,要向來依賴鐘錶時間的人去掉急功近利習慣,用心感受自身與事物的韻律,似乎是癡人說夢,但回想舊時農業社會,老百姓其實都懂得這樣做。他們雖然卑微,知識不多,卻懂得用眼睛、鼻子和皮膚,去感受氣候變化,察知自然界的韻律,所以曉得選擇適當的時候播種、插秧或收割,絕不死板跟從曆書。

《世說新語》裡有一個關於「從容」的故事:王子猷夜裡看到皎然月色,忽憶舊友戴安道,於是當即起程,乘一葉小舟沿河而行,於天亮到達戴的居所。然而當他來到了戴的家門,招呼還沒打,卻便轉身離開了。人問其故,王子猷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看來很任性,但其實他只是順著內心的韻律而行。既然認為無須見戴一面已把事情做圓滿,便頭也不回的離開。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韻律。有人每天要睡十小時才精神,有人六小時都嫌多。有人愛緩慢散步,有人愛高速飛馳。有人喜歡反覆琢磨,有人喜歡當機立斷。與其勉強將自己fit進時鐘的框條、在schedule格仔裡塞入數之不盡的項目,倒不如按照自身韻律過生活吧。一天若能做好一件事,不是比趕起五十件更稱心嗎?一件做好的事所散發的光芒,不是比五十件濫竽充數更耀眼嗎?

說起來,世上最懂得從容的,當是嬰孩。他們總是按身體發出的訊號行動:餓了吃,累了睡,完全無視什麼鐘數,什麼時間表。是的,在城市裡生活我們沒可能完全不看鐘,沒可能真的天天只做一件事(除非你有一位富爸爸),但當你被排得滿滿的schedule趕得喘不過氣時,且想像自己是嬰兒,喚回從容不迫的感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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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良辰


Van Gogh, Blossoming Almond Tree,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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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最詭異之處是:當你越意識到它,往往越無法親近或享受它。它就像個害羞的小孩,總是遠遠躲開人們熱情的關注。

嘗試走進電影院,便明白是怎麼回事。假若在放映的是一齣精彩萬分、毫無冷場的電影,你會全副心思都被故事吸引著,完全沒想過要看手表,直到片尾字幕出現,方驚覺九十分鐘已悄然過去。相反,假若那是一齣言之無物、內容空洞的爛片,便非常難熬了。你會頻頻看手表,不明白為何時間竟然過得這樣慢。你擔天望地、輾轉反側,直至大約一世紀後,才終於等到電影完場。

「電影院的時間」展示了一種奇怪的反比現象:當人們越注意看時間,便越可能得著一瓣枯燥乏味、焦急心煩、沒什麼看頭的時光。但當他們全情投入於眼前事物,渾忘時鐘在嗒嗒運轉時,卻反會意外獲得一瓣精緻燦爛、足堪保存的時光。這現象還可以在以下地方找到:濶太太shopping與high tea後無所事事,坐在客廳看著時鐘發呆;男孩尚有兩小時才能見到初戀情人,拿出手機不斷查看時間;期待到異國走一圈的旅人,因航機誤點,焦急地注視著離境大樓的飛機升降時刻表……他們並非因為注意看時間而無法全情投入,而是因為值得投入的事情沒有或尚未發生,才百無聊賴地注視起時間來。

可見要好好享受時間,要忘卻時間,首要是找到值得花時間去做的事情。

契克森米哈(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是位專門研究快樂的當代心理學家。他成長於二次大戰時代,當時很多人在戰爭裡失掉工作、家庭、安穩,無法振作起來,這令契克森米哈開始對「怎樣的人生才有價值」這個問題感到興趣。他發現很多藝術家會花一生時間進行創作,未必得到名利回報,卻仍自得其樂。於是他去訪問不同範疇的藝術家,了解到他們在創作時都有一共通點:處於一種全然不需花費神力的專注狀態(a state of effortless concentration),渾忘時間,渾忘自己,享受著創作力如泉水般自然自發湧現、極其暢快淋漓的時光。「音符從我的手自然傾瀉,我就像個驚喜的旁觀者。」一位作曲家說。「像打開了一道飄浮在天空的門,我沉醉其中。」一位詩人如此形容。契克森米哈將這失去時間感(timelessness)的美好狀態稱為「flow」。他認為,「flow」是人類獲取快樂的重要鑰匙。

契克森米哈所講的「flow」,跟中國人講的「忘我境界」非常相似。雖然前者要在專注於複雜技藝時才會出現(譬如藝術家、運動員、企業管理者便常感受到「flow」的狀態),但「忘我」卻簡單得多;一個人只需全情投入、心無旁騖地做自己喜歡的事──無論是讀一本小說、織一件毛衣、看一場球賽、寫一篇論文,甚至只是在公司埋頭苦幹完成一手構思的計劃書──時間便會被徹底遺忘。「忘我」的人,常常是在陽光明媚的時候開始活動,待一抬頭,已是夜幕低垂;但他一點不覺得自己在浪費光陰,還會心滿意足的帶著笑容入夢去。

世上所有人皆可享受「忘我」帶來的高質時光,只需擁有兩個條件:有想做的事,和專注完成它的能力。

可惜今天城市裡的人,腦袋越來越忙亂──他們不是沒有喜歡做的事,而是有太多喜歡做的事,專注不來。你我都有過的經驗:正專心工作之際,手機突然響起,心神頓時散渙,於是隨便看一會短訊,讀一點新聞,在網絡上到處蹓躂……非得花上大半個小時,才能再度進入工作狀態。手機,是這個時代敗壞高質時光的元兇,而我們毫無辦法。

古人愛說「良辰美景」,似乎有「美景」便必定有「良辰」;然而仔細想想,要擁有「良辰」,又豈止需要風與月?還必須有投入於風月的專注力罷。鳥兒啁啾,滿樹繁花,美不勝收,但假若你在看風景的同時又想玩手機遊戲、和愛人談情、瀏覽臉書動態、跟路邊的小狗玩耍…..如此多心,欠缺專注力, 這「美景」又怎會附送「良辰」呢?「美景」是外在的,「良辰」卻是心境。唯有學懂專注於一,你才有條件親近時間,渾忘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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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一個人

Vincent van Gogh, The Sower (after Millet), 1881
1.

