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

唔型

香港人應該是全世界最怕「唔型」的人種。怕「唔型」,因為我們怕被視為異類,怕被別人恥笑,怕被孤立。所以手機要用iPhone或三星先至型,飲咖啡要自己磨豆先至型,煲劇買化粧品旅行要揀韓國先至型,玩樂器要玩ukulele先至型,文具要用無印先至型......諸如此類。

這個「型」的名單並沒持久性,總之此時此刻眾人流行玩什麼、做什麼,跟著那個什麼去做就叫「型」,就無死。但一旦潮流已過,而你仍在做那個什麼的話,你會即時變得好「唔型」。現在你仲在玩Candy Crush?你真係唔型到爆!

Candy Crush例子說明,好型的事可以很快變得唔型;同理,好唔型的事也可以突然變得好型,因為所謂「型」與「唔型」,跟事物的本質從來不掛勾,它只是流動的潮。譬如以前很多學生覺得遊行好老土、好娘,但學民思潮反國教一役後,穿黑衣去政總,便變得好型。其實遊行還是一樣的遊行,本質完全沒變,變的只是眾人對事的觀感而已。

做行政管理的人,若懂得將一件本來唔型(但有益社會)的事變得很型,令更多人自願去做,當然有益世道,譬如近年Green Monday便是用此策略。然而這當中有個危機。當人們變得越來越著緊「型唔型」,甚至關心事情的「型唔型」多於事情本身時,那麼整個社會便陷入危險的扭曲狀態。

而現在我們可能正處於這種扭曲狀態裡。

以前,只有十幾歲的後生仔怕「唔型」,因為按心理學家分析,這個年齡特別重視朋輩看法,但奇就奇在,現在幾乎任何年齡層的香港人都好怕「唔型」。人人的腦電波似乎已變一致,無論流行起來的是什麼,大家都照單全收,總之務求不落後於人,不異樣於人。小至食物、gadgets的流行,大至生活方式,人們都寧願選擇「型」的陣營。

這個「怕唔型」的現象,表面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卻可能是社會走向凋萎的訊號。因為當人人都寧願跟主流走、不想落單時,代表這個社會的人越來越不願成為特立獨行者。大家重視人際間的友好關係,多於個人判斷力和獨立思考力的展現。當人人都說Macaron好味時,我點好意思說它太甜味道太寡?當人人都說孩子要上playgroup要學游水跳舞時,我點好意思說自己喜歡放任自由的教育法?

寧願型,不寧願有想法。當一個人只按「型唔型」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時,其實他已經自動「繳械」--不單繳出自己的思考能力,也繳出作為一個人的獨立性。他變成只按眾人眼光作判斷、而非跟隨自己內心一套標準行事的人。

最諷刺的是,這個原本渴望「型」的人,反成了精神上「最唔型」的人。因為真正的「型」是:不理他人覺得型唔型,都謹遵自己所相信的去作出選擇。

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番薯旅行記


田裡的蕃薯葉
下田多了,開始對植物「前世今生」的變化過程產生興趣。所謂「前世」,就是植物被人類馴化之前的野生祖先。譬如新手農夫常常種的生菜,有很多品類和形態,到底生菜的野生祖先,是在哪裡被人類馴化的呢?它又是什麼樣子的?又譬如,我們現在常吃的很多種農作物,包括蕃茄、番薯、馬鈴薯、粟米,它們的野生祖先其實都來自美洲,那麼它們到底是怎樣變成「全球化」食糧的呢?

雖然中文著作中難找到關於農作物的人文史這類書,尚幸台灣有不少科普翻譯作品,可充當盲公竹。早陣子便讀了 Jared Diamond 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和 Charles C. Mann 的《1493: 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兩本書都是從植物演化和物種交換角度,探視植物與人類歷史關係的精彩之作,也稍稍解答了我心裡的一些「前世今生」問號。

Diamond 的書已是科普經典。作者在書裡提出了一個突破性觀點 ── 大洲主軸的走向(譬如非洲是南北走向,歐洲是東西走向),是文明能否出現的關鍵 ── 這是此書最常被人討論的地方,但書中有關野生植物的馴化(domestication)如何間接孕育出人類文明,也非常值得一讀。

一般學者認為,人類文明源於農業興起,但為何農業只在某些區域出現?以前老師教我們,河流和沃土是農業的搖籃,所以文化的起源地都和河流密不可分。但作者卻另有高論:有些地區特別「好命水」,擁有較多易馴化和營養成份較好的野生植物,於是這些地區便會孕育出最早的農業社會。

例如一萬年前,居於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的美索不達米亞人,用很短時間已經將野生的小麥、豌豆等「馴化」,變成可自行栽種的農作物,這是因為小麥和碗豆正好是很「易馴化」的植物。「易馴化」的意思是:野生小麥很容易長,很快打穀,而且它是自花授粉植物,比異花授粉的作物較能保留上一代作物的特徵,所以古人只需挑選不落粒、夥粒大、發芽快的小麥粒來種,長出來的下一代小麥便會像「餅印」般,保留以上有利於人類食用的特徵。加上兩種植物都有很優質的營養成份,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齊全,亦令古人有足夠誘因由狩獵變成農耕。

想想也真有趣。書上說,世上有二十萬種野生植物,但只有十來種成為我們今天的主食。而這些作為主食的作物,早在幾千年前已全都被馴化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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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Mann 的《1493: 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則以「哥倫布大交換」(哥倫布除了發現新大陸,同時將本來彼此相隔的美洲和歐洲大陸兩地的物種也來了個大交換)為轉捩點,重寫世界史。書裡道出了番薯傳進中國的故事,非常傳奇。

番薯原產地是美洲,十五世紀由哥倫布帶到西班牙。那麼番薯是何時和怎樣由「番邦」傳入中國的呢?原來早於明朝,它已由菲律賓傳入中國。

據書上介紹,明朝萬曆年間(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在呂宋(菲律賓)吃過番薯後,發現它耐旱易活,生熟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甚為喜愛。於是他不顧當地政府的出口禁令,將番薯藤絞入繩索中,走私帶回家鄉,然後在住宅附近的邊隙地,嘗試種植。就這樣,一條來自菲律賓的番薯藤便落戶中國。

及後,福建一帶出現飢荒,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靈光一閃,向巡撫金學曾提出在該省種植番薯,或可解決飢荒問題。巡撫從之,結果「大有收穫,可充穀食之半」,填飽了不少中國人的肚皮。陳振龍的其他後代,還將番薯傳到浙江、山東、臺灣等地,堪稱「中國番薯之父」。

此後,番薯在中國便常常和「飢荒」掛上了勾。上了年紀的香港人見到番薯仍會覺得它是「cheap嘢」,是「窮人食物」,番薯,讓他們想起苦難。但其實番薯真是又隨和又有益的作物呢。正正因為它粗生又有營養,才會在幾百年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並被廣泛種植。當我這個假日農夫在田裡看著番薯苗滋滋生長時,能不滿腹感慨嗎?

