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一棵菜看世界



去年在社區園圃當「格仔農夫」時,一位不太熟絡的農友曾對著我田裡的蕃茄苗搖頭:「種蕃茄?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要四個月才有收成!」

這位農友斤斤計較的神情和語氣,至今難忘。連假期時種瓜種菜都不忘功利計算,這真叫人大開眼界。

對我來說,學習農事,非為貪慕收成,只想藉著耕種,微觀各種植物奇妙的生存方式。我們太習慣視蔬果為食物了,很容易忘記薯仔白菜蕃茄蘿蔔曾經也是生命力強韌的有機體。走進園圃,擔張櫈仔,端詳格仔田裡種子破土而出、嫩芽迎著陽光招展優美紋理的綠葉,從一棵菜看見全世界,那種滿足和喜悅,豈是任何貨幣可以量度?

以為自己愛看瓜看菜,是世間「異類」,近讀日本作家稻垣榮洋的《蔬果觀察記》,以充滿感情的文字加上樸素的黑白掃描(三上修繪)為四十多種常見蔬果「立傳」,才知吾道不孤。稻垣是農學博士,擁有豐富的植物冷知識,對各種蔬果的掌故和特質瞭如指掌,令人每有驚喜。我便是讀了〈毛豆〉一章,才知道去年種在自家園圃裏的毛豆,若能等待豆莢成熟後才採收,原來就是製作豆腐的黃豆!稻垣解釋,毛豆和黃豆皆稱soybean(日本人稱毛豆為枝豆,常作佐酒小吃)。名字不同,實質卻是同一植物所結豆莢的「青春版」和「成年版」。

讀〈花生〉一章,也有奇妙發現。相信你一定有讀過許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吧?裡面提到:「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它們的果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下,等到成熟。」至於如何埋法,許地山卻沒有詳細描述。

直至讀了此書,才知道「落花生」的真正意思:花生屬豆科,但它不像其他豆類植物般在地面結豆,而是在花朵凋謝後,讓子房柄轉向下方生長,最後鑽入土中,於泥土裡長出莢果,即花生米。

落花生,原來是「落下花兒而生」!多美麗的意象。慚愧我吃了幾十年花生米才知道原委。

稻垣在序裡提到,這書緣於一段難忘舊事:學生時代,他在朋友的破舊公寓留宿,發現垃圾筒裏頭的枯萎大白菜(吃完火鍋後的剩菜),竟伸出了鮮嫩莖枝,還開出黃色小花!植物就是這樣擅於帶給人驚喜。只要願意張開眼睛,蔬果的生命力和智慧,絕對能潤澤城市人的乾涸心靈。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華叔的前半生:讀《大江東去》

讀司徒華的自傳《大江東去》,竟讓我聯想起一位舊朋友C君。初識C時,大家無所不談,我更視他為推心置腹的知己良朋。我自以為很了解C的思想和性格,可是隔了一段時間,我無意中得知,C原來曾經結過婚,又已離了婚。當時心裡很納悶:「真不夠朋友,竟然一直沒告訴我這些過去......到底我有幾了解這個人?」

之所以想起C,因為讀完《大江東去》,心裡泛起相類似的感受:原來華叔你從18歲到35歲都是中共地下黨的成員,更一直對「被黨掃地出門」此事耿耿於懷。但你到離開這個世界後,才正式公開此事......到底我之前對你的了解有幾深?

其實我一直認為,司徒華這一代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年輕時正逢祖國苦難羸弱,民國政府貪污嚴重,香港的英殖政府又氣焰高張,因此對共產主義產生憧憬,希望她上台後扭轉一切,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如華叔在回憶錄中引述的蕭伯納名句:「二十歲時不信共產主義是笨蛋,四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更大的笨蛋。」所以當讀到書中第二部分「挑燈看劍」,司徒華自述18歲那年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小組(共青團前身),並在上級指示下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今學友社)吸納英文書院左傾學生時,我是有點驚訝,但始終認為:這沒甚麼大不了。司徒華生前不公開承認共青團員身份,也許是不想成為反對者的把柄?