一個人,常被歸類為負面悲情的形象。譬如在體面館子看見一個人獨自在吃飯,其他食客總會用異樣眼光盯著他/她看,彷彿自斟自吃是見不得光的羞事般。又譬如聽說某人是獨自居住,其朋友常會想像他/她是孤伶地過生活的,既沒有纒綿溫存的甜蜜時刻,還要獨力處理所有家中細務,連想找個傾訴快樂與哀愁的對象,也是不得要領的,委實寂寞之極。

然而這種對「一個人」的想像,未免片面。

將「一個人」與「寂寞」劃上等號,該是流行曲和愛情小說作的好事。「寂寞」兩字在流行文化的濫用下,可謂聲名狼藉,已被視為一種必須遠遠逃離的悲慘狀況。寂寞,就是失戀的心情,撫摸舊情人留下的毛衣,蕭瑟寒霧裡孤身走我路,俊美臉蛋上流下的兩行清淚......諸如此類,總之大概就是沒人可戀、沒人關愛的意思。潛移默化下,人們很自然地以為一個人是「寂寞」的主場。那裡只有苦澀,沒有欣喜。

這實在是對「一個人」和「寂寞」的極大誤解。

先說「寂寞」。寂寞並不只限於指涉愛情狀況,也可以是深具哲學意味的人生感觸。唐代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絕佳示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放眼滿目河山,忽感宇宙蒼茫、寂寞難耐。每讀此詩,我都像從極高遠處回看自己有如微塵的一點身影,隱沒在浩瀚宇宙之中,其寂兮寥兮,莫可名狀,難以言詮。

這一種寂寞,乃因人忽爾念及他終不過是一個人赤條條地來、一個人赤條條地走,而在他消失後,宇宙將依舊運轉,四季將繼續更迭。此中透露的是人終必和宇宙世界相忘的寂寞。

我喜歡稱呼這為深層次寂寞。雖然它也是在獨自一人時浮現,但它跟失戀時的自憐自傷、痛苦失落截然不同,它是對存在的洞明與頓悟。這種寂寞,能夠將人由當前紛擾的現實拉拔到廣濶無垠的時間軸,使人放下某些執念。當站得足夠高,便能看得化。

2.

還有一種寂寞,存在於人群裡。

在人群中,身邊卻盡是話不投機者、嘲弄你所珍視的價值者,那麼場所縱然熱鬧,笑話正是喧囂,內心卻會異常孤寂。

這是一種被摒絶於門外、不被理解的孤寂感。

這種寂寞,比流行曲所描述的要難排解得多,因為它關注的不是身體與身體的距離,而是心與心的距離。這種「寂寞」,最常徘徊於熱鬧的飲宴、唱K聚會、舊同學聚餐、農曆新年的拜訪活動、家庭成員的政見碰撞、年輕人與父母的對話,以至同床異夢的夫妻之間。這是在「空虛寂寞凍」和「念天地悠悠」之外的第三種寂寞,也是現代人最常感受到的寂寞。可見,一個人並非寂寞的主場。他人的存在有時反令人更寂寞。

事實上,一個人的時候,既可以是苦悶的,但也可以是酣暢舒坦的,全看當時人的心境。雖然獨自一人,但若心懷世界,或自得其樂,或相信遠方總有志同道合者時,其實隨時比身處人群更加志氣昂揚、舒心自在。

「一個人」常被等同為欠缺:欠交流對象,欠親密關係等等。但喜歡獨處的人通常不覺得一個人是欠缺,他視之為一種享受。思維和創意可無拘無束地飛翔,行動可徹底隨興之所至。正如林振強在流行曲《三人行》寫的那句歌詞:「漫長漫長路間,我伴我閒談;漫長漫長夜晚,從未覺是冷。」

3.

「一個人」所蘊含的豐富內涵,原不是很難理解的事,不過我卻足足用了1220個字才把事情說得清楚。我想這是因為,在中文語境裡,幾乎所有和一個人相關的字詞都是負面的:寂寞、孤單、孤獨、孤零零、孤苦伶仃......選擇好像很多,實則全都從負面角度理解「一個人」(唯一比較中性的詞只是「獨處」,但都不免沾染了點苦味)。

反觀英語,當要表達「一個人」的相關情狀時,你可選擇強調悲哀面向的loneliness,復可選擇較正面或中性的solitude。獨自一人而內心感到痛苦,是loneliness。獨自一人卻心境澄明,是solitude。

語境常反映一個民族的思維偏見(或所謂傳統)。古代中國,以氏族家庭和倫理關係為社會核心,所以一個落單的人,定必是苦的。古代歐洲,落單的人卻正好可和上帝對話,直面內心,獨處因而帶有正面價值。(或許基於此偏見,香港的體面餐廳至今不設單人位,但外國和日本卻有?)