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位置

年輕時,我們追逐「理想」。中年以後,我們尋覓「位置」。

理想總是天馬行空,頻繁變換,有時顯得不切實情。位置則經過反複琢磨,合情合理,穩打穩紥,足以成為安身立命之所。

理想很迷人,因為它讓你滿懷壯志,相信自身潛藏著的光芒將有爆發的一天。但理想又很虛幻,因為年少輕狂的你,構想的大志往往跟現實有距離。你的理想是當外科醫生,但現實是你見到血會頭暈;你的理想是當top sale屎,但現實是你每月都未達quota;你的理想是從政,但現實是你所屬政黨的第一梯隊總不退下……

理想是如此如此,現實是那般那般。亂碰亂撞、失落失望之後,人到中年,沉澱反思,理想慢慢讓位給位置。位置不一定是什麼蓋世偉業,有時它只是別人眼中微小的崗位,重要的是,這個位置適合你,令你將專長發揮得最好。

如果理想是儒式思維,位置則是道家功夫。正如《莊子》庖丁解牛故事:庖丁是宰牛大師傅,他宰牛的竅門是順著牛的筋骨縫隙運刀,所以刀用了十幾年都鋒利依然。人也一樣,當順著生命紋理向前滑行,自能游刃有餘。放下陳義過高的理想,按著自己的能力、性情、專長,選擇最適合的人生位置,代表一個人由青澀步向成熟──既有自知之明,又不妄自菲薄。

覓得位置的人,心境平和,充滿生機,早上很少賴床。因為知道每天起來,所為何事。仍未找到位置的人,不單起床欠動力,而且日漸後移的髮線、越來越膨漲的胃腩,以及走幾級樓梯都喘氣的體能,都會令他心浮氣躁。這些提示著生命由盛轉衰、越來越靠向死亡的徵兆,令他驚覺生命一天天流逝,而他卻仍無所安頓,因而不安焦躁。

我們的社會,愛稱呼這種不安焦躁為「中年危機」。面對危機,人們各出奇謀。有人選擇大吃大喝,企圖以物質享受來說服自己活得很好。有人選擇不斷出軌,企圖以魅力不凡和雄風猶在說服自己活得仍然棒。也有人辭掉廿幾年的工作去一場大旅行,或將注意力轉到下一代身上,拼命催谷他們學習......不過這些方法,都未免捉錯用神。唯有願意從過去經歷提取教訓,了解自己的能力與性情,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位置,才能真正化解中年危機,走向氣定神閒的安身立命之境。

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

Deadline

從小到大,我們習慣趕各種deadline。

學生時代,每天要趕起十種八種功課;考試前,更要趕快將課本內容塞進腦袋。成為上班族,要趕在開會前寫好proposal、見客前砌好presentation、放假前完成手頭工作。趕deadline,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趕起一條一條deadline,構成我們人生的一道道風景。

若有人閒下來,將過去幾年完成的deadline一項一項列出,他會驚覺自己生命內容的瑣碎。趕車趕船、趕功課趕文件、趕時裝店手機店特價去掃貨、趕第一時間上網追看韓劇日劇、趕在飛行里數到期前去一趟旅行......回看這些deadline,它們大多數是無傷大雅的,就算沒依時完成,也不過令生活出現些許不便和小小遺憾而已,並不會對人生構成重大影響。試問,誰還記得大學考試時寫過的任何一篇essay?交給上司的任何一個工作報告?不同劇集的劇情,我們很快會搞混,旅行時走馬看花的景點,不旋踵連名字都忘得一乾二淨......趕這些deadline多無謂。偏偏,生活盡是追趕,我們已習慣將時間耗在無可無不可的deadline之上。

小deadline將人生切割成一個個有待完成的小任務。人因而變得目光如豆,忘記世上還有一種限期模糊不定的大deadline,更需我們去趕。

大deadline是什麼?在時間上,大deadline沒有緊迫性,但它卻比小deadline重要,因為是它令我們如斷章般的人生,體現整全性、延續性。腦袋裡只有小deadline,會像盲頭蒼蠅般無定向;腦袋裡還有大deadline,則可收納一切,如一艘目的地明確的小船。

你的大deadline是什麼,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總之它是你真正的終身事業,那怕你正在失業,或已經可以付兩元長者車資。

實務性deadline,也許令你的生活很忙很充實,但大deadline才能撐起你的生命。當下次你又一次被實務性deadline追趕得裙拉褲甩時,請記著它們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跟大隊(及佔中)


遇到要表態時,香港人很喜歡說:「我跟大隊!」

最近,我也對「跟大隊」現象有切身體會,並頗感慨。

早幾天,跟團到大陸旅行。因旅行社和導遊的安排極為失當,我們部分團友想發起不給小費行動。不少團友心裡其實也很不滿,但卻不願意在其他人未表態前走出來做少數的抗爭者,因此當問他們的取態時,他們便說:「我跟大隊!」

這是個很令人生氣的回答。而且,它還是「自我推翻」(self-defeating)的一種倫理選擇。試想像:若人人都說他「跟大隊」的話,那麼該條「大隊」又怎會出現?(個個都在等別人做阿頭阿二阿三阿四......)沒有「大隊」,也就沒可能「跟大隊」了。因此若人人都說「跟大隊」,結果是:抗爭行動只能不了了之,由吵嚷歸於平靜。

哲學家康德講過,一個行為,當人人跟著做而會出現「自我推翻」情況的話,則這個行為是不道德或不應該做的。康德舉的例子是說謊。他指出,我們不應該對他人說謊,因為若人人都不對別人說真話,那麼所有人根本不會再相信他人的說話,整個溝通系統破產,因此其結果是:任何想用說話騙人的行為已不再可能。

若果我們跟康德一樣,相信一個行為必須是「我欲他人欲之」才算道德的話,那麼「跟大隊」和「講大話」,同樣是不道德、不對的行為。

不禁想起近來關於「佔中運動」的討論。不少人在想:「我其實很支持爭取普選運動的,但這事始終有點違法意味......佔中行動肯定會越來越壯大,到時我才跟大隊支持他們吧!」想深一層,這種待「佔中」聲勢大點才去支持的想法,和那些團友「跟大隊」的做法一樣,都是不道德的行為吧?若人人都等別人行頭,等大隊出現才表態,則佔中永遠無法壯大。更糟的是,現在,反對佔中的聲音佔據越來越多傳媒空間,一旦「反佔中」成了「大隊」,則佔中運動更難得到大眾認同。

其實戴耀廷他們已多次強調,參與佔中可有不同層次,若果不願違法,可選擇「支援進行公民抗命行為的公民,但自己無須進行違法行為」。

你是否也是在等大隊出現?若果不想抗爭不了了之,也許是時候表態。

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

山雨欲來的悲愴-John Lilll《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曾幾何時,聽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時,思緒總是難以集中。以為貝多芬不是我杯茶,直至最近在大會堂聽過英國殿堂級鋼琴家John Lill彈貝多芬第一協奏曲後,才恍然大悟:我是未遇上精彩的演繹而已。

那場和小交合作的音樂會,John Lill的琴音一開始便散發著難以形容的閒雅淡定。節拍像磐石般穩定,又極具爆發力。無論多快速的樂段,音符都像流水般明亮、清澈、剔透,猶如雕刻在時光上的紋理。樂曲充滿形狀和顏色,神采飛揚,是我現場聽過最精彩的貝多芬一協!

