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8日星期一

他們在書寫音樂


因為經常採訪古典音樂家,我不時會思索一個問題:如何用文字描畫音樂令人感動的地方?那些教我思緒洶湧、心頭一澟的旋律與節奏,一旦化成文字,能否令讀者感受相若的熱度?書寫音樂,以無聲狀有聲,絕對高難度。不過愛樂者通常也是偏執狂,所以總有人不懼艱難,以樂入文。

論寫作野心,邵頌雄的《樂樂之樂:巴赫《郭德堡變奏曲》的藝術》肯定是近年最強,只有台灣樂評人焦元溥的《聽見蕭邦》可堪匹敵。這本四百多頁的巨冊,以「百科全書」方式談論一首樂曲:Bach的《Goldberg Variations》。無論歷史、樂譜分析、錄音版本都一網打盡,堪稱華文出版界奇葩。對癡迷巴赫和Glenn Gould(彈《Goldberg Variations》最有味道者)的樂迷如我,這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但一般讀者或會嫌它枯燥冗長和涉及太多音樂術語。論閱讀趣味,此書不及作者舊作《黑白溢彩》般令人手不釋卷。

不過《樂樂之樂》還是值得讚賞,因它打開了本地音樂書寫的新天(邵雖居於多倫多,但書由香港牛津出版):不再是泛泛而談的入門書,而是專論一曲,分析三十段變奏結構,評述三十多個錄音版本。由「聽音樂」到「聽版本」到「研讀樂譜」,是聆聽古典的三個層次,但後者必須有人指點。以往中文出版界從沒如此深入的音樂書寫,此書填補了本地古典迷的知性需要。

不過一如其他非文學出身的作者,邵頌雄寫音樂稍欠文采,側重資料,少談感受。他寫道:「對唱片的好壞評價,因素很多,當中包括個人品味、先入為主等主觀條件」,因此他不欲「以自己的愛惡加之於讀者」。出發點雖好,但在資訊爆炸年代,對音樂的獨到看法才最難能可貴吧?在這方面,便要靠擁有人文背景的寫作人,以文字編織音樂感悟。

小說家中,數米蘭昆德拉和村上春樹最迷古典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文學crossover古典樂的經典:不僅以貝多芬最後一首弦樂四重奏的「非如此不可」motif扣連小說中關於生命輕與重的討論,連故事結構也仿如一場四重奏。相比起來,村上春樹較傾向借用音樂來呈現感覺。《1Q84》裡Janáček的《Sinfonietta》伴隨女主角青豆出場;《挪威的森林》裡直子、渡邊和玲子姊在大草原收聽Brahms《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發條鳥年代記》主角一邊聽《鵲賊》序曲一邊煮意粉......古典音樂成了營造其小說氣氛的重要元素。

村上寫過不少談爵士樂的散文,我總好奇他會怎樣言說古典樂?近讀他與指揮大師小澤征爾的對談錄《與小澤征爾共渡的午後音樂時光》(台灣和大陸皆有中譯本),迷團得到解答。

村上妻子是小澤女兒摰友,兩人因此結緣。小澤征爾歷任多倫多交響樂團、三藩市交響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和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對談內容包括小澤的音樂歷程、師從卡拉揚和伯恩斯坦的軼事等,也有兩人對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馬勒音樂等看法。不過小澤性格內斂,說話一板一眼,又在養病中,反不及村上侃侃而談來得趣味盎然。印象最深,是他談及小澤征爾的指揮風格。村上形容小澤早期是「在攤開的手掌中無憂無慮地漫舞」,到七十年代的波士頓時期「則像手掌收起,將音樂牢牢攏在掌中......細節處理得面面俱到,仿佛將螺絲一個個擰緊」。村上小說迷固然會被這種「村上式」遣字用詞逗樂,不太習慣言說音樂的小澤征爾,相信也會反覆揣摩這意象分明的比喻?

村上擁有大量古典黑膠,能講出不同錄音版本的分別,連小澤也驚嘆是「不一樣的發燒友」。但令人意外的是,村上原來不讀譜。他不曉得馬勒作曲時會在樂譜標出極細微指示,與小澤對話時還問了不少這方面問題。可以說,村上對音樂的理解,是通過反覆聆聽唱片形成,頗有「野狐禪」況味,但因而卻富獨到之見。譬如他如此評價一些著名馬勒錄音:最早期灌錄馬勒音樂的Bruno Walter是意圖「將馬勒的交響曲粗略地嵌入牢固框架......更接近貝多芬結構」、六十年代的Rafael Kubelik「仍一腳踩在浪漫派土壞裡」、Berstein則「將自我投射在馬勒身上 ......對猶太人身份有強烈意識」。各版本都滾瓜爛熟,可見村上對音樂的敏銳直覺和深厚知識根底。

村上對音樂的喜愛,令他無意間成了古典推廣大使,《沒有色彩的多崎作的巡禮之年》提到的Lazar Berman李斯特錄音,最近便在日本大賣。對談錄提到多張小澤指揮的唱片,不知會否也暢銷起來?回看香港,最有能力「促銷」唱片的,非人文學者李歐梵莫屬。最近天窗為他推出《音樂六講》(簡體字版),收錄曾在香港媒體發表的音樂文章。