想起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提過:「The lonely man finds himself surrounded by others with whom he cannot establish contact or to whose hostility he is exposed. The solitary man, on the contrary, is alone and therefore "can be together with himself." 」

孤單者,是處身人群卻不被理解。獨處者,是單獨一人卻怡然自得。所言甚是。

2016年3月24日星期四

臉孔


Modigliani, "Jeanne Hebuterne with Necklace"
在米蘭 . 昆德拉的小說《不朽》裡,女主角Agnes跟丈夫Paul說:「想像你活在一個沒有鏡子的世界。你從來沒見過自己的臉,但你相信它就是你『內在的自己』的反映。然後,在四十歲生日那天,有人送給你一面鏡子作禮物。你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容貌。可想而知會多驚訝!因為你看見的是一張陌生人的臉。」

打從孩提時代觀看鏡子中的自己時,我們已體會到臉孔跟那個『內在的自己』,落差可以有多大。心地善良者,有時反倒惡形惡相;剛毅堅執者,臉上卻不一定找到分明菱角。臉孔所呈現的氣質,和臉孔擁有者本身的性情,很多時互不相干。成長的其中一個艱難任務,就是學懂如何適應自己那張臉。

縱然知道自己的臉孔跟自己的內在氣質不掛勾,奇怪的是,我們絕大部分人並未減少對自己或他人臉孔的在意,反而經常僅憑別人的臉,便去想像其性情與為人。我稱之為「臉孔的偏見」。

往時,這種「臉孔的偏見」影響並不大,因為我們仍會不時提醒自己「人不可以貌相」;而且經過一段時間深入交往後,自會摸索出朋友的真實性情。隨著友誼深化,對方的臉,漸漸退隱、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總體印象。當初因臉孔而獲得的錯誤觀感,成了日後聊天時的笑談。

但現在「臉孔的偏見」卻日趨猖獗。與其勞神深入交往,很多人寧願依賴first impression來斷定初相識者的氣質性情──若然第一眼覺得對方面目可憎,便立時斷定對方性格可憎。他們已懶得深入探究這個人的外觀和內在是否吻合,索性直接了當,推斷這段友誼無發展的必要。

當然,他們不是不曉得好眉好貌可以生沙虱,三尖八角反或是老好人,但「臉孔的偏見」已強烈到難以抗拒的地步。因著這種偏見,多少或許肝膽相照的友誼被扼殺掉?又因著這種偏見,多少追慕「love at first sight」愛情的人,幾十年後才發現容貌並非白頭偕老的必要條件?

臉孔的偏見,展現了人類最膚淺可笑的思維謬誤:You are what you look like。我們像無知小孩般,相信糖紙越紛繽,糖果便一定越好吃。

今人對臉孔的執迷,令我想起英國廣播人兼哲學作家Bryan Magee與失明大學教授Martin Milligan合著的一本書信集《Sight Unseen》。兩人在書中討論失去視覺所引伸的哲學問題。Magee其中一個觀察是,開眼人通常認為看過一個人的臉,才算真正「認識」這個人,而與人初相識時,腦海裡常會將那人的特質黏附於其臉孔形像上。但失明人卻從來不會藉臉孔來「認識」一個人,他們對初相識者的理解,也與臉孔無關,而是對方言談、想法等的綜合。

想像在某個平行時空,人類全部沒有視覺感官,誰也看不見誰的臉孔。也許在如此時空裡,「臉孔的偏見」才能徹底消失?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

人生,是場修練


Vincent Van Gogh, "Wheatfield with Crows", 1890
1.
半年裡超過二十名學生輕生,政府的反應是:成立專責委員會、分析自殺成因、加強宣傳珍惜生命等等;社會的反應是:敦促媒體不要再大肆報道個別自殺事件,以免出現連鎖效應。

面對年輕人自殺,成年世界的回應總是充滿忌諱。譬如我們很少會坦誠的跟青年人說:「其實我們也年輕過,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我們也絕少主動跟年輕人認真討論:「生是否一定可戀?尋死是否一個選擇?」我們很害怕也不懂得該如何跟年輕學子談論死。我們尤其擔心,說得太多會令他們思想變得負面,產生難以逆料的後果.....大部分的成年人於是三緘其口,只抬出一堆堆諺語格言(螻蟻尚且偷生、留下比離開更難之類),和努力宣講正面積極訊息。但避而不談真是最好方法?

年輕人熱血衝動,卻非欠缺思考能力(情緒病患者另當別論)。總認為,真誠地和他們討論,說出我們也曾有過的思想掙扎,和掙扎之後得出的想法,應該比閃爍其詞、故作正面要好。

所以,且容許我負面一點,直接一點,談談對人生困境和自尋短見的看法。

2.
除非你是個絕頂好運的人,否則人生難免煩惱痛苦多。尤其今時今日的香港,激烈的考試競爭、節節上升的生活指數、專跟人民作對的當權者......全部都令人笑唔出。我不會安慰你說,人生一定會否極泰來,痛苦之後必可收獲甜美果實。就像托爾斯泰所講:「世上的幸福大抵只有一種,但不幸卻有千百種。」

但當你感到路很難走,想一了百了時,我提議你不妨想像人生是一場電腦遊戲。

當打機時遇到很難過的關,你會心煩氣悶,但絕少會自行拔掉插頭,讓這局game就此煙消雲散。無論打得幾差,半途放棄的念頭就是不會浮現。何解?我想是因為打機者都有一個宏大的vision。他們明瞭,每一局game其實都是一次「修練」。他們在乎的不是當刻的順逆,而是希望通過一局接一局的鍛鍊,累積更多經驗與實力,這樣最後才有打爆機的一天。

我不是打機迷,但我越來越相信,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修練」。

打機者不知何時有打爆機的一天,但他們總是全情投入,因為他們能感受到「修練」過程中的美好與充實。那種第二天總比第一天更有經驗和技巧、更明白自己優缺點、更擅於操控手制的感覺,很棒。

人生不也一樣?困境令人心煩,但當跨過一局又一局難關,驀然回首,會發現自己在各方面都成熟了,無論處理問題或安身立命的能力,都進步了。那種感覺,也很棒。就如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的名言:「to do the right thing to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extent,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motive, and in the right way」隨著歲月推移,達至游刃有餘的境界,是種美好。

當然,不同人對人生目標想法不一。有人恨發達,有人想改變社會,有人但願無風無浪,有人希望發揮所長。無人可保證你有達到目標的一天,so what?也無人可保證你有打爆機的一天呀,咁你仲打機?看通這一點,不死盯著目前一刻的痛苦,視人生為一場有延續性的「修練」,活著,其實好好玩。同意嗎?