或許,以前被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搞到呵欠連連,很可能非貝之罪,而是版本問題?是演奏者未能成功進入貝多芬的世界,才連累聽眾待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後來,專程到唱片店尋找John Lill的唱片,結果找到Regis出版的《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鳴曲,只有極少鋼琴家曾完整灌錄過,John Lill是其中一人。今年稍後,他會在英國演出貝多芬sonata cycle,慶祝明年七十歲大壽。七十歲,仍獲邀演奏貝多芬的sonata cycle,足見江湖地位。回家後,急不及待聽這一套兩張的CD。一如大部分貝多芬奏鳴曲精選唱片,掛頭牌的是第8號「悲愴」。一聽之下,那種欲罷不能、神采飛揚的熟悉感覺回來了!

第一樂章的引子,他彈得比一般慢,飽含感情,呈現奇特的悲戚感覺。快速樂段,則吐露了他的「簽名式」:每個音符都明亮剔透,由手指傾瀉而出,山雨欲來之勢,如情緒快將崩裂瓦解,令人透不過氣!我特別喜歡他對細節的處理,譬如樂段間的過度,彈得恰到好處,流暢而不造作。

聽完此碟,翻出另一張唱片作對照:RCA出版,Arthur Rubinstein《Great Beethoven Sonatas》。Rubinstein彈蕭邦很有君子氣度,然而他的「悲愴」......天呀,節拍過慢,無神無氣,一副好死不如賴活的表情,這絕對不是「悲愴」,而是「死樣」!誇張點說,兩人彈的,彷如兩首毫不相干的曲子。

乘工作之便,John Lill來港時有幸訪問了他,才知道他是少數仍以「隱身」為榮的鋼琴家。他這樣理解彈琴:「我覺得自己是一台translation machine,任務是將作曲家寫的東西,在觀眾面前重現(re-create),所以我越少介入便越好。」他又說:「如果觀眾聽完演出後跟我說:『what a marvelous pianist!』,那對我沒意思,因為彈得好是應份的。但若他說『what a marvelous piece!』,that means much to me!我希望觀眾忘記我,只聽到作品本身。」

隱去自己,是Arthur Schnabel那一派貝多芬專家所採的彈法,John Lill則將此傳統推到極致,因為他曾宣稱,演奏時可直接和已故作曲家溝通,在他們「指導」下,彈出作品的本來意思。為了順利和作曲家「聯絡」,他每次演出前都會獨處默想兩小時。

雖然這種和作曲家「交流」,聽起來很玄,但至少從象徵的層面來說,這是每個演奏家皆夢寐以求的境界吧?而John Lill確是達到此境界。「貝多芬就應該是這樣彈。」聽完John Lill演出,心裡所想到的最貼切形容,就是這句話。

相關文章:
最好你忘掉我 專訪John Lill(文:默泉)

John Lill彈貝多芬「悲愴」,第一樂章:


公認的貝多芬權威Emil Gilels,1968年的現場演出。比我所擁有的CD版本有味道得多:


Arthur Schnabel的版本,有點過促失控:


大師Wilhelm Backhaus的版本,彈奏速度與別不同,但很耐聽:

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由一粒粒到一團團


一個月後便考二級鋼琴試。三首考試歌大致準備好後,近月開始勤練音階(scale)、分解和弦(broken chord)及琵音(arpeggio)。練熟了,回頭再彈以前學過的古典或流行小曲,竟發現:十隻手指不知不覺靈巧多了!現在亦能夠較快看出音與音之間的和弦關係(尤其是左手),所以已不用像最初那樣「遂粒音」摸索,而是「一團團」地處理音符,讀譜快很多。

其實用鋼琴彈流行曲之類的簡單樂曲,常令我想起以前彈民歌結他的經驗。彈民歌的人多數沒樂理根底,所以老師採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學生死練基本chord。他會讓學生記熟幾個最常用的和弦(如C、Am、Dm、G7、F),然後再教他一、兩種簡單的右手彈奏指法,之後學生便可配合使用,為不同歌仔伴奏。譬如用C、Am、Dm、G7,已可伴奏《Today》(也因此,在我那個年代《Today》是大家第一首學的結他歌)。

現在回想,這方法不要求學生懂任何樂理,只需按簡譜上的和弦,配合指法,便能大致「彈出個譜」,很易上手,令結他成為特別有親和力的樂器。但這優點換另一角度看也是缺點:以此方法學樂器的人,只能純粹的「跟譜做人」。他根本不知道何解某處要用某和弦,更不會理會什麼chord progression。一旦你只給他一條旋律而沒有和弦提示的話,他便完全呆住了,不懂配chord。

嚴格來說,只懂彈chord不懂配chord,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應該不能算是真正懂得音樂,只可算是懂得perform而已。不過這種方法也非全無可取。至少,它可以令彈奏者慢慢熟習某些基本和弦的音感變化和彼此的關係。有此作基礎,再學習樂理便容易得多。

我想,彈琴的道理也一樣。先是只知其然地彈奏,死練爛練,待熟習了一首歌後,便開始注意樂曲和弦的組成和變化。而當了解了和弦變化後,演奏也往往會更流暢、更有深度。

最近我便以此法練習Richard Clayderman的好幾首歌仔。Clayderman的音樂有一個特色,就是左手伴奏通常是分解和弦(如《秋日私語》和《夢中的婚禮》),某些曲子連右手都是清晰的分解和弦(如《童年的回憶》中段),所以是絕佳的「和弦分析」入門習題。譬如《童年的回憶》的開首是:I-IV-I-V7-I(G-C-G-D7-G),極簡,卻極美。喜歡彈Clayderman,正因為佩服寫曲人竟能以如此簡單的旋律與和弦pattern,創造出如此動聽樂章。(補充一句,Richard Clayderman大部分作品並非由他執筆,而是由他「背後的男人」Olivier Toussaint和Paul de Senneville 創作或改編。)

因為習琴只有一年半,所以我彈的曲子很多時是移了調的簡單版。譬如《夢中的婚禮》我彈的是A小調,《秋日私語》是A小調及D小調。理論上,明白了和弦的推展後,我可以將歌仔轉回原key彈奏,但前提是練熟原調的音階和主要和弦。知易行難,要練熟較難的調,我這個鋼琴新丁,還要費一番功夫呢。(學琴小札四)

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登陽明山記


往冷水坑途中,眺望七星山
這次到台灣,是為了行山。「香港都有山,為乜飛去台灣行山?」朋友知道我此行目標,通常會有如此反應。

香港當然有一流的山水風貌,尤其西貢鹹田灣、浪茄一帶的山巒和海灣,絕對達國際水平。無奈香港太細。緯度的變化幾乎是零,高度的變化也只有九百多米,使得各座山的植被很相似,景觀也較為單一。

山的美,常依賴水的點綴,然而除了海和水塘外,香港並沒有什麼湖泊和像樣的河流,也欠缺壯觀的地貌如溫泉、地熱、大河川、大峽谷等。雖然有地質公園,但卻又太偏遠和零碎。因此總覺得,我們的郊野,欠了一份大山大水的恢弘氣派,屬小家碧玉型。這次台灣遠足之旅,就是想去體會其他風貌的山。