然而閱畢全書,想法有點改變。不得不承認,1958年的「學友社奪權事件」,是華叔至死不能解的心結。司徒華幾十年的知己游順釗在附錄中這樣形容:「(當時司徒華)被鬥得遍體鱗傷,受屈多年而無處申訴。到香港回歸前仍為這件事耿耿於懷。」我想這其實說得太客氣。從回憶錄的內容看,華叔在口述自傳時,應該都還未消氣吧。80年代,許家屯託人邀請華叔入黨(到底是許邀請華叔或是華叔自己要求,兩人說法相反。但司徒華在66年被地下黨冷待、於《兒童報》工作時,曾向上級提出想入黨,卻是肯定的),華叔在書中特別提到自己的回答是:「除非許家屯能夠將我許多的歷史問題解釋清楚,我才會考慮(是否入黨)。」但共產黨到他死前都沒「解釋清楚」,以華叔堅執的性格,這口氣怎嚥得下?

「奪權事件」,可謂華叔生命中最關鍵的一幕,但這一幕,一直在大眾腦海裡缺席。較年輕一輩香港人所理解的司徒華,是因八九民運、黃雀行動而和中共「頂到行」的民主象徵。但這個理解是片面的,它忽略了華叔早年對共產黨又愛又恨的心路歷程。到底他在生時對共產黨的疾惡如仇,會否部分基於個人對共產黨的恨?雖然無論華叔過去抱甚麼心理去反共產黨,最終後果應該差別不大(以他的正直個性,八九民運後一定不會願意和共產黨同流合污),但相信會有不少人覺得,基於私人恩怨的決定不及抽離的批判來得高尚。而我亦覺得,若不了解華叔這段跟地下黨的「傷心過去」,根本不能真正了解華叔的後半生。

報上說,民主黨人對華叔曾入共青團這件事感到詫異,又要求華叔家人公開錄音帶云云,可謂方寸大亂。其實又何必如此失禮?這次回憶錄所爆出的司徒華「秘密」,根本不會令原本認同司徒華的人完全改變對華叔的看法;不過就像我在文首提到的那位朋友般,回憶錄裡的新資料,會令我重新描畫一副較全面的華叔肖像,卻是真的。

司徒華生平
1931年  2月 28日 司徒華在香港出生
1941年 日軍攻港,舉家回廣東開平避難
1946年 回港後入讀油麻地官立學校第七班
1949年  4月被邀籌組「學叢之友」讀者會(後演變成學友社)
1949年  9月秘密宣誓,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
1950年 畢業於皇仁書院
1958年 在學友社被奪權
1960年 被指派到《兒童報》工作
1966年 要求加入共產黨,但遭拒絕
1973年 成立教協
1984年 拒絕許家屯入黨邀請
1985年 晉身立法局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1989年 成立支聯會及退出基本法草委
2004年 宣佈不再參選立法會
2011年    1月 12日 病逝,終年 79歲

司徒華作品匯編:http://www.hkptu.org/szetowah/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少做一點不會死


在研究院唸書時,嘗試混進二十多歲年輕人的世界,卻發現彷如闖進火星。

助教房間裡有一道慣常風景:某同學打開手提電腦準備寫論文,同時順手開啟MSN或QQ即時通訊軟件,一旦有友人登入說聲「hi」,他便會立時丟下論文跟友人網聊;類似情境一天內會重複發生,於是某同學全日皆沒法為論文添上新的一筆。

第一次看到這種新世代行事作風時,實在大受衝擊。我無法理解,為何準備寫論文卻不專心致意完成它?反而讓自己暴露於更多外界干擾之中?