2016年3月4日星期五

得意失意



Vincent Van Gogh, Noon: Rest from Work(After Millet), 1890
1.

人皆追求幸福。此六字,大概已道盡世上絕大部分人每日逼車逼船忙碌趕急或不辭勞苦捱更抵夜卻仍甘之如飴的原因。我們甘願為未來的幸福付出汗水或心力,因為「幸福地生活著」看來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人生終極追求,就如所有童話結局所寫的那樣。

追求幸福的意向人皆相同,但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卻千差萬別。有人認為覓得有所發揮的工作是幸福。有人視組織溫馨小家庭是幸福。事業、愛情、財富、相貌、享樂、刺激、健康、家庭、自由、浪蕩、名譽、權位......不同人有不同側重點,組成各式各樣的「幸福清單」。在自由至上的現代社會裡,施政者是不會干涉每個人如何詮釋「幸福」的,學校也不會教學生如何選擇;人們想把什麼名目放在清單上都可以,只要追求幸福時,他不損害到別人便可。

「幸福清單」看來五花八門,不過認真細察,會發現它們萬變不離宗:清單的項目,絕大多數是一些「有待的幸福」。

所謂「有待」,即依因待緣──要得到這些東西,必須有外在環境和天賦條件配合,否則多麼努力也是枉然。認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就是幸福?但若正好遇上金融風暴,那便可能陷入失業的艱苦困境。認為不斷創作即幸福?但若天生欠缺藝術天賦,那便可能浪擲半生也一無所成。社會經濟是蕭條或繁榮昌盛,個人資質是平庸或超凡,人生際遇是曲折或一帆風順......如此種種,皆不在人自身的控制之內。這正是有待的幸福最教人困惱之處。

當天時地利人和,幸福很快到手,人便志得意滿,笑逐顏開;一旦際遇不暢,幸福無望,人便傷心失意,垂頭喪氣。得或失意,皆繫於外。求而未必可得,這使現代人的情緒,恒常如過山車般起伏不定。然而,這樣的幸福,是否「真 . 幸福」?我們是否必須仰賴無法掌握或改變之物,來獲取幸福?我們是否無可避免,要隨機遇和環境飄盪,如大海裡的一葉孤舟?

2.

古之哲人,對「有待」之苦早有體會,且有精彩洞見。譬如莊子便主張「無待」勝「有待」。

莊子在《齊物論》裡,以「人籟、地籟、天籟」來解釋「無待」。故事開首,老師子綦形如枯木死灰地坐著,弟子向他請教是什麼回事。子綦答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語譯:我已進入出神的狀態,你懂得嗎?你有聽過人籟,但未必聽過地籟,即使聽過地籟,也未必聽過天籟!)

子綦所講的人籟,即人製造的聲音,如樂器聲,地籟,則是風吹動大地孔穴而生的聲音,如刮風時樹木的呼嘯聲。至於天籟又是什麼?子綦沒有直接回答,只反問道:「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據牟宗三的解說,莊子的意思是:各個孔竅因條件不同而發出不同聲音,但令它們發聲的又是誰呢?沒有風便沒有地籟,沒有樂器便沒有人籟,換言之,此兩籟皆是「有待」的,依因待緣而生。唯有天籟,並不依待於外物,它象徵著一種「無待」之境。

道家的天籟之說,不易理解,套用於幸福的追尋上,便較好懂。大部分人終其一生,皆處身人籟地籟之境,亟亟於追求依因待緣的「幸福」;只有少數人在歷經生命的高低起跌後,赫然覺醒,於是反求諸己,在自己可全盤控制的範圍內尋求無待的「幸福」,是為天籟之境。

3.

「無待的幸福」到底是什麼?說穿了,就是「修養」──無論際遇順逆,皆保平常心,得意不忘形,失意也不忘形。

得意時不露出一幅「得戚相」,這不太難做到,畢竟大家都怕鋒芒太露,但失意時不露出一幅「喪家犬相」,卻需有一定修為。中國文化學者南懷瑾對「喪家犬相」有過傳神的描述:「我們都常聽說『得意忘形』,但是據我個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還要再加一句『失意忘形』。有人本來蠻好的,當他發財、得意的時候,事情都處理得很得當,見人也彬彬有禮;但是一旦失意之後,就連人也不願見,一副討厭相,自卑感,種種煩惱都來了,人完全變了──『失意忘形』。」(《論語別裁》)逆境就像照妖鏡,將一個人對「幸福」的潛在想法原原本本映照出來。在逆境前變得頽廢、討厭、自卑的人,乃因內心深處確信失去世俗「幸福」的人生,已沒任何價值可言。

有一首年代久遠的流行曲提到過「失意不忘形」的生活態度:「得者莫喜,輪流轉,風光變;失者莫憂,仍能等那一天。」(《那一天》,主唱曾路得,填詞鄭國江)得意失意,皆無用太過上心或激動。但仔細想想,歌詞所認同的還是一種「有待」心態:希望終歸風水輪流,失意者得以翻身。這比較像賭徒的不服輸心態,而非像哲學家般,從根本上看透世俗「幸福」的依待性。老子告訴我們,人生的高低順逆,是正常不過的宇宙韻律,莊子提醒我們,有所依待必然喪失自主性,那麼當逆境來到面前時,且嘗試放開胸懷,「小休」片刻,靜待變化吧。