抵台北翌日,我跟在旅館認識的香港女孩結伴登陽明山。其實幾年前遊台北時,也曾在陽明山腳轉了一趟。那次本打算登山,但才剛到達山腳卻突然刮起狂風大雨,連上山小巴也停開,唯有狼狽折返。

非常幸運,這次來到陽明山不單沒下雨,還常有一小片烏雲遮著猛烈太陽,無論走在樹蔭或太陽下都很舒暢。又因為海拔高,這裡的氣溫比台北市內低三、四度,城市的焗熱一掃而空。

所謂陽明山其實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簡稱。往陽明山的交通很方便,我們由劍潭捷運站坐紅5號巴士前往陽明山巴士總站,只需30分鐘車程。到了巴士總站,再轉乘108號遊園小巴,即可到達各個山上景點。

108號小巴會繞來繞去走遍山上主要景區,包括竹子湖、小油坑、二子坪、冷水坑等,是山裡主要交通工具。本來我們以為沒什麼人會在周五登山,沒想到上山的本地人和旅客都蠻多,小巴連站位也擠得滿滿。

難怪台灣人喜歡以「台北的後花園」來形容陽明山。擁有「後花園」,對城市人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一個台北人若被工作和俗務累壞了,他隨時可坐車過來陽明山,然後隨興之所至在某個景點跳下小巴,即時開始登山!雖然香港的山也以「鄰近市區」聞名,但論交通方便程度,卻遠不如陽明山國家公園──山上有陽金公路、百拉卡公路、中湖道路等貫通各山系,著名山峰如大屯山、七星山等雖然都超過一千米海拔,但因公路也有七、八百米高,登頂也就不太艱難了。

這種將馬路建到登山口旁的做法,令陽明山成為一座非常可親的山。回港後翻看資料,原來早於日據時代,日本人已構思將陽明山地區變成「大屯國立公園」,卻因二戰爆發而停止。及至1985年,台灣政府才正式展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劃,全個公園包含一萬一千多公頃面積,將大屯山、七星山、擎天崗等都列入其範圍。

我們來到擎天崗,本打算走魚路古道(又名金包里大路,是舊時由金山到台北大稻埕的山徑古道),後來得知部分路段不通,唯有臨時改變行程,由擎天崗步行至冷水坑。

擎天崗甚至旅人歡心,因為這兒有大片草地。日據時代,政府為了造林而禁止農民在山區放牧,為便利農民便在擎天崗設置大嶺牧場,讓農民在農閒時可寄養耕牛。時至今日,擎天崗仍疏疏落落地有些牛在吃草,但平坦寬廣的草原更吸引人。這兒有一片草原高坡,像個小懸崖,站在懸崖邊可望見前面的小山丘和遠處的七星山系,層層疊疊,像幅山水畫。

第二次上陽明山,和朋友登面天山(977米)。
這裡可遠眺台灣北端海岸線,風景甚好。
由擎天崗至冷水坑的路很好走,大約一小時已抵達目的地。若單看照片,會覺得沿途的山路和香港的郊野公園很相似,唯有親歷其中始發現其中分別:陽明山獨特的「山曲」。 

在香港遠足時,蟬鳴鳥叫像背景音樂般通常引不起旅人注意,但陽明山的「山曲」卻是高調的。它的分貝之高、聲音之奇,令人沒法不留意它。幾天後我和另一位朋友再登陽明山時,曾有耳鳴毛病的他便覺得「山曲」聒耳難忍。 
 
至於我,則頗喜歡被「大自然音響」包圍。當然,若果是在霧氣騰騰的黃昏聽到這些動物昆蟲大合唱時,相信也是頗詭異的。

帶著美好的聲音記憶,我們很快抵達冷水坑。冷水坑的巴士站附近,有免費溫泉提供,我們也順道享用了溫泉泡腳池。冷水坑是全台唯一的沉澱硫磺礦床,泉水約四十度,不太熱,泡完之後,雙腿的疲累即時消失。羨慕那些可以天天來泡溫泉的台北叔叔嬸嬸,不但天天養生閒聊,也天天親近自然,不用像香港的長者般坐困城市的小房間裡,悶出病來。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

六四24周年。因著支聯會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因著陳雲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令每年例必會出席燭光晚會的人如我,都必須反問自己:「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

Critical thinking的第一規條: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必須先為所討論的關鍵用詞下定義,有了對關鍵詞的共識後,參與討論者才可互相溝通、理解,否則,所謂討論只是「鷄同鴨講」,各說各話而已。這次有關「愛國」的討論,正正就是如此的「鷄同鴨講」。不同派別人士,連對這個詞的意思也未有共識,某甲說「愛國」就是「愛黨」,某乙說「愛國」就是「認同劣行不斷的強國人民」,某丙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最後,紛紛擾擾地,大家只能在毫無交流和理解下結束這場討論。

「愛國」是什麼意思?它真的可以有一個單一定義嗎?

我同意,「愛國」早已被共產黨扭曲了意思,變成了愛黨、愛和諧、不提任何異見、乖乖聽話的同義詞。但如劉銳紹所講,正因為它被扭曲了,我們更要努力「將它扭番直」,而不是跟咗共黨果套,聽從和採用他們對這個字所注入的「潛意思」。因此,我們首先可以eliminate「愛國」=「愛黨」這個說法。

但就算撥開共產黨所造成的「文字污染」,我們是否能將「愛國」此詞「扭番直」也有疑問,因為這個詞本身從來都充滿歧義。(一個大型組織用如此意義含糊的字眼作「口號」,絕對是無腦之舉)「愛」是「認同」、「忠誠」,還是「縱容」?「國」是指實質的東西?領土?河山?人民?還是較為「虛」的事物?抑或「愛國」兩字不應拆開來理解,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對中國這方土地的關懷、著緊情愫?人人對「愛國」似乎都有自己一番理解。

譬如最近李怡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這是一個撥開共產黨、很認真去定義「愛國」的嘗試。雖然我很尊重李怡先生,也很熱衷追求民主制度,但我認為他這個分析不夠徹底。愛民主和愛國,應該不是同一回事。

追求民主,是追求一種令自己和他人能活得有尊嚴和安全的政治制度,這是一種很明朗的、大是大非的理性抉擇。而愛國,愚見認為,則是一種含混的、關乎身份認同的情感傾向。此情感一旦出現,會令我們對某片土地特別關懷與著緊。換言之,是sense和sensibility之分別。

或許,李怡的話可轉化成:「我愛國,這代表我關懷、著緊那方土地的狀況,我希望看見那方土地的人民有尊嚴地生活。而我知道唯有在民主自由的政制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所以我努力追求民主自由。」不知這個演繹,有否歪曲李怡的原意?但肯定的是,當我說「李怡是個很愛國的人」,別人應該不會以為我的意思是「李怡很熱衷追求民主」。

若果「愛國」就是對某片土地的特殊的、關懷的情感,像父母對孩子的那種關懷、著緊、想他過得好的「愛」,那麼我會如此回答我文首那兩條問題:

第一題:「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因為那是對死者的紀念,對難屬的精神支持,最重要,是向當權者展示我們持之以恆討回公義的決心。選擇去支聯會的晚會,不因為我覺得他們搞得好(其實每次都在忍受),只是希望凝聚力量。

第二題:「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若果我對中國這塊土地沒有特殊的、關懷的情感,以上三個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根本不成立,中國搞成點,又關我乜事?(有些人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因為一種功利的考慮,認為只有當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可能有真民主,但這不是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

走筆至此,忽然明白,為何陳雲說平反六四『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不要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竟然會有網民認同。事實上,香港的年輕一代,由懂性開始便天天聽著中國政府幾貪腐、中國人幾見錢開眼、公德全無的新聞,另一方面卻對中國豐富多姿的傳統文化全無認識,此消彼長,試問他們怎可能對中國存有特殊的關懷感?

