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犬儒者的反思錄──讀許知遠《抗爭者》


中國作家許知遠寫的《抗爭者》很值得一讀。並非因為作者將中港台三地異議者、抗爭者的故事寫得很精彩,而是因為,讀這書,可以讓你了解這位當代中國精英分子,是如何理解「抗爭」的意義。這書是一個七十後中國精英的反思錄。

許知遠在國內名氣很響,但在香港,認識他的人或許不多。他是典型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出生於1976年,是政治運動的尾聲,讓他得以安穩地在走向富強的時代中成長。1999年,他北大計算機系未畢業,已被招攬加入dot.com大潮;翌年,他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爆破,其後專注寫作,很短時間已成為國內著名公共知識分子。他創立了時尚人文書店「單向街」,又曾到英國劍橋擔任訪問學者。現時,他是《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的主編,同時又為大陸《金融時報》(FT)中文網、香港的《亞洲週刊》等寫專欄。

許的寫作風格並非人人受落。他的評論文章,經常生吞活剝大量西方政治學、社會學以至文化研究的學術用語,又喜模仿外國報刊評論的遣字造句,我總覺得有點「作狀」,難以入目。不過也有人視此為特色,認為是「用不一樣的方式,來發現新一代的世界」(邱立本語)。幾年前許知遠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韓寒熱潮:「(韓寒)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識」、「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庸眾的勝利〉)。在網上讀到此文章時我不禁失笑:因為若將以上形容倒轉的話,不正是許知遠自己的風格嗎?──不避高深,愛炫耀學問,令讀者充滿「閱讀障礙」,同時不忘呈現內心巨大的焦灼與困惑,「解構」自己和外在世界。

許的「解構癮」,在書中〈民主的功夫茶〉一文展示得最清楚。譬如他寫去烏坎村採訪,跟薛錦波長女健婉的首次見面:「我不知如何開口?該問她聽到父親死訊時的感受嗎?去問她這些日子的內心掙扎?......所有問題都顯得過份侵略性......父親的死突然把女兒推向媒體的中心。她是一個勉強的『明星』,被不斷地消費」。然後,他又反思眾多湧入烏坎的媒體人的意圖:「我們是真的關心他們的命運?還是只不過想依自己的意願塑造這個故事?」當這文章和云云其他有關烏坎的報道放在一起時,它無疑有醒腦作用,但當單獨閱讀時,被訪者卻欠缺了質感,顯得空洞。他寫自己,多於寫被訪者。

因此我選擇去讀《抗爭者》的「寫者」而非「被寫者」。跟我們讀慣的港式人物專訪很不同,許知遠很少引用被訪者的direct quote。他很少讓被寫者speak for themselves,而是喜歡長篇累贅地分析抗爭者與他所處時代的關係,再加一些他對被寫者的個人觀感。事實上,他和部分抗爭者是朋友(如台灣的羅文嘉、馬永成,及流亡台灣的王丹),所以會自覺地以「作家」而非「記者」身份落筆。

最初我對這種寫法頗反感(總在心裡問:「喂,幾時到被訪者講嘢呀?」),但讀畢全書後,覺得作者的目的可能並非純為抗爭者作紀錄,而是想借寫作這一系列文章的機會,反思他自己的想法和社會定位。《抗爭者》並非一般意義的訪問集。它是許知遠的monologue。這個monologue有兩個面向:一方面,他嘗試建構一個大中華抗爭史,找出三地抗爭史的連繫;另一方面,他被抗爭者的犠牲精神和對民主自由的重大信念衝擊著,無法不反思自己一貫以來的温和立場。就如他在序中所言:「(在 與這些人交往的)過程中,我感到溫暖、驚訝、共鳴,也有一種巨大的愧疚,我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逃避的道德責任,忘記了倘若缺乏信念與勇氣,思想與文字必然缺乏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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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自稱是溫和派知識分子。溫和,意思是他們一方面勇於針砭國情,但卻絕少採取實質挑戰權威的行動(譬如聯署、遊行),因此他們能見容於共產黨,不至被拘捕、入獄。在〈我們這一代〉,他便如此自嘲:「他們(指許志永、余杰等異見者)是行動者,而且做出個人巨大的犠牲;我是個旁觀者與描述者,盡可能逃離不必要的麻煩,更別說迫害了」。

温和就是,在安全的範圍裡作抗爭。但持這種定位的人,必然會面對兩個難題:一,安全範圍,會否越收越窄而不自知,最後連自己也被劃入異見者陣營?二,溫和的抗爭者在應該出聲的時候,卻沒有出聲,但噤聲得越多,會否令當權者氣焰更高張、安全範圍收窄得更快?就如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反納粹詩作:「當他們衝著我來,此時已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許知遠自覺這兩個難題,但他似乎未能有完滿的解答。

這幾年來,許知遠不時會提到他的「覺醒」過程,在書的第三部分(寫中國抗爭者的部分)也有類似自省:

「(1999年)我先是在網絡公司工作,而後進入一家新興的報紙......報道的是中國融入全球的進程......去他媽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道德立場問題,這些東西陳腐不堪了。我們有了蘋果電腦和Google、出國旅行、充沛的工作機會與性愛......告別革命吧,中國需要的是漸進;放棄批評吧,我們要的是建設,強調道德是愚蠢的......我們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代。
然而六年後,我的看法變了。我曾以為我們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所帶來的自由和力量,將中國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猶在,那種淺薄的樂觀卻迅速地消退。」(〈我們這一代〉)