看透世情、豁達恬淡,是道家所推崇的「真. 幸福」。不過要真正做到道家式的「失意不忘形」,殊不容易。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化境」,通常要經歷過種種逆境困阻後才會參透。相比起來,儒家的「大無畏」進路,更易把握。

儒家對人世間最深刻的觀察是「義命分立」──做了好事,不一定有好報,因為這屬於「命」的範疇;但好事還是必須要做,因為這屬於「義」的範疇。「義」與「命」,沒有因果或從屬關係,是兩個毫不相干的範疇。(這跟基督教追求「德福一致」,認為人若做了好事死後必上天堂的想法,剛好相反。)儒者認為,既然「命」不由自己控制,那麼命運順逆,是一概不用理會的,重點是:按原則而行,做應做的事,全力以赴,鞠躬盡瘁。「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心,是儒者心目中的「真. 幸福」。

不過,對於積極進取的現今世代,無論是道家的豁達透徹,還是儒家的無愧於心,皆像外星語般陌生。他們從來只知追逐「有待的幸福」,未有聽聞過「幸福」可由自己主宰。為了得到欲求的「有待幸福」,為了盡早在「幸福清單」上劃個剔號,每個人都必須努力盤算和爭取,創造對自己最有利的環境,這才是現代人最流行的「幸福哲學」。修養,可以當飯吃嗎?可以當錢駛嗎?不可以的話,沒時間也沒興趣。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

欠缺

豐子愷〈人散後,一彎新月天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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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生起「欠缺」,「欠缺」導致「欲望」。

我們彷彿帶著兩副眼鏡生活:一副是放大鏡,專用來看別人所擁有的;一副是柔焦鏡,專用來淡化自身所擁有的。不平衡的觀察方式,使人對「欠缺」總是份外留神,對「擁有」卻麻木無感。

別人的幸福,看來光彩奪目;自家的幸福,不值一哂。兩副眼鏡,一加一減,扭曲影像;人卻茫然不覺,陷進無必要的失落。

仔細觀察,我們無限放大的「欠缺」,很多其實都是「偽欠缺」。你的衣櫥明明有好幾件保暖又好看的大衣,但當旁人都穿起新衣,你便覺得尚「欠」今季最流行的顏色與風格。你的手機明明去年才添置,但當人人都在述說最新型號的優點,你便覺得尚「欠」容量足放下千個應用程式的新機。在小公司裡工作明明給你極大滿足感和學習機會,但當朋友都進了國際機構,你便覺得尚「欠」一份更有身份地位的工作。然則,你需要每年換新大衣嗎?你需要那麼多應用程式嗎?你需要大樹好遮蔭嗎?

關於「偽欠缺」,當代哲學家Peter Singer舉過一個甚有「味道」的例子:想像某個時代某個地方,居住著一群人,他們對於人的汗味並不特別在意。某天,有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可克制汗腺分泌的藥物。因為素來對汗味不反感,人們最初對止汗藥並無興趣。不甘心的發明家於是想到一個辦法:以舖天蓋地的廣告宣傳,散播「汗臭令別人很困擾」訊息。宣傳推出後,止汗藥迅即由滯銷變成暢銷,發明家發了大財。

本來尋常不過、毫不惹起注目的汗味,當有心人刻意將之和市井、低俗掛勾,使「出汗」由「正常生理分泌」變成一種必須去除的缺憾時,「我想止汗」的「偽欲望」於焉誕生。

故事看來面善?皆因我們正活在「偽欠缺」年代,天天被類似的「偽欲望」洗腦,稍不留神便會照單全收。我不敢說止汗劑未成為流行商品前,人們對汗臭的想法是否真和Peter Singer說的一樣(毫不在意),可以肯定的是,今人視為indecent之物,很多都是媒體與廣告長年累月植進我們腦海的「偽欠缺」觀念。例子不勝枚舉:女子腋下與大腿出現體毛是indecent的(體毛只是長在皮膚上的毛,但激光脫毛店誓要你視露毛為「優雅」的欠缺)、情人節不向女伴送花送禮共晋浪漫晚餐是indecent(愛本來不可量化,但花店與餐廳誓要你視不慶祝情人節為「愛意」的欠缺)、身為中產卻沒車沒樓是indecent(中產應該是種心境和修為,但車行和地產商誓要你視沒車沒樓為「尊嚴」的欠缺)、老來退休但沒有幾百萬積蓄,更是indecent(人求的不過三餐一宿,但保險和基金公司誓要你視不買退休保險為「安享晚年」的欠缺)......

媒體和廣告是製造「偽欠缺」的大本營,每天激發各式「偽欲望」,不過還得有專家學者配合,才滴水不漏。經濟學家便經常聲稱,越多欲望得到滿足,代表越多交易成交了,而越多交易成交了,則是社會富裕、人們快樂的象徵──雖然他們從不關心那些被填滿的「欠缺」與「欲望」,到底是真是偽。

回想遠古時代,原始人要處理無盡困境:食不裹腹、受傷生病、雨雪酷暑、猛獸來襲......他們必須對「欠缺」特別敏感,才能存活下來。但我們卻是活在物質豐饒、資源過剩的廿一世紀。按道理,我們更應放大「擁有」,克制過度的消費和無止盡的野心。可惜,這時代從不提醒人擁有什麼美好。