2013年4月28日星期日

用Spotify聽古典


一直以來,都是用迷你Hifi和Discman聽古典音樂CD。因為興趣是「聽音樂」不是「聽音響」,所以雖然音質很普通,卻不減我的聆樂熱情。不過我家的迷你Hifi早於幾年前壞了,兩星期前,那部使用了十多年的Panasonic Discman,也因操勞過度而無法運作;一時間,家中竟然再也沒有器材可以播放CD。當然我可改用手提電腦聽CD,但未免太耗電和不環保。於是被迫正視這個「制式轉換」問題:「我是否終歸要進入電腦聆樂年代,要用iTune來買音樂file,而不能再聽實體CD?」

我想,這也是不少中年樂迷想迴避卻無法不面對的難題。想迴避,一來因為要將家中所有CD轉換成電腦檔,將是極痛苦和麻煩的事,但這還是次要。我最大的擔心,反而是整個聆樂習慣的改變。

所謂聆樂習慣是什麼回事?試舉一例。聽實體CD時,我愛一邊聽一邊翻閱所附送的解說冊子,點滴吸收古典知識或樂壇軼事。唱片不只是一首歌而已,它的附送部分,可帶領樂迷進入更廣闊的古典世界。若然將來要改用iPad之類,情況將會變成:經常瞇著眼睛、對著發出強光的電腦屏幕搜尋樂曲,而買回來的,則是光脫脫的音樂file,沒有附加資料......當然,這是我等CD支持者的偏見, 因為習慣在網上聽歌的人,會覺得一邊用平板電腦聽歌一邊上網搜尋歌曲相關資料也是一種享受,但我實在受不了累眼聆樂模式。

制式轉換這問題,後來因朋友相贈二手Discman而暫時解決,但其間,我曾努力尋找免費、合法的網上古典音樂資源。正是在這情況下,我遇上了四月中登錄香港、風靡歐美的串流音樂網站Spotify。而Spotify的體驗,令我對網上聆樂有了新想法:雖然它不太合我口胃,但網上資源豐富,可視之為實體聆樂的一種補充。

被視為iTunes主要對手的Spotify,規模真的很大:全球活躍用戶有2400萬,付費用戶有500 萬,而今年付給唱片業的版權費,更高達5億美元。其實香港也有類似Spotify的「本地貨」如MOOV,但後者的歌庫太少歌,又要付費,因此不成氣候。Spotify的聰明處,是她設有付款和免費兩個版本,免費版可在手提電腦上收聽足本歌曲,歌與歌之間會插入廣告。我登記了免費版後,第一時間測試她的古典樂藏量:在搜尋欄裡鍵入最近愛聽的「蕭邦第二號奏鳴曲」(Chopin, Piano Sonata no.2)……

結果很是驚喜!竟找到多位名家的版本,包括Pollini、Pogorelich、Kissin、Glenn Gould等。有些版本以前也沒有機會聽。雖然我是實體CD支持者,但不得不承認,這個「虛擬音樂盒」很精采,也很適合我這類愛比較不同版本的古典迷。同一首樂曲,我未必能夠或願意花錢買太多版本,而Spotify正好可以提供一些未必會買但也想聽聽的版本,和Youtube可謂異「站」同功。而若果是古典入門者,用Spotify更可省去很多時間:想知道某首樂曲是怎樣的?只需搜尋一下,便有不少版本可供欣賞。

當然,Spotify的主要target用家是流行曲樂迷,特別是習慣以電腦檔聽歌的一代。根據外國研究報告,串流音樂網站盛行,會改變群眾非法下載習慣,令非法下載減少達26%。不知Spotify這龐大的、合法的串流歌庫的到來,能否扭轉香港已經「白熱化」的非法下載音樂情況?甚至令本地唱片業起死回生?串流音樂網站,讓唱片公司可得版權和宣傳之利,樂迷可廉價或免費享受音樂,確是個雙贏方案,唯一難關可能是,這種模式長期來說,能夠收支平衡嗎?且看Spotify未來發展才有分曉。

順帶一提,李嘉誠旗下之創投基金是Spotify最早期投資者,投資額達7160萬美元。李先生的「算到盡」營運模式傷盡我們的心,或許他對串流媒體的財務貢獻,可算作一種行善積德的補償吧。

相關連結:
Spotify網站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撥開蕭邦身邊濃霧的Pollini(之二)

十八歲那年彈的蕭邦練習曲,五十一年後才重見天日。
1960年,波里尼贏得波蘭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當時他才十八歲,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蕭邦大賽冠軍,也是首位非波蘭人奪冠,風頭一時無兩。(這五年才舉行一次的鋼琴大賽,2000年把冠軍頒給李雲迪,李當時比波里尼獲獎時的年齡還小幾個月,所以「最年輕冠軍」頭銜便轉到他頭上。)賽後,波里尼很快被 EMI 羅致,灌錄了第一張黑膠碟: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最近購得這張唱片的紫銀合金AQCD版。這個Pollini@18的青春演繹,今天聽來仍甚具「經典」風範。不過論唱片的傳奇性,則要數波里尼灌錄的兩套蕭邦練習曲。

兩套 Etudes(op.10 & 25)灌錄於1960年,卻遲至五十一年後,即2011年才重見天日,由「Testament」唱片公司以CD形式發行。音樂雜誌《Gramophone》頒了「Best of Category - Historic」獎給此唱片,幾個月前,我慕名買下細聽,果然彈得燦爛無比,火花四濺!有評論認為,這「少作」比波里尼後來為DG灌錄的版本更率真自然。我雖沒聽過DG 版,但初生之犢有種懾人魅力,卻是肯定的。

唱片既然如此精彩,為何被「雪藏」幾十年?原來當年波里尼彈完後翻聽錄音,竟非常不滿自己表現,因此拒絕讓EMI發行此兩套作品。

是藝術家脾氣?是鑽牛角尖?江湖傳聞,波里尼當年比賽後,因無法承受巨大壓力而變得信心全失,取消了很多演出,灌錄唱片時更是要求多多(譬如錄音時他會帶著私人調音師,將鋼琴拆散再合體)。不過2011年波里尼接受傳媒訪問時,卻對年輕時的心理狀況另有解釋:「I wasn't willing to become a Chopin specialist, but the idea that I was a recluse(遁世隱士)really has been overstated. I was very young and thought I needed more time to develop my musical interests and a bigger repertoire. I want to explore other arts and other things.」

哪個才是真相?實在不得而知。唯一肯定的是,面對成名壓力,其富裕的家庭背景讓他得以無後顧之憂地「閉關」,學習其他學問。或許因為這十年的「歸隱期」,才能鑄成後來的鋼琴大師。