李和邵,可謂兩個極端。李是「主觀印象派」,愛談個人觀感,並強調自己只是一介「樂迷」,並非專業樂評人。他喜歡重提三十年前在美國讀書時聽音樂會的往事(Solti指揮的芝加哥交響樂團永遠是最好的!),有點長氣,但我還是很愛讀他的樂評。原因可能是他的人文修養和學養,令他有能力將古典樂放在整個西方文化框架裡品評,氣度恢宏,加上優美的文字和personal touch,令評論滿有熱情和意象,充滿「人味」。中文出版界裡,只有他和楊照有此cross-boundary觀照。

香港號稱亞洲國際城市,滿街都是學樂器的孩子,然而我們對西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很薄弱,聽古典的風氣亦遠不如日本或台灣。期望未來更多愛樂人加入書寫音樂行列,令香港人邁向更高聆樂層次。

原文刊於2015年6月2日《香港經濟日報》,此為略長版。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留白


Joan Miró,The nightingale song at midnight and the morning rain, 1940
上一篇:〈從容

「從容」難,「無所事事地放空」更難。

當身邊所有人都像發條般不停地運轉,而獨獨你想在某些時刻卸下發條,毫無目的地,坐在海灘看浪濤或躺在草地曬太陽的話,你通常會被視為異類。「乜咁多時間嚟嘥?」他們會問。

假如日子是一本填色冊,現代人認為將每個空格填上死實實的顏色,才算值回票價。每一個行為都要有明確目的,才算合乎經濟效益。而你竟然想將空格「留白」?簡直是邪惡的舉動,毫無意義的浪費。但這種對「浪費」的理解太偏狹了。

在滿滿的顏色中留空一小片白,那片白其實會特別好看。在忙碌的日常生活裡,灑進一小撮無聊,伴以幾片無所事事,讓腦袋從紛擾世界退下,胡思亂想一番,或凝神注視大自然的光影變化,其酣暢的滋味,就像睡了一場飽足的覺般美好。無聊能帶來精神的淨化,這難道不算是圓滿地使用了時間嗎?何「浪費」之有?

仔細想想,「浪費」與「充實」這一對詞,並不如字典所定義的那麼單純;它們反映了某個時代某個國家的意識型態。一個只有書蟲家的世界,「閱讀‵」就是最「充實」的事。一個只有宗教狂熱份子的世界,「敬拜神、讚美神」就是最「充實」的事。在我們這個以GDP作為幸福指數的世界,「達至GDP遞增」就最「充實」,任何對GDP沒貢獻的事情──包括精神滿足──毫無懸念會被歸類為「浪費」。

換句話,我們只是湊巧生在高度商業掛帥的資本主義時代,才理所當然地認為外在的、物質的、金錢的增長,是判斷有沒有「浪費時間」的標準。明白這個道理,以後再聽到有人說「無所事事很浪費時間」,你便明白它的真正意思:「這種沒能令我收入多些/享受好些/職位高些的事情,很浪費時間」。假若你不贊同這種對「浪費」的理解,「無聊」於你便可能有另一番旨趣。

美國散文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曾如此描述他在華爾登湖畔獨居時的「無聊」時光,饒富詩意:
「我不忍把當前寶貴的時間犧牲在任何工作上。我喜歡為生活留下寬濶的餘地。有時在夏日早晨,我會按照習慣在沐浴後坐在陽光普照的門口,從日出坐到中午,沉浸在幻想之中。四周是松樹、核桃樹和漆樹......我在這樣的時光中成長,正如玉米在夜間成長一樣。」(《湖濱散記 . 聲音》)
我彷彿能聽到正在小屋門口發呆的梭羅,發出「卜卜」的長大聲音。梭羅是十九世紀的作家,他生活在一個對無聊仍算友善的時代。但今天再讀這段文字,實在覺得魔幻:現在誰若如此過日子,準會被視作有問題的瘋子。

回想舊時世界,交通與資訊傳遞遠不如現在便利,人們每天都面對很多無法不無所事事的時刻,所以他們很懂得怎樣跟無聊相處。譬如坐巴士去遠地,一來一回常要耗三、四小時。人們在車裡無所事事時,便沿路看窗外風景,隨興感念風物變化、四季推移,有時會憶起某位故人、某段舊事,有時更可能靈感驟至,得小詩一首,在腦裡反覆吟誦,甚為得意。於無聊中,他們已不自覺地得到沉澱的機會,下車時總是神清氣朗。

試問九百幾年前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若不是被貶而無聊頂透,到承天寺尋張懷民談天,今天我們又怎有機會唸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的佳章?無聊,可謂孕育創意的溫牀。

但今天人們卻失去了和無聊打交道的能力。地鐵裡、餐桌上、聚會中、診所裡,滿是手機低頭族。所有無聊等候的時刻,都被手機活動填滿了。人們害怕無聊,不斷逃避無聊,所以從來沒有機會練習直面無聊;正因為沒有機會練習直面無聊,所以便更加害怕無聊、逃避無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逃避無聊者,如長期含著奶咀的嬰兒,已習慣嘴裡咬著點什麼才安心,他們並不知道嘴巴不咬什麼,也是可以怡然自得的。他們總是長期攜帶著可供掛搭心神之物,無聊一出現便將它消滅於萌芽狀態。一旦手機沒電,腦袋懸空,他們會陷進極度的焦慮之中,雙手不知放在何處,雙眼不知望向何方,赫然失去了生活焦點。

逃避無聊者必須讓「腦袋在忙著點什麼」,因為這樣心裡才踏實,因為時代教導他們「忙碌就是充實」。他們其實都是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囫圇吞棗者,將時代所宣揚的「浪費」與「充實」意義照單全收,沒有看清「無聊」的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