馬克思的金石良言:社會的意識形態,由擁有生產工具與手段的階級所決定。商人和資本家,靜悄無聲地將「欠缺」塑造成首要關注,將「欲望的滿足」塑造成人生的至樂。如何抗衡?時刻認清「欠缺」本質,和經常調換兩副眼鏡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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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6日星期六

比較


喜多川歌麿,Arm-wrestling between two bea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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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常人的尋常生活,本來可以寧靜而不起波瀾。一份安穩工作、一個溫暖被窩、幾個親密朋友,縱然簡單卻也過得愜意舒爽。但假若在這寧靜和諧的狀況中,我們突然聽聞某舊同學當上了行政總裁,或某舊友晉身老闆行列,或某鄰居坐擁幾間房子收租……我們的比較心便會即時浮現,本來平靜的思緒被摧毀,覺得被比下去了,因而生起強烈的焦慮和挫敗感覺。眼前本來甚覺美滿的一切,忽然顯得寒愴可笑。

比較心,實在是極強大的暗黑力量,足以摧毀最滿足愉悅的心靈。

而且比較心的浮現,是完全不限年齡的。稚齡兒童看見父母寵愛弟妹多於自己,會來樂滋滋的他也會忽然大哭大鬧起來。這就跟成年人看見同事比自己更受老闆器重時會立感鬱結,是同樣的道理。只是成年人曉得隱藏,不像小孩般情感坦然外露、絕不虛飾,所以他們縱使已被鬱結煎熬得五內翻騰,仍然會在人前奮力堆起笑臉,顯得毫不在乎。

「比較心」到底是什麼回事?我們為何總是不由自主地,拿自己和其他人作比較?為何我們明知「各有前因莫羨人」的道理,但就是希望自己是比較優勝的那一個?

若從人類進化史的角度看,那些天生不喜歡比較的人,在遠古蠻荒時代的生存機率很低。他們性情隨和,不好勝,不爭先,終日懶洋洋的,因此無論追捕獵物或爭奪物資,總是慢人一步;當部族之間開戰,更可能會淪為俘虜......可以想像,在優勝劣敗的森林定律下,他們勢必會被天生熱衷比較和好勝心強的人種慢慢淘汰。換句話,我們這些現代人,極有可能全是「好勝者」後代,遺傳了「愛比較」的特質。

不過若從哲學角度看,人之所以愛好比較和喜歡贏過別人,也許只是源於一種極其原始的、對勝利所帶來的飄飄然興奮感的追求。縱然我們知道這感覺不過稍縱即逝,卻仍迷戀它帶來的存在實感,每當贏得一場實質的或自我想像的比賽,總會有「活著真不賴。」或「一切的艱苦都是值的!」的想法。以此角度看,「優勝於人」的快感簡直跟性愛帶來的快感有異曲同工之妙。

2
怎樣的社會結構最易挑起人們的比較心?十九世紀法國貴族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研究過這問題。

1831年,托克維爾乘船到美國,深入考察其社會及政經制度,寫成《民主在美國》一書。書裡其中一章名為「Why the Americans are often so restless in the midst of their prosperity?」。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人雖過著相對來說頗為豐足的生活,然而內心卻異常躁動不安;據他分析,原因在於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階級流動性極大的社會。

托克維爾指出,在階級牢固的中世紀歐洲,窮苦農民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從來不會拿自己跟貴族比較,也不會嫉妒他們,只安份守己地過窮苦日子。但美國卻是以能力論英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企業家、法官、科學家、總統等。「只要努力,我也可以爬上更高的社會階梯。」這是美國民眾的普遍信念。但正因為對階級流動性抱有無限憧憬,美國人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史無前例巨大的期望;一旦最後他們發現這個期望將會落空時,他們的焦慮自然亦會是史無前例地巨大的。當代英國才子作家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裡便曾經這樣總結托克維爾的觀察:「(十八世紀前的西方社會)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公平的,但它卻容許低下層擁有一種特別的『自由』──不需以社會其他階級人士的成就作為比較時的參照的『自由』。」

托克維爾對美國社會的分析,適用於所有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人人機會平等時,就等於人人也是我的潛在競爭者。民主自由社會裡的民眾,其實被捲進了歷史上最龐大的「比較場域」,因此亦被史上最龐大的焦慮感折騰著。

然而我們是否真的沒有選擇,只能服膺於這「愛比較」的時代風尚?

3
「有比較才有進步。」我們總是不假思索說出這句話,以指出「比較心」的必要。但這其中藏著一個陷阱:為何我們比的總是誰人最叻/最勁/最強,而不是誰人最善良/最關愛/最有恆心/最樂天等等?是什麼原因令我們認為,用作比較的「項目」,必須跟金錢、物質、職位、權勢、名氣掛鈎?是什麼原因令我們以為,一定要贏別人,而不可以贏自己? 「比較」本來不壞,但我們預設的「比較項」和「比較模式」,卻大大限制了想像空間。

那麼這種比較的預設又是從何而來?這當然跟社會大眾如何理解「優秀」有關;而這個時代的社會大眾所理解的「優秀」,則與「生活過得是否富裕」和「知名度」掛鈎。善良、關愛、恆心、樂天等等,並不能帶來金錢或名氣,自然不可能成為預設「比較項」。說到底,我們在「比較」的其實是誰的口袋裡有最多錢?誰受到最多數的人景仰和關注?