在整個過程裡,唯一最慘的恐怕是EMI唱片公司。因為當年EMI被波里尼的諸多挑剔要求搞得很煩,1968年和他提早解約;波里尼從此轉投DG懷抱,至今四十多年,都未有「轉會」。

1960年在波蘭比賽的波里尼:

撥開蕭邦身邊濃霧的Pollini(之一)


有很多年時間,我都不太喜歡蕭邦。猶如一團亂絮的樂思,總是觸摸不定的情緒變化,過份多的彈性速度,令人頗有不知如何招架之感。直至遇上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我終於明白,原來一直以來我不喜歡的並不是蕭邦「本人」,而是大部分鋼琴家對蕭邦作品的過度浪漫詮釋。

不同人聽古典樂,有不同的側重點。學鋼琴以後,漸漸發現自己聽音樂時最注重的是body and shape。結構不清、視野朦朦的詮釋,令人如墜露中。因此,被某些人譏為「欠缺詩意、淡如開水」和被另一些人讚許為「聲部清晰、結構明朗」的波里尼,最得我歡心。

記得第一次聽波里尼,是他於1985年灌錄的蕭邦第二號鋼琴奏鳴曲(上圖)。超強的琴音、清晰的樂思和大刀濶斧的紋理,由家中廉價的揚聲器傳出,立時把我震懾!從此,我發現蕭邦不再是迷霧裡的朦朧風景,而是線條分明的立體瑰寶。

曾有評論家如此比喻:波里尼照亮了蕭邦的音樂,用的是強烈射燈而非柔和的陽光(illuminating Chopin's music will strong floodlight rather than with mellow sunshine)。形容得非常傳神。射燈好像不太詩情畫意,但若長年累月只靠陽光視物,其實會遺落很多細節,令理解變得片面。波里尼將一切都清晰展現。但波里尼的精彩,有時要借助比較才能發現。譬如當我聽完王羽佳同一首作品的錄音後,總要請出波里尼,將我由搖晃不穩的狀態拯救過來。他,是一艘不會讓乘客暈浪的成熟穩重號。

近讀焦元溥的《聽見蕭邦》,他是這樣形容波里尼彈的第二號奏鳴曲:「優雅理性的詮釋,樂句高貴自然。」所言甚是。我特別喜歡他的第三樂章「送葬進行曲」(Marche funebre)。這樂章是第二奏鳴曲的靈魂所在,因蕭邦當年是先寫了這首Marche funebre,覺得甚是喜歡,繼而才寫出其他樂章來「湊成」一首奏鳴曲。全曲意念皆由此慘淡悲痛的「送葬」而生。

波里尼彈第一樂章時,速度比大部分鋼琴家慢很多,卻因而產生了一種水晶般通透的效果,奇妙動人。他的第三樂章,速度卻算是快的。藉著重視強拍子,加上優美的dynamics和一點彈性速度,他成功營造出恰如其份的情感高低跌宕。

樂章被濃得化不開的迷離和陰霾感籠罩著,內中卻又充滿了不能傾吐的奔放情感;明明有著撕心裂肺的傷感,又仍舊要保持著翩翩君子風度......這是老一輩人才會有的矛盾心情罷。唯一美中不足,是中段有如音樂盒的旋律,彈得略為平淡,不及其師Michelangeli的意境。但層次豐富又不失貴氣的蕭邦,捨波其誰?

Youtube上可以聽到好幾位大師的版本,最齊全的是Ivo Pogorelich。我喜歡他彈的第一、二樂章,可惜到關鍵的第三樂章,不知何解失去了神韻:


Krystian Zimerman 的第一樂章,是神來之筆。節奏極快但没有倉促感,彈出段段愁腸。可惜網上找不到他彈此奏鳴曲其他樂章的片段:


上個世代的鋼琴大師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第三樂章彈得韻味悠長。中段的溫柔樂段比波里尼動人。但Michelangeli是波里尼老師,彈得比學生好也很正常吧:


波里尼彈第一樂章(畫面是樂譜):


第二樂章:


第三樂章:


第四樂章:

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媲美Oistrach大叔的Nicola Benedetti

綵排中的Benedetti
最近聽了兩場精彩絕倫的港樂音樂會,一場是蘇格蘭人氣小提琴家Nicola Benedetti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由梵志登指揮。因工作之便,聽正場前還聽了綵排,坐在文化中心音樂廳D行正中感受Benedetti的澎湃氣勢。另一場也是梵志登指揮,是他的拿手好戲:馬勒一。他指揮馬勒好,是預料中事,而音樂會上半場由十八歲鋼琴家陶康瑞彈莫扎特鋼琴協奏曲,則是出乎意料的精彩!難得連華彩樂段也是陶自己撰寫的。

說回Benedetti。比起其他經典小提琴協奏曲(如貝多芬、布拉姆斯、孟德爾遜),柴可夫斯基這首特別容易令人迷上,因為它的旋律最優美。第一樂章中,兩個主題以各種面貌來回復往,加上炫技迷人又變幻莫測的第一主題變奏、奪目的華彩樂段以及昂揚激越的closing部分,都令人一聽難忘。

一直以來,被我視為此曲「終極版」的,是已故俄國小提琴大師David Oistrach的版本(曾在另一篇博文介紹過他)。這次有幸聽到25歲蘇格蘭女提琴家Nicola Benedetti的演出,竟覺得:她的演繹直可媲美Oistrach大叔!

當然現場和唱片錄音很難比較,尤其聽綵排,就像在浴室裡唱歌般,總是特別暸亮、開闊,和全場滿座時的acoustic,完全兩回事。

Benedetti特別吸引我的是其琴音:那把1717年的Stradivarius名琴「Gariel」,在她手裡發出異常暖和、潤澤、婉約的音色,比Oistrakh更像人聲,直搗心田。是的,我一直認為小提琴的聲音就應如此,而不是又尖又冷、令人無法投入的金屬音。此琴跟了Benedetti只一年,但顯然琴與人極合拍,令她發揮得很好。

除了如歌的琴音,我尤愛她的rubato(彈性節拍)。她總是將rubato「捏」到最盡,某些地方,以自由奔放的風格將拍子延展到很長很長,眼看就要由懸崖跌下去了......卻又在最後關頭接上,結構依然緊密。第一樂章在她手上,宛如萬馬於草原奔騰,一切盡在這位策馬人掌握之中,bravo!第一章最激烈的closing部分,Benedetti隨音樂大幅擺動身體(和之前來港的冷峻、理性Mutter構成強烈對比),放鬆的左手在指板上飛舞,同時又絕不忽視音樂感營造,完全進入「琴我合一」境界!

完場時,偷聽到一個母親對她的小女兒說:「嘩,真係摩打手!」雖是讚美詞,但我想這個形容沒有命中關鍵,因為Benedetti的厲害在於:除了手指移動夠快,還是徹底放鬆的;實際上是因為夠鬆,她才能夠做到超級快速的手指轉換,又因為夠鬆夠快,才可以完全不用擔心左手fingering,將全盤心思放在右手的articulation,即音樂感營造上。

按弦樂器,就是有一種手指的弔詭:既要用力按弦,又要在不按弦的當下徹底放鬆手指,否則阻礙移動。因此操練左手是最基本的。但左手搞好了,只是一隻機械手、摩打手,必須也在右手下功夫,才能成就真音樂。一般的業餘樂手,通常面對的情景是:覺得有很多音樂感覺想抒發,但技術未到家。職業樂手面對的通常是另一種困境:空有一身好本領(拉得又快又準),但對音樂的感覺不夠,有速度沒深度。Benedetti難得左手本領高,右手又充滿感情。(*Benedetti和港樂的音樂會,將於3月8日8PM和3月13日2PM,在香港電台第四台播出,有興趣不妨一聽。)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以意彈琴


練琴,是否一定要坐在鋼琴前?