「一心多用」無疑是互聯網時代的副產品。近讀Leo Babauta的《The Power of Less》(台譯「少做一點不會死!」),再次勾起此想法。

Leo Babauta指出,現代人貪快貪多,常常想在很短時間內幹很多件事,以為這樣才算有效率,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因快得慢,最後可能甚麼事也沒有做成。他於是構想出一套「禪習慣」理論(zenhabits是其博客名稱),主張減少就是力量,學習專注做每一件事。

這位居於關島的仁兄試圖以踏實、簡單的建議,幫助讀者從亂七八糟的生活中躍出,看清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追求甚麼。他的其中一個建議是:將宏大的人生理想,切細為較易達到的小目標,然後專注將小目標養成為生活習慣。對於那些喜歡做白日夢但實際執行力缺缺的人士,這方法應該很有效。

而這種「養成習慣」的做法,也可醫治「一心多用」這時代「病症」。譬如習慣使用電腦時不斷查看電郵的人,Babauta提議他們自設一個月限期,嘗試養成每天只於固定時間查看電郵的新習慣。Babauta表示,他也是以此「Monthly Challenge」方法成功戒煙,以及寫出這本書的。

小時候,父母教誨我們「食不言,寢不語」、「一心不能二用」、「慢工出細貨」,說穿了,不過是想我們學懂凡事必須專注地幹,才能心神篤定,發揮最強小宇宙。可是來到互聯網世代,這種對single task帶著崇敬心的老式智慧,已被揚棄。Multi-tasks竟成了理所當然。

搞不懂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可能是multi-tasks主宰了電子產品的定位,而這定位反過來主宰大部分人生活習慣,又可能是multi-tasks正中人類貪多務得本性的下懷,加速了電子產品向多功能方向發展?感謝Leo Babauta這本小書,提醒我要好好清理腦子裡的desktop,將各個生命的tasks重新歸位。

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廿二年

六四來到廿二年。上星期,回報館當替工,負責校對的版面是同事們集體撰寫的「6422」跨版專題。有記者訪問了黃碧雲。她對六四的態度,是不會忘記,但也不想回憶:「把它歸納到人類歷史之中,也不是唯一一次。我們讀《史記》,屠城、血戰、弒父殺子,不過都是一兩句。還有現在還在發生的大戰役、恐怖襲擊……」

不能苟同黃的看法。的確,任何一起政權屠殺民眾的事件,放在歷史的長河裡,都只不過是一句起兩句止的記載。然而換個角度看,若果經歷過事件的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或只是以「同代人」身份遠距離地觀看),沒有鍥而不捨地向下一代人講述、評價、反思、懷念那件事,它可能連那一兩句的曝光機會也沒有罷?

我相信,歷史是動態的,一代一代人會不斷調整對一樁樁歷史事件的看法,直至那些事件距離得足夠遠,其後續的發展清晰可見,看法便漸漸被固定下來,然後成為歷史書中那一兩句。六四只過了廿二年,它是一樁還未被「固定」的事件。至少,我們這些同代人都會覺得,要待有關政權對它重新評價,給予它肯定,才談得上進入「固定」的階段,如台灣的二二八。

此所以,今晚還是會繼續參加六四燭光晚會,為所有六四的亡靈,也為六四事件本身。

維園見。

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奀椒的故事


去年秋天,在租用的園圃土地上,播了一些自家風乾的尖椒種子,可是不知何解,長出來的尖椒小苗又奀又黃又矮小,至園圃租約期滿,都不見花兒果兒影蹤。及後園圃租約完,花苗都搬了回家,令家裡花滿為患。没想到搬回來的其中一棵奀仔尖椒苗,後來竟落戶在我家樓下的小花圃,展開它的下半場生命。

話説這樓下小花圃,向來由13樓的一位退休外省伯伯負責照顧。因大家都是惜花人,碰面都會打聲招呼,談談花草,也談談早陣子業主大會通過花鉅金翻新整個屋苑的決定。某天得知我們因沒了「耕地」而頭痛後,好心的伯伯發揮鄰里互助精神,讓出小花圃一個丁方角落,讓我們安置無處容身的植物。就這樣,奀椒在小花圃裡「定居」了。

冬去春來,我幾乎已忘記了奀椒,它卻在春日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日漸茁壯,變成高大的小伙子!自此,每次出門時,我都不忘看它一眼,隔周又會為它澆海帶浸的鉀水。奀椒不負所望,很快結出第一條尖椒。我和母親滿心期待收割這條椒。可是過了幾天我出門時,卻發現尖椒果子不見了!母親知道「失椒事件」後,一口咬定是前晚她澆水時上前跟她搭訕的男子偷的,大嘆「治安」不靖。不過,很快她便由樓下的通宵更保安員口中得知,「偷」去第一尖椒的,原來是13樓的外省伯伯!據講,伯伯家裡的指天椒某日正好用光,靈機一觸,到樓下小花圃摘椒去也......