事實上,這還是一種惡性循環。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裡,那些天生積極進取的好勝者,總是較快取得世俗認可的成就──金錢與名氣,因而得到「勤力上進」之類的讚美語。相反,那些天生的安貧樂道者,無論什麼狀況也過得開開心心,對世俗成就興趣缺缺,人們因而經常嘲笑他們「不思進取」。此消彼長,這些「標籤」不知不覺間更強化了大眾對「好勝」的迷思。新一代若想做個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無視比較的人,必須有極大勇氣打破固有觀念才行。

當然,令人們對金錢和物質這兩「比較項」趨之若鶩的,還有無處不在的商品廣告。資本家都深明以下道理:當民眾越愛比較、越怕比不上別人時,商品經濟便會越興旺,他們便越賺錢。大小商家,因此最愛製造時尚潮流,而最怕遇上特立獨行者。商人落力的硬銷軟銷,催谷大眾的比較心,燃起各人的購物欲。在這個「催谷經濟」大過天的時代,個人的獨立意志又何足掛齒?

就像水裡的魚難以察覺水的存在,我們活在「好勝愛爭」的氛圍下,很難察覺它的存在。必須歷經一番自省與努力,才能跳出無處不在的「水」,看穿所處時代的意識型態。

4
適量比較心,固然可激發動力,但比較心太強卻非好事,因為當心情總建築在別人的狀況之上──旁人賺錢比我多、住所比我大、旅行比我豪,都會難過一番──人便不再是自己的主宰。

如何在比較心熾烈時,仍能保持平和心境?那得向古人借鑑。

老子《道德經》說得好:「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所有的比較,皆依「相對性」顯現。相比起蜉蝣只有一天壽命,人很長命,相比起千年古木,人不過一瞬。明乎此,便知道任何「比較」都是虛的:一個人就算賺得一百億,也總有人賺一百零一億,一切皆視乎你取什麼作「比較」對象而已。有人會阿Q地專挑弱勢者比較,令自己永遠處上風,永遠感覺良好,但更佳的方法,就是看透比較的無自性,灑脫放下執念。

當我們看見小孩在比併誰擁有更多玩具後一副沾沾自喜或若有所失的臉容時,我們總會暗笑小孩的目光短淺和執著於物,但成年人的比併,又何嘗不是目光短淺和執著於物?

其實在物質富裕的社會,一個人有多快樂,通常跟他擁有多少無關,反跟他有多執著於「比較」有關。明此道理,自可將過量的比較心化於無形,立足於自身,不再用他者的眼光來評價自己。當一個人擁有清晰的人生追求,他根本不需要借助「比較」來獲取良好的自我感覺。他的存在實感來自對自身信念和價值的堅持。

看清比較遊戲的瑣碎,自可遠離焦慮的煎熬。如老子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指寡欲,當然也包括比較之欲。「儉」令人聯想到「慳儉」或「事事計較」,但老子卻認為「儉,故能廣」。我想是因為,當人除去了比較之欲後,眼界和心胸自會開闊起來。他不會只看見自己所缺少的,同時也看見自己所擁有的。視野從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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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是非


喜多川歌麿,Oshichi the greengrocer's daughter, Kichisaburô the boy-servant and Dozaemon Denkichi
1
曾幾何時,生物學家認為人類和動物的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使用工具,而動物不懂。但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動物學家Jane Goodall發現黑猩猩懂得以樹枝「釣」蟻穴裡的白蟻後,「動物亦懂得製作和使用工具」已是常識,這種「工具說」便再無法成立了。人類和動物的分別,或許還是哲學家看得透:世上所有生物,唯獨人類會作出是非對錯的判斷。

動物世界從來沒有「對與錯」、「應與不應」這回事。狼餓了便抓羊吃,羊見到狼便拔足狂奔,羊是不會指責「狼吃羊」這個行為是「錯誤」或「卑下」的,因為在大自然的食物鏈裡,狼吃羊是天經地義的,狼與羊,只是各各按著自然委派的角色行動而已。

動物就是這樣「如實」接受周遭一切,從不會有「實然/應然」(is/ought)的判別。唯有人類,不會輕易接受「實然」狀況,鍾愛作出「應然」的判語。說不清是天性如此還是社教化的結果,總之人的腦袋是永不停歇地進行「是非判斷」,會以他的一套價值標準去衡量周遭世界,會指出現在這樣「不好」,「應該」怎樣才算「好」。

但「是非判斷」既可以涉及社會公義、大是大非,也可以是瑣碎無謂、無關宏旨的;所以我們的社會既有道德與法律,也充斥著蜚短流長。事實上,日常生活裡我們接觸得最多的,通常是後者。

三兩朋友聚首,或一群同事在茶水間碰面,少不了熱衷地評價他人的言行舉止,如判官般落下一個又一個judgment:「聽說市場部的A先生晚晚健身,真難為他呀,身形還是如此不行!」「新來的B先生說話時總舉起蘭花手,我肯定他是女人型。」「昨晚有無看電視?那剛離婚的過氣闊太C穿著性感短裙跳辣身舞,真係犯賤。」

香港人通常稱呼此種人類特有活動為「講是非」,白話文稱為「道人是非」,皆甚貼切;皆因每一個尖酸刻薄的評語背後,必定包含一value judgment,一是非對錯的標準。

2
哲學家經常談宏大的是非判斷,卻甚少討論瑣碎的的是非判斷,有份創立新亞書院的唐君毅是少數例外。他在《人生之體驗續編》對「講是非」有相當精闢見解:「人有是非判斷,則不能對人無毀譽。」的確,人有「實然/應然」的覺悟,所以能成就高尚的情操,懷抱改變世界的胸襟,卻也因為有此覺悟,而免不了用自己一套「應然」標準去批評別人,去講是非。

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假若披上一件隱身衣,遊走於親朋戚友圈,你會發現他們不時在議論和批評你;而反觀自身,你每天所說的話,亦同樣夾雜大量評價別人的內容。是非毀譽,充斥人間,就如唐君毅所講:「人通常是依他自己的是非標準,而撒下他的毀譽之網,去囊括他人;而每一個人,又為無數他人之毀譽之網所囊括。」你說人,人說你,每個人都在吐出「是非蜘蛛絲」,每個人都無可避免活在一張超級巨大且無處不在的毀譽之網中。