這並非IQ題,而是初學鋼琴時,我常問自己的問題。當時家裡未買琴,只能外出租琴,但總覺得練琴時間太少,於是偶然我會在沒有琴的情況下練琴。

沒有琴,怎叫「練琴」?其實,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練琴」。

彈琴時接觸琴鍵的是手指,但令手指運動自如的是什麼?是意念。

當你把樂曲彈得行雲流水時,意念不會引起你的注意,因為它只是一種很朦朧的潛意識(就像上次我用的游泳比喻);但當你仍在練習階段,意念卻是清晰明確的:這裡是十六分音符組成的音階,要放鬆手指;這裡是八度,要把手掌盡量張開;這裡是樂曲高潮,要用力彈!意念帶領著手指,用適當的力量與情感彈在適當的琴鍵上。因此所謂「練琴」,可視為一個內化過程,將本來存在於意識層的各種意念和指令,內化為潛意識,在彈琴時自動浮現。

如果我們如此理解「練琴」,那麼鋼琴便不是練琴的必需品。練琴要練的是意,不是手指。我稱為「以意彈琴」。

「以意彈琴」是怎樣的?嘗試找一個沒有干擾、沒有鋼琴的清靜地方,打開正在練習的琴譜,在腦海裡把作品「演奏」出來。每次「演奏」,可集中在一種事項上,譬如第一次,先以「心耳」在腦海裡 recall 樂曲的旋律。一個個音符去想,按著節拍,將整首樂曲在腦海裡「演奏」出來。無法記清楚的部分,可試著唱出旋律,弄清音調後再「演奏」一遍。

旋律沒問題後,再以「心眼」演奏:腦海是個銀幕,「心眼」可以看見手指在琴鍵上的位置轉換。可以的話,閉上眼睛重複以上練習。最後,還可以在任何平面上,以手指彈「無影琴」。

完成了意的演奏後,過幾天,當你再坐在鋼琴前彈奏同一首歌時,你會發現,比上次彈得好多了。

其實練琴就像練劍法,劍未至,意先至。Mind before fingers。一個練劍者,並非在出劍之後才去瞄準目標,而是在未揮出那一劍前,已清晰地在意念裡知道劍尖將會點到哪裡。

彈琴亦然。手指不是盲動,而是在意的指示下遊走。手指未曾彈出下一個音或和弦前,意念已知道指頭的目的地。

這種練琴法,當然不是我創的。我只是挪用了以前古典結他老師所教的結他練習法而已。

古典結他的指法非常複雜,因此老師常教我以「心眼」來練習。做法很簡單:將左手在指板上的每組指法(通常是一個和弦),visualize成一幅幅指法圖像。練習困難樂段時(譬如要換轉把位的地方),每彈完一組音,腦海便浮現下組指法的圖像。在手指放開了弦又未彈下組音符的短促時間裡,將手指模塑成新指法的大概模樣,然後才移到真正的把位上,按弦,彈奏。這個方法對練習結他特別有效,感覺就像時間突然走得慢了,手指有很多時間在弦上遊動。

用意念練習,原理是當你「想像做一件事」時,其實和你「真的在做一件事」很接近。原來早於1942年,科學家Edmund Jacobson已發現,用意念想像自己在跑步時,身體的肌肉會像跑步時那樣收縮(雖然收縮的程度很小)。之前學氣功時,也體會到運用意念,往往可以令身體產生真實的變化。那麼很可能,當你用「心眼」想像自己在彈琴時,你的手指肌肉也在悄悄活動著?

我一直好奇,「沒有琴也可練琴」這想法,在鋼琴圈流不流行?最近,讀到法國傳奇女鋼琴家Hélène Grimaud的自傳,終於知道吾道不孤。

這位特立獨行、被稱為「狼女」的美麗女鋼琴家Grimaud,剛完成了亞洲巡迴演出,但十多年前她曾經隻身在紐約最品流複雜的地區居住。因為拿不出銀行保證,每三個月就要搬家一次,窮困潦倒到不得了 ,當然也沒有鋼琴在身邊。於是除了到Steinway鋼琴店練習外,她也會做「意的練習」。她寫道:「我經常沉浸在音樂裡,雖然很少接觸鋼琴。我用思考、意象的聯結、心理的投射和樂曲的結構,研讀出音樂的風采」。

她還寫道:「手邊找不到任何鋼琴的時候,我不停告訴自己,音樂裡唯一重要的是內涵,表現的形式,只是枝微末節。而且我還有個理論:由奢入儉難。倘若找到一部絕妙的鋼琴,可能以後就沒辦法彈另一部比較差的琴。相反,平常練習用的是一部爛琴,那麼演奏會時彈到一部好的,就像上了七重天。」同意極了。

心中有琴,才是練琴的關鍵所在。(學琴小札三)

2013年1月29日星期二

美好的定義


HMV宣布破產,成了今年首宗傳播業大新聞。百年老店倒下,有人慨嘆聽唱片的舊時代要消逝了,也有人嗤之以鼻,認為僅是一種載體(CD)被另一種載體(digital file)取代而已,何足掛齒?

持後一種想法的人,相信沒聽過傳播學之父Marshall McLuhan的智慧名言: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體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速遞箱,每種媒體的特殊傳播方式,都會不知不覺影響整個社會的思維模式。我們甚至可以說,媒體本身的影響力,甚至比媒體傳遞的內容更關鍵。

McLuhan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說以上一番話,但它在數碼時代依然適用。今天我們的社會,隨時隨地可在網絡上合法或非法地下載音樂,不用再花時間跑唱片店,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五花八門的音樂。而且,正因為太容易可以得到,我們卻不再像以前的人那麼懂得珍惜了。現在聽音樂,已很難像以前人們那麼專注和深入,將同一首曲反覆的聽,倒背如流。

今天,智能電話裡可隨手拈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人們已極少專注於一件事,並且開始視「一心多」用為「正常」。想想你有多久沒有坐定定在家,關上所有即時通訊工具,心無旁騖地讀一本好書?或聽一張精彩絕倫的交響樂唱片?在「即時性」、「隨時性」當道的年代,專注與閒逸註定被忽視,被歧視。而且極有可能,它們將不再被視為「美好」。

新媒介無聲無息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以至思維方式,最後甚至連美好的定義也會扭轉;若以這角度看CD載體的消逝,我想還是很值得悼念一番罷?