他回憶起,2009年到英國遊學時,開始讀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作品。這讓他真切地意識到一個温和派要面對的倫理問題:「(流亡者)誠實說出了中國的現狀......這現狀仍是個不折不扣的極權體制,蔑視所有人的尊嚴。我們不僅要用成功與否來理解這個政權,還需要道德上的判斷,而在道德判斷之後,則是相應的承擔。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逃避些什麼。我能夠一直逃避下去嗎?」(〈受困的黑馬〉)當他的朋友許志永律師被捕時,他良心的騷動最烈,「捫心自問,或許要等到一群像我這樣自認溫和的批評者與旁觀者都站出來......主動接受得付出的個人代價時,中國社會才可能真正從巨大的道德沉睡中驚醒。」(〈我們這一代〉)

極權體制是不道德的,但一旦承認這點,就代表不能逃避,要敢於講真話,講出其不道德的地方,以至於挑戰到其容忍底線;但許知遠同時又坦承,他是膽怯的,很怕麻煩,寧願躲開人群與衝突,總之,他不想當聖人。就像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借男主角湯馬士講的一番話:「是高聲呼喊,但加速自己的滅亡好?還是保持靜默,卻得以賴活好?」兩個互相矛盾的行動模式,該如何選擇?

敢於坦露自己焦慮的許知遠,知道自己來到分岔口。而寫這一系列抗爭者文章,或許就是想去面對/處理這個兩難。他想知道,這些抗爭的先行者,是怎樣獲得那麼巨大的道德力量,以卵擊石地面對高牆?(雖然他其後發現,不少抗爭者都是自大狂或自戀狂)他自己是否也可獲得這種道德力量?

其實在中國書寫抗爭者,本身就是「踩界」的行為。許知遠應是首位訪問李柱銘、王丹這類不容於大陸的抗爭者/異議者的(非流亡)中國作家。《抗爭者》由台灣出版,但這些文章大都曾在國內他的網上專欄刊登過。那麼書寫這個題材,是否表示他已準備好改變溫和立場,步余杰等人的後塵?似乎又不盡然。我想是因為,許知遠有種犬儒特質,這種特質令他難以找到堅實的理由去追隨某種信念,甚至為信念犠牲。

譬如,書中不時有這樣的confession:「坦白說,烏坎的故事始終沒有真正激起我的興奮」、「聽到許永志又被拘押的消息,我竟沒有半點驚訝」、「香港人對於劉霞的遭遇與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憤慨不已......『不是一直如此嗎?』我想嘲笑他們對這個政權的無知,卻隨即發現我自身的麻木。對於這不公不義習以為常,連批評都是習慣性、犬儒式的」。既不懂得「憤慨」,又豈會反抗什麼、爭取什麼?

應該如何理解這種麻木?是政權長期的propaganda造成?抑或是其他原因?

許知遠寫七十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已流露著淡淡的犬儒、麻木口氣。我們一般會認為台灣黨外運動是當地民眾強烈追求自由的體現,但許卻寫道:「反對者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而寫梁國雄時,他如此「想像」長毛參加1971年保釣遊行的心情:「第一次感受到群眾的魅力,這真是興奮的經歷,令人忘記自身的孤立。......這種公然走上街頭、吸引他人目光的行為,充滿了半驕傲、半炫耀式的快感。」

或許參加群眾運動真的會令人興奮驕傲,但許的描述令我很不自在。有意無意間,他似乎在矮化某些情操。他以抗爭者為寫作對象,但大部分時間沒有代入他們、了解他們,他冷眼旁觀,帶著嘲弄口吻講述他們的爭抗。他尤其喜歡以個人化的、自私的欲望,來解釋為公義公利而行之舉。去遊行是因為愛刺激過癮;長期堅持抗爭是為了讓自己繼續當「主角」,滿足自戀傾向;走上抗爭之路,是因為他一向是個孤僻者......

當然有時他的觀察是高明的,但很多時並不。我很奇怪,為何他總懷疑人們為追求公義而前仆後繼、甚至長期坐牢也在所不惜的激情?是否因為他並不相信公義的價值?是否因為,生活在極權但強大的國度,這一代中國精英分子早已被洗腦,看不出民主與自由對完善一個社會是必要的?看不出民主與自由對建立一個有尊嚴的社會是最關鍵要素?

我可以想像,一個中國人不屑的說:「車,反正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讓民眾生活過得富庶,就是好政權。」許知遠所展示的麻木,也是大部分中國人所展示的麻木:富庶的生活、鍍金的未來,蒙蔽了他們的眼睛。許知遠偶然會被良心責備他的麻木,但始終未能建立足夠強的信念。而他已是最有洞察力的國內知識分子之一......

許知遠落力地為抗爭者脫去光環,人性化地書寫他們。有時令人擊掌(譬如寫陳雲「除去瘋癲,似乎已找不到更準確的詞語去形容他」;寫李柱銘「經歷了這麼多世事,他似乎還保有一種單純信念,而這信念又顯得多麼書生意氣」),但很多時候反倒顯出自己信念的破產。一個大量閱讀、分析力強的中國精英,尚且懷疑我們視為普世、核心的價值,那中國的當政者與我們之間鴻溝之深,就更不用說了。

原文刊於2014年7月22日《香港經濟日報》,此為略長改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