伯伯借出土地給我們,要取椒吃當然沒問題。真相大白後,我們也不再疑神疑鬼怕有偷椒賊。而奀椒很識趣,很快便結出新的尖椒果子,數量更在二十條以上!今天下午,忙完工作後,想起奀椒,便攜著照相機到樓下,為它拍下果實累累的近照。

2011年4月5日星期二

台北隨感:庶民的自由舞台


不知從何時開始,旅行最讓我著迷的不再是風景或美食,而是借旅行所見所聞,對自家城市進行反思。這趟到台北,因帶著母親同行,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途上,但心裡真正留神關注的,卻常常是彼邦有而我城無的一些事、一些情。「為何這座城市懂得如此這般,而香港卻不?」說起來,都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仔細推敲,卻見大道理。

其中一件令我很感觸的事,就是台北街巷的小店前,那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破舊椅子。台北市有不少舊建築仍保留了騎樓底和柱子(像旺角彌敦道的舊樓)。行人路都有瓦遮頭,不怕下雨刮風。在這些騎樓底下經營的通常是些小店,有趣的是,不論是鞋店、美容店、理髮店、腳底按摩店,甚或是麵包店、蔬菜店,店主人為了方便顧客等候、休息或試用產品,都喜歡在店前行人路上、兩條大柱之間,放置三數張椅子(有時加上桌子)。

桌椅看來擺放經年,可見政府從沒有以「阻街」之名,要求店主撤走桌椅。對於這些放置在理應算是「公眾地方」的枱櫈,我是由衷的喜歡。一來因為在街上走得累了可隨意歇歇,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悄悄地宣示著台灣仍然是個滿有餘韻的城市。縱然被烏煙瘴氣的政治搞到頭大,但台灣人的尋常日子,卻是在「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環境裡度過;法例只管嚴重的大是大非,它管不了(或不願管)街上的小人物,靈巧、聰明的庶民智慧,仍然有很大發揮空間。換句話,庶民生活仍有相對大的自由。

庶民的自由,這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卻是非常稀罕的東西。香港政府太有作為了。我們連尋常生活也在政府的「規管」之中。無論大小商店,這個城市都絕少出現越出店面、在行人路上放幾張椅子的行為,因為政府一早已將「阻街」界定為違法。(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A條,任何人在無合理解釋下,在公眾地方進行一些活動或擺放物品,對其他人或車輛造成或可能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便屬違法,可處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

當政府認為保持街道整潔比保持街道活力重要時,潛移默化下,我們這些香港仔女都已把這種價值觀內化。我們就算有好玩有趣的手作,也不會想到在街頭販賣(因為這是違法的);我們就算有很多創作點子,也不會想到在街頭賣藝尋找知音(因為這是違法的);我們就算累了,也不會想到在公園的草地上大字型躺下享受一下(因為這是違法的);我們就算碰上風和日麗的日子,也不會想到在街上寫生(因為這也是違法的)......

相比起台北,香港的街道空間,沒有庶民活動的舞台。我們失去了使用街道的主動權,同時也漸漸失去了一份創造力。當台灣的小人物都可以活得如此有滋有味,唉,香港人的空間卻被壓縮於「千店一面」的大型商場之內。

這些就是我那天坐在台北師大路「一之軒」麵包店前的紅色籐椅時,心裡所想到的。(台北隨感之一)

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

兔年讀的三本書


兔年來到,我也終於下定決心,和糾纏了幾年的論文說再見,也和穿戴了幾年的「0.5個研究生」身份說再見。原以為將已經寫了一百頁的論文就此棄置,應會感到一點點兒失落,然而回學校辦手續那天,卻只覺得徹底的輕鬆和愉快!看來我這個人是壓根兒不適合搞學院裡的學術(尤其不擅長和食古不化的教授打交道),還是搞搞自家書房裡的tailor-made兼DIY學術,比較對味兒吧。