我並不完全拒絕科技,但卻很害怕專注和閒逸會成為過時的詞語。最近我(終於)買了人生第一部智能電話。在享受著便捷的同時,也提醒自己,不要被即時性駕馭了自己的腦袋。先有了想法,才以智能工具協助自己達成想法,而不應是由智能工具牽引著我想什麼。我想在智能世紀,有這種認知是很重要的。

對熱情擁抱,又不失反省。這恐怕是面對數碼媒介的最佳態度了。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入世古典(Recycled Orchestra和El Sistema)


古典音樂,經常被視為「有錢人玩意」。因為你必得有點閒錢,才能支付動輒幾百元的學費,和購買昂貴的樂器。但玩音樂,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嗎?樂器一定要貴,才能玩出好音樂嗎?

這涉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何要玩音樂?我想,關鏈在於「樂」字。拿起樂器,讓音樂燃起心中那團火,感到開心快樂,這就是音樂的目的。開心快樂才最重要,何必理會樂器的貴賤?

記得初學結他時便有過一個震撼體驗。那時我用一支幾百元的雜牌結他,聲音很爛,弦線很難按,總之彈起來就是渾身不自在。於是下結論:我彈得不好,是因為樂器質素太差。然而某日老師拿起我的結他,隨意彈起來。剎那間,破琴變身,發出響亮清脆迷人的琴音!我赫然明白:樂器是否「系出名門」不是最重要,因為一個大師彈任何破琴,也一樣可以彈出令人著迷的音樂。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關於巴拉圭垃圾堆填區青年管弦樂團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這隊Orchestra,便親身演繹了樂器不在貴賤,最重要是「心」這個道理。

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源於五年前巴拉圭社工Chavez在Cateura堆填區開設一個小型音樂中心,免費讓堆填區的小孩學音樂。因為不夠樂器,促使他想到:何不以垃圾製造recycle樂器?於是他在木匠兼拾荒者Cola的幫忙下,開始以廢物製作出小提琴等樂器。

鏡頭下,一個男孩以破油罐製成的大提琴,奏出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琴音哀怨。一個小女孩說,當她用recycle violin拉奏音樂時,感覺身體裡有蝴蝶在飛。在堆填區生活的孩子,因音樂而獲得新生。他們還以環保樂器一起奏莫札特的K525《小夜曲》。看著他們以破鐵罐忘情的演奏,能不感動嗎?


古典音樂真的不一定是有錢人專利,它還可以走進社會最低層,走進人的內心,甚至更進一步,成為人們對抗貧窮和邪惡的動力。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南美委內瑞拉,便有人發現古典音樂是防止貧窮孩子行差踏錯的「良方」。這道良方的名字是El Sistema,最初由委內瑞拉經濟學家及音樂家José Antonio Abreu創立,不久便遍及全國,並改由委內瑞拉政府主理,每年投入大量資源。

El Sistema的理念,是以音樂作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本來可能變成吸毒者或罪犯的低下層孩子,因得到學習音樂的機會,而免於行差踏錯,甚至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現時El Sistema在委內瑞拉有102個 youth orchestras和55 個children orchestras,並於270多個音樂中心,為30多萬個孩子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2007年,由El Sistema青年組成的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在委內瑞拉年輕指揮Gustavo Dudamel帶領下,在英國BBC Proms音樂節演出,大受好評,也令全世界認識到這個計劃。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指揮Dudamel,因他本人也是El Sistema「出品」,而今天已貴為美國洛杉磯愛樂的音樂總監。

2008年,El Sistema創立者José Antonio Abreu獲得Glenn Gould Prize及其他不少獎項。作為一個減少年青罪犯的計劃,El Sistema的成績是肯定的,但在我看來,El Sistema更精彩的地方是:它證明了古典音樂不只是附庸風雅,也可以改變人生命,而且不論富人窮人。古典不一定曲高和寡。它也可以很入世,很革命。

The Recycled Orchestra:


相關文章:
委內瑞拉的古典「革命」  Edicson Ruiz談El Sistema

2013年1月6日星期日

低門檻的感動


去年初開始學鋼琴時,最大的感觸是:比起以前學習古典結他,真是輕鬆多了。鋼琴是個user-friendly的樂器,任何一個人,只要手指頭能動,他都可以輕輕敲在黑白鍵上,發出優美的琴音。他不用學習如何撥弦(如彈結他)、持弓(如拉小提琴)或吹簧片(如吹單簧管),簡單直接,用手指去按就是了。

回想以前學習古典結他,要發出美好結他聲,卻必須克服一重又一重的技術難題。

很多人以為,彈結他的最大技術考驗,是按弦時手指頭會痛。不過認真練過結他的人都知道,這並非核心問題。因為只要有足夠恒心,經常練習,手指頭很快會長出一層繭。有了繭,按弦根本不痛。
比起手指痛,手指因太過用力按弦(尤其當左手食指要同時按著六條弦線,即full bar時)而令魚際肌肉抽筋,或無力按弦而令弦聲沙啞,才是更難克服的技術問題。特別像我這類「細手一族」,full bar是絕對痛苦,卻又無法逃避。但相比起這些「左手問題」,結他最令人抓狂的技術難關,其實是右手的音色控制。

所謂音色(tone colour),指的是樂器所發出的聲音「質地」。結他以音色豐富見稱,而影響其音色的變數卻很多。右手手指觸弦的位置、指頭和弦線間的角度,以至用指甲還是指肉,都會影響音色。譬如靠近指板彈的話,會發出近似豎琴的聲音;靠近尾部橋位彈的話,則是金屬感較強的聲音。

音色變化多,本是好事,但對初學者來說,要成功在結他上發出合心意的音色,難矣。對我來說,最難還是指甲處理。古典結他多數以指甲彈奏,指甲長度和斜度多一分少一分,都會影響發出的琴音。無奈指甲天天生長,要經常將它修至適合長度、形狀和角度,是極大學問。尤其因為每個人的指甲弧度和質地皆有所不同,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指甲型,才可獲得穩定音色。在這方面,我可是一點天份都沒有。充其量,只是在練習前作一番簡單的「修甲」功夫:拿出一張已用到殘舊的幼沙紙,在指甲上來回磨幾十下,好使指甲邊沿順滑一點,不會起倒勾,因為手指甲的一點崩損或不平滑,都會嚴重影響彈奏時的流暢度。

因為「結他指甲學」沒有搞好,每次彈奏同一首結他曲,我都無法預計自己會搞出什麼名堂的音色,那種氣餒的感覺可想而知。此所以,鋼琴這款「低技術門檻」型樂器如此深得我心。隨便彈下去已有略為穩定、像樣的音色,練琴者可以將神精全面集中到音樂層面時,多麼感動!

當然,鋼琴絕對有博大精深的音色營造學問。俄國音樂家Scriabin便告誡過鋼琴學生:彈forte時不要像「掉下一串抽屜」般難聽。而被譽為全世界最偉大鋼琴家的荷洛維茲,則以變化萬千的音色廣受愛戴。不過對初學者如我,音色是暫時還未有能力和需要處理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對音色影響最大的,絕非我的手指,而是樂器本身,因為我用的是雜牌二手琴,除了高音刺耳,踏瓣亦雜音多多,和美好音色有大段距離......

也許未來會購買音色優美溫暖的KAWAI鋼琴,但現在,唯有在彈琴時加兩分想像,把刺耳聲和雜音自動在腦海濾走,就像聽黑膠碟時自動濾走沙沙「炒豆聲」。(學琴小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