活在群體裡,免不了會是非沾身,但為何有些人就是特別鍾愛搬弄是非、製造毀譽?請仔細觀察你身邊的是非精。你會發現,他們通常是生命無所憑藉的人。他們的日子過得枯燥乏味,除了上班、食飯、瞓覺之外,再沒其他掛搭與關懷,是非八卦,便猶如他們的糖鹽醬醋,為其生活調味。當日子久了,是非八卦便成了他們的生活寄托,每天都要仰賴它排遣時光,才覺圓滿。

每個人的社交圈裡,總有兩三個這類是非精。他們對別人的事如數家珍,除了愛評說親友同事的長短,亦好點評明星名人的最新動向:明星P拍裸照、名人Q破產、富商R有不倫戀情、濶太S做了拉面皮手術等等,通通逃不過他們的一張嘴。平日在辦公室裡,他們是勤勞和唯唯諾諾的小人物,不過一旦聊起別人是非時卻像變了另一個人,眉飛色舞、容光煥發,其樂無窮、欲罷不能……是非八卦為他們帶來的生趣,可見一斑。

其實明星的戀情、豪門的恩怨,以至同事朋友的衣著身型,不過是風乍起吹縐的一池春水,既不影響社會大局,也與其他人不相干,但偏偏世上有太多無所掛搭的人,非得靠這些八卦來滋養其生命。這也解釋了為何八卦雜誌總不愁銷路,而大肆報道的永遠是負面新聞。

因生活無所憑藉而「講是非」,最為常見,不過尚有另一種人,卻是因嫉妒而「講是非」。

他們通常事業有成,被別人的讚美簇擁著,將優越感視作理所當然的生命情調。平日,他們甚少表達個人好惡,顯得樂樂大方、謙恭有禮。然而一旦發現公司的假想敵竟比自己更得老闆歡心,或得到更多同事讚美與愛戴時,他們會突然變成最惡毒的是非搬弄者:刻意向所有人提到對方的缺點、在會議裡品評他某次不得體的發言、在茶水間散播他曾犯過的雞毛蒜皮錯誤……因為無法接受自己變成次等角色,不再是大眾焦點,所以他們不由自主地摧毀對方「光環」,冀望奪回優秀者的頭銜。

最容易因嫉妒而道人長短的,常常是那些最重視社會榮耀的人,如藝術家、政客、知識分子。在藝術、政治或學術圈子裡,某人若突然取得重大獎項或職位,緊隨而至的通常就是其他同行充滿酸葡萄的批評、質疑或嘲諷。「以他的文學修養,也配得這獎項?」「他只是善於巴結逢迎,才獲得破格提拔罷。」「他不過是在風起雲湧之際擺出大義凜然姿態,取媚公眾,實情毫無才幹可言。」

藉著貶損別人,來安撫自己受損的優越感,正是第二種人「講是非」的原因。有時他們甚至沒意識到自己正在這樣做──他們只是不自覺地啟動了自尊心的「自我保護」機制而已。

由此可知,特別愛好搬弄是非的人,常常來自社會光譜的兩個極端:一端是無知無聊的村夫村婦,另一端是社會賢達或大學問家。兩種「講是非」者的目的雖然極不相同,卻同樣因為「講是非」這行為而安頓了自身的存在。

3
說別人是非,毫無負擔,但若反過來成為別人說是非的對象,卻會異常難受。而觀察一個人如何面對毁譽,則可窺見他內心的實況。

有些人對毀譽極度在乎。他們時時刻刻都著意迎合別人的價值標準,假使得不到所有人的正評,便會惴惴不安。他們經常疑心旁人在議論他們,神經兮兮的,猶如被他人眼光的「枷鎖」禁錮。別人的一個眼神、一個尾音,他們也會作出過度詮釋;自己的一言一行,總是首先考慮別人看法。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自己」,不過是長年在「飾演」別人所認可的「自己」而已。如此人生,就如風中柳、牆上草,不由自主,甚哀甚苦。

其實世上有一萬個人,便有一萬種意見,一個人若想取悅全世界,上下左右逢源,又怎麼有可能?最後,他只會落得失卻自己本來的立場。就像那古老的伊索寓言:一對父子帶著一隻驢入城,起初,父親騎驢,兒子步行,路人甲看見說:「父親太不愛錫兒子了。」父親於是讓兒子騎驢,自己步行,路人乙卻說:「兒子真不孝。」父親只好和兒子一同騎驢,路人丙見到大感不滿:「這驢子真受罪!」……因為太過著重別人的看法,於是不斷隨旁人意見作出改變,最後吃苦的便是自己。

對毀譽非常在乎,以至失去主見,固然非常可憐,但另一極端也不見得好:對別人的毀譽極之不屑,認為它們全屬愚笨之見,唯有自己的看法才最高明。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是此極端的代表人物。他曾這樣講過:「當我們知悉凡人的思想是多麼膚淺和無謂、看法是多麼狹隘、情感是多麼無足輕重、意見是多麼執拗時......我們便明白,賦予他人的意見太高價值的話,是過份褒獎他們了。」但如此自大狂妄地對待他人毀譽,難免得到跟叔本華一樣的下場:幾乎無朋友。

是非毀譽,容易令人失去主見,人云亦云;然而旁觀者清,他人的看法,也偶爾有洞明處,不宜一概否定。應如何不被毀譽之網干擾,以至迷失自我,同時又有足夠智慧,從世人無數毀譽中撿拾擲地之見?這無疑是碌碌於人間世的我們,所必須學懂的生活藝術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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