再不需要將所有工餘時間獻給寫論文活動,生活的節奏和內容自然大不同了。虎年年尾,美美的由年廿五開始放自己十天假期,然後挑了兩部長篇小說來讀:村上春樹的《1Q84》(共三冊),和高陽的《胡雪巖》(共三冊)。《1Q84》的第一、二冊幾乎是一氣呵成的讀完。我跟同事都覺得,村上這次竟然有興致說「故事」了,真是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但來到第三冊,覺得作者開始長氣,情節拖得太慢(或許他沒想到讀者是一連氣的讀三冊書罷,所以常常「前文提要」),而且現代人的苦悶真的不是我那杯茶,於是讀了第三冊的一半便擱下,轉而翻出在書房裡躺了幾年的《胡雪巖》來。

這書其實是撿回來的。在海景大學唸書時,有位教授免費送出半間書房的書,任由學生和老師拿取。一套三冊的《胡雪巖》,草綠色的淡雅封面,書頁書封沒有任何卷曲,一看就知,書的主人從來沒翻過一頁半行。我當然第一時間把它拯救回家。

高陽的歷史小說,可謂久仰大名,但從沒機會讀,《胡雪巖》想是個好開始。高陽的文筆,不像金庸般有知識份子味道,卻勝在節奏明快,歷史感充足,第一冊是一口氣地看完的。書的背景,涉及清朝漕運活動(即經由江浙的人工大運河,官員將南方的米糧和物資運送去京城的龐大河運活動),是我極感興趣的歷史片段,所以讀得特別投入。

胡雪巖是個長袖善舞的聰明人,本來只是錢莊的小小學徒,但因有眼光、有膽色,成功「押寶」在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身上(挪用錢莊的五百兩銀票,助王有齡補實官位),因而得以開辦自己的錢莊。胡後來投在浙江巡撫左宗棠門下,光輝了一段日子之後開始衰落,62歲抑鬱而終。第一冊主要講述他如何運用高EQ和「八個罈子七個蓋」的虧空官款「技術」、最終擁有自家錢莊的「風光史」。讀得頗心驚,因為這簡直就像在述說今天中國貪官的做法......而今天人們的貪污程度,比胡雪巖時應是過之而無不及?

《胡雪巖》讀了一冊後,忙著工作又暫時放下了。初十那天,參加了促請政府建港島單車徑的單車遊行,由堅尼地城騎單車到筲箕灣。遊行完畢,在筲箕灣東大街的救世軍二手店,竟有意外收穫:以十塊錢購得一冊1991年香港天地版《停車暫借問》!二十年前的出版物,無論書籍設計或小說內容,都比現在的書要耐看得多。(《停車暫借問》曾在08年出新版,但論書的裝幀,實在大大不及舊版...)雖然小說主人公那情竇初開、患得患失的感覺已難以觸動我,但鍾曉陽寫的偽滿時期和四十年代東北瀋陽的風物,還有她特意略過、不直接描寫主角心情的敘事風格和策略,卻是到今天讀來都不覺得過時的......

如是者,新十五過去了,兔年伊始讀的三本書仍未有一本讀完!幸好,日子悠悠長,我相信,擱下的書都總有唸完的一天。兔年,也肯定是在書海有滋有味地盪漾的一年。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那場百年前的革命


彷彿是上天有意開中國人的玩笑,2011年甫開始,便傳來孫文庶出的么孫女孫穗芬在台遇嚴重交通意外的消息。翌日下午,半生為民主理想和平反六四奔走的司徒華,病情急轉直下匆匆辭世。報上說,病榻上華叔念茲在茲的,是支聯會今年必須辦好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

在這種種「提醒」下,我們記起一百年前那波瀾壯闊的辛亥年(1911):革命黨人經過十 次失敗起義後,終於在十月將星星的革命火舌由湖北武昌燎至中國十七省;翌年孫文就任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四千多年的帝制和二百多年異族統治,在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下同被推翻,帝國一朝成共和,「辛亥革命」,堪稱中國現代史的重要分水嶺。然而,若翻史書看看,會發現這場革命除了完成「驅除韃虜」的使命外,並沒甚值得大肆慶祝:先是袁世凱架空、解散國會,當其洪憲皇帝,繼而是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日冦入侵......最後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解放」中國;這一大堆如亂麻般的歷史糾葛,又有哪一段符合孫文、黃興等起義者的「創立共和」初衷?

辛亥革命,更像一個突然被打翻的潘多拉盒子--國體遽變,頃刻間誘發出政治貪婪者的邪惡自私本相,任誰都難再收服;江湖於是從此多事,民主、共和只能淪為獨裁者的幌子,最後更壽終正寢。更有甚者,一百年後,總理遺囑裡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竟未過時,被華叔借用為支聯會口號;辛亥革命所遺下的爛攤子之「爛」,不說自明。

但已故學者唐德剛在《袁氏當國》說得對:這個「爛攤子」,註定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經過民主洗禮的香港人最懂這個道理:要由千年帝制一變而為現代民主制,如此翻天巨變,豈是依樣畫葫蘆選出總統、國會便可成事?《基本法》尚且用了五六年才寫成(還漏洞多多),何況國體之大變?事實上,任何政治制度,皆有整套政經系統和社會價值觀作支撐;要政治家和百姓瞬間丟掉帝王將相那一套,打心裡尊重起法治來,又怎可能?一如唐德剛在其著作所一再強調的:社會政治型態的轉移,是一轉百轉,就像長江三峽流入太平洋,要經歷千迴百轉才抵目的地,豈能「畢其功於一役」?

正因看透民主運動是「持久戰」,唐教授不像大部分主流史學家般,將共和的失敗,僅歸咎於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反而視袁為歷史過渡期的悲劇人物,對他語帶同情。

其實,就算今天回看,民國初期意欲推行的美式民主(總統制)和法式民主(總統加內閣制),都是異常大膽的嘗試;如民國元年(1912年),袁世凱繼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後,按《臨時約法》舉行的國會選舉,便是全中國史無前例的民主「直選」。(不計台灣的話,暫時也是後無來者)雖然選民資格如性別、學歷甚至財富皆有規限(只限小學學歷以上男性,年納稅2元以上或擁500元不動產),但人民的確當家作主、無花無假選出了274名參議員、596名眾議員!此地追求多年的民主直選,早在99年前中國已經出現,想想也令人振奮--可惜它只是一閃即逝。在完全沒法治基礎的中國,共和實驗註定失敗。

要知道,當時忽視法治的,不單是袁世凱,連孫文也有份兒。早在國會選舉之前,袁多次露出獨裁尾巴,懶理什麼權力互相制衡的西方政制精神;「留美幼童」出身的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理唐紹儀,就是因為無法忍受袁氏架空其權力,所以上任 3 個月後,便憤而一走了之。不過,另一方面,當國民黨取得國會選舉多數議席,黨魁宋教仁卻不旋踵遭袁派系暗殺身亡時,悲憤莫名的孫文,也一樣將法治拋到九宵雲外,不顧黃興等反對,一意孤行要起兵討袁!連孫文也視「法治」綁手綁腳,那麼袁世凱之後解散國民黨和國會、改寫憲法自封終身總統,也就只是「更上層樓」了。從此,「槍桿子出政權」成了硬道理,法治崩塌,由無止境的軍閥撕殺取代......

今天,我們若取唐德剛教授的觀點來事後孔明一番,自不會責難這班歷史人物不懂法治之重要。怪只怪,有太多偶然,將歷史推向我們不願卒睹之局面。唯幸,按唐教授的「歷史三峽論」,民主代議政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終會臨到中華大地:他更樂觀預測,那將是21世紀中葉後的事。將唐的觀點,對比華叔離世前預言 2022 年六四將會平反;看來兩位「愛國者